总的来说，中华民族是很重义气的民族，而最能打动中国人的就是“舍生取义”这四个字了。在现代企业里，老板适当地讲义气，可以赢得更多的朋友，得到更多的帮助。因而，曾经在企业创业初期“劳苦功高”而却不会经营企业的庸人集团有存在的必要性。甚至很多老板很愿意主动建立一个庸人集团，增强对自己有利的舆论导向，树立中国人心目中的良好企业形象。
北京旗星智业管理咨询中心专家张鼎昆认为，义气和仁义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两杆秤，庸人集团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
“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牲自己的含义，最能打动中国人的就是“舍生取义”这四个字了。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意思是，生命是我所追求的，正义也是我所追求的。如果二者不能同时完满，那么我便会舍弃生命而奉行正义。
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中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虽然关羽的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但是在民间，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而诸葛亮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浒》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残忍，破坏一切规矩，那不要紧，他们讲义气，所以是英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文才武略都平庸之至，又是一猥琐小吏出身，为什么众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为领袖？其实理由很简单，宋江“仗义疏财”，是一个讲义气的典范。江湖上说起来，都尊称一声“及时雨”，而这也才使得他手下的一帮兄弟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把他扶上了大哥的位置。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又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唐代大儒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原道》）民间百姓的理解则更为直接，说某人为人讲义气，多指其耿直、豪爽，说话算数，爱帮助人、为朋友“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言必信、行必果，诸如此类。蒋清越在《你是中国人吗？》这本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用一个字来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那就是这个‘义’字。通常对一个中国人最好的评价，就是这个人仗义不仗义，讲不讲义气，仁义不仁义。一个人要是不讲义气，在江湖上就会遭人不齿，大家都不愿意和一个不讲义气的人交往，而讲义气的人，总是会得到大家的赞美与拥戴。”
西方人以个人为本，崇尚个人大于群体，不讲义气，‘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国儒家对此很不屑，认为“以利为交者，利尽而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外交关系、外交事务处理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义气，重言诺：“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无偿援助”、“不惜承担最大民族牺牲”等“舍身取义”的决心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上的声誉，维护了国家利益，并且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援助。虽然刚建国时一穷二白，但是这种软实力却是不能忽视的。朝鲜战争时美国人不懂中国人这一点，于是在朝鲜战争中吃了大亏，越南战争更是彻底失败，还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
人们在比较中西方文化时，都注意到一个重大差别，即中国人价值观以家庭、家族为本，崇尚群体大于个人——这正是义所依附的本体、产生的根源。
来看目前大大小小的老板们，创业初期大多是靠兄弟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家都把义气看得很重。崔鹏、李源在《中国式管理的劣根性》一文中描写了一种中小民营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庸人集团”的现象。
民营企业的老板，开始创业时都是靠兄弟几个拼命拼出来的，当时的年代，没有制度，没有规定，大家凭着口传心受，凭着义气团结在一起。一群人中最德高望重、胆大心细的成为了“大哥”，一切由大哥当家，兄弟们商量着办，如果大哥的眼光比较独到抓住了机会，而公司越做越大，大哥变成了企业家而兄弟们又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时候，就是庸人集团形成的时候。
于是公司中的很多职位都是“因人设事”，完全的空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实权，仅仅是为了哥们儿情谊和义气，给这几个“劳苦功高”的元老留下的“名誉”职位。这些“老资格”仗着当年和总经理一起打拼的情分，坐享其成，工资待遇比谁都高。心情不好了，还要向新来的员工发发威风，摆摆谱。这个集团的统一“口头禅”就是“想当年……”。很多庸人集团只能用时间磨灭。而在很多国有企业里存在着的庸人集团，则是一些老员工，他们为公司辛苦了大半辈子，是属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那种人。
对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来说，如何恰当地安排“兄弟们”退位让贤，像宋太祖一样巧妙地“杯酒释兵权”，不致于引发人事地震，则相当能考验一个企业家的“中国式智慧”。
现任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学习型组织专业委员会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员、北京旗星智业管理咨询中心专家张鼎昆认为，义气和仁义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两杆秤，庸人集团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老板默许甚至提倡庸人集团的存在，不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庸人集团浪费了多少资源，而是因为，他在效率和道德底线中选择了后者。如果一个老板否决了庸人集团存在的意义，虽然他在制度上是成功者，但他会在人们的心目中失去更多。他首先会被离去的庸人集团形容成残忍杀害为他在豆腐房推了一辈子磨的驴子的掌柜，这种不良舆论的散布会让现有的员工工作得心灰意冷，而且下一批将加入庸人集团的人也会因为出路被堵而兔死狐悲穷则思变，有的甚至铤而走险。由于这些原因，很多老板很愿意主动建立一个庸人集团，把自己塑造成忠义千秋的关二爷，增强对自己有利的舆论导向。
平心而论，老板能够讲一定的江湖义气并不是什么坏事，适当的江湖义气是一种美德。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讲义气的人是受尊敬的人。古时候的义士一诺千金，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最值得称道的义气。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也一样脱离不开江湖义气这个东西，适当的讲义气，可以为自己带来方便，也可以赢得更多的朋友，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总的来说，中华民族、整体上的中国人，是很仁义的民族，是很重义气的民族。所以中国企业家的所作所为也要符合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和心理尺度。中国就是这样奇怪的国度，一个人不能因为极聪明就能成功，一个人成功的首要条件也不是聪明，而是会做人、讲义气，有时甚至别的什么都不会而仅仅会做人就能获得成功。所以中国企业家要把眼光放长远，注重自身企业形象的树立和社会舆论的导向，而不是过于追求西方一切以刻板而残忍的数字来说话，企业才能够“得道多助”，从而发展壮大、源远流长，基业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