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卡拉马祖
朱莉怀孕了，这消息并没使我们大惊失色。我甚至觉得它没有一丝出人意料。我们结婚有几个月了，一同畅想的未来中有绝妙的新工作、充满异国情调的新居所（当然绝不是卡拉马祖），这幅蓝图中也包含了孩子。当时朱莉还年轻，只有20出头，我也刚从首段婚姻的阴霾中走出。我和前妻没有孩子，这段婚姻耗损了我10年最为美好的时光。为了和朱莉在一起，我离开了生活长达29年的得克萨斯，至今依然没有完全适应这个位于中西部的高纬度地区。既然这么多改变都势在必行，那为何不让一个孩子降临呢？有个孩子的生活有多难？我们窃喜地咯咯一笑，对未来没作任何深思熟虑就开始“尝试”了。不久，新的生命开始萌动。
我们来到了卡拉马祖。卡拉马祖是密歇根州的一个小城镇，所处地貌的离奇是我前所未见的。它位于密歇根州西部的一片狭长地带，从密歇根湖的内陆起蜿蜒约30英里。科学是这样解释的：密歇根的冬季洋洋洒洒有6个月之长，在此期间，厚重的云层载着从密歇根湖吸收的水汽，向东移动直至该州的大陆地区。大约前行了30英里后，水汽开始凝固，纷飞的大雪降落在下方贫瘠、裸露的土地上。这被称为“湖泊效应”雪，一旦飘落便是暴雪。我头一次经历这样的雪是在某个早晨。我还在温暖的被窝中酣睡，就在我入睡的几个小时中，大雪悄然而至。我睁开眼，发现外面的积雪达32英寸之厚。32英寸的积雪！我即刻取来相机。
我举这个例子，目的并不在于感慨“西密歇根果真会下这么大的雪”，而是这样的雪会告诉你居住在这里的该是怎样的一群人。多年以前，只有为获取毛皮的捕兽者和印第安人才会涉足这片天寒地冻的世界，在由湖泊效应造成的32英寸的积雪中穿行。之后，一群露宿者到来，看到这一气象学上的奇葩，说道：“天哪，我们终于找到了家园。”受暴雪青睐的不仅有卡拉马祖，还有“大湍流”。“大湍流”既不大，也没有湍流，但同样受到了湖泊疯狂的诅咒。密歇根是由一群受虐狂们建立的督府，当然这里的受虐不同于寻欢作乐。
每当我回忆起在卡拉马祖的那段时光时，我会发现自己竟是如此不舍，这是我当时没有想象到的。若干年前我的首次密歇根之行以狼狈开始。我眼睁睁地看着才干了几周的电脑销售工作离我而去，紧接着牙病发作了，而我又没上保险。我在达拉斯的旧雇主仁慈地邀请我回到原先的职位。但一周之内，一场不折不扣、淳朴憨厚的暴风雪阻挡了我前往得克萨斯的去路，任凭我鼓着肿胀的嘴巴颠簸前行也没能突出重围。至今，我依然觉得当时的卡拉马祖是在跟我玩极刑游戏。
但是说真的，那几个冬天的煎熬难耐，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不寒而栗。乔伊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时还住在达拉斯。我打电话向他倾诉说，被这样一个极寒的冬天困为阶下囚也算得上是一次与众不同的经历。他打趣说，这是“对新人的挑逗取乐”。尽管如此，卡拉马祖的夏季却十分宜人，因为它毗邻密歇根湖。西密歇根大学坐落于该城，这也使这座城市带有几分时髦大学城的味道。较之弥漫于该州大部分地区乡土气息浓重的“密歇根民兵组织”氛围，这样的小城别有一番情趣。这座城镇最为显著的标志性建筑是矗立在州立精神病院的水塔。它森严可怖，距今已有百年历史。而坐落在城镇中央的公园，四周尽是高耸云霄、风格冷峻的教堂。公园里赫然立着一池喷泉，池中鳞次栉比的石雕像极了一个个石化的少年。而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西密歇根大学附近的“汉堡王”分店。店里的人们曾第一时间目睹了猫王的遗体（“肉体”一词可能是那些坚信他永生的仰慕者们更愿意使用的词汇）。
卡拉马祖是个不一般的小城，尽管它曾试图“谋害”我，但还是让我为之动容。
“你想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说道，“我的意思是，当然，我想知道。”我停顿了下，说：“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我想知道，”朱莉平静地回答：“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晚饭点的那份海鲜牛肉，我尝了几口后就知道了。”
“是真的吗？”
“是的。那么，你想知道？”
“嗯，”我说，“我们来确认一下。”
于是，朱莉取来试纸作了尿液检测，我们的生活也在这一刻永远改变。这天刚巧是1999年的母亲节。
“舒勒”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有趣。坦白地说，我还想过胡诌些什么。看到我们不假思索地便决定要个孩子，你可能认为我们是从元素周期表上替她随意选的名字。这个名字称不上非同寻常，念做“斯凯·勒”（Sky-ler），在美语中通常写作舒勒（Skyler）或斯凯拉（Skylar）。它在荷兰语中是“学者”（Scholar）的意思。我们之所以会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它能预言孩子非凡的才干（或是一种莫可名状的荷兰风情？）。好吧，其实取名的真实过程再平淡不过了。
我们婚后一个月左右，在那个带着宿命味道，又略带尿味的母亲节之前，我和朱莉前往一家高档餐厅用餐。餐馆的名字叫北美五大湖船运公司。对卡拉马祖来说，这是一个奢华的地方。在停车场中，没有一辆汽车的保险杠上缠着扫雪机；当年，人们也刚好在这里看不到猫王的遗体。朱莉的父母给了我俩一张双人免费餐券作为礼物。这样的结婚礼物大有“既然我们阻止不了这场婚姻，也不能对新郎下毒手，那还不如给他们些食物”的意味。这是个休闲的季节，我俩相爱着，我俩饿着肚子。
我们在餐桌前就座。为了使自己看起来不像花生一样木讷呆滞，负责我俩餐饮的女侍者走上前来介绍自己。她名叫舒勒，友好、美丽又风趣。但最重要的是，她有个新潮的名字。
“舒勒，”我们驾车回家的路上，朱莉喃喃地回味着，“舒勒，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这就是舒勒一名的由来。
朱莉怀上舒勒后，决定即使到了用声波检验孩子性别的那天，她也不想知道结果。而我恰恰相反，只要是能知道的，任何细节都不愿错过，因为我不需要惊喜，单是孩子出世这件事就足以让我魂不守舍了。声波检测那天，我们看到了胎儿，但对我们眼前所见为何物却一头雾水。我只是眯着眼纳闷，“这个是小鸡鸡吗？哦，绝对不是……”我们向实验室的技术师解释说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想知道后，她把我带到了走廊，生怕朱莉隔墙听到似的，在我耳边悄悄说道。
“是个女孩，”她说，“恭喜你们。”
“您确定吗？”我问。
“我打包票。她大方地让我们看到了证据。”
证据。我目瞪口呆，原来我们的宝贝已经成形了。
后来，我和妻子讨论该给孩子起什么名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我必须像对待女孩名字一样仔细斟酌备选的男孩名字，要不就会露馅儿。问题是，我俩不约而同地即刻意识到，如果是女孩，她的名字会和那个女侍者相同，就叫舒勒；对于这点，我俩早已达成共识。
然而，我们就男孩的名字却各执己见。为了不把舒勒的秘密泄露出去，我必须大智若愚地去否定那些令我无动于衷的名字。
所以，舒勒，如果有一天你能读到这些文字，就会了解到你的母亲有多爱你。如果你是个男孩，你的名字就可能是“贾斯珀”，诸如此类。
朱莉用试纸检测的第二天，我们来到当地一家名为“育儿顾问”的诊所进行确诊。常识告诉我们这样做比较保险，但是说真的，我怀疑他们用的也就是我们从杂货店买来的那种试纸。因此，我俩大可转身离开，亲自动手再作一次检测。但是，从医生装扮的人口中郑重其事地说出“您的太太有身孕了”，颇有一锤定音的神奇功效。我们走出诊所时，一群反对堕胎的抗议者冲我们挥舞着触目惊心、血迹斑斑的海报。
“我们没打算堕胎！拜托！”朱莉大声喊道。我们在人群的推搡中艰难地走向汽车，途中朱莉还朝他们挥舞着免费的宣传册。
这些册子是我俩的意外收获，里面是一些小巧的漫画，记录了胎儿的发育过程。我曾心存侥幸地希望漫画的主角有个像“胎儿克莱图斯”一样讨人喜爱的名字，但很可悲，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获得了一些基本信息。这对我俩来说是件好事，因为距离朱莉的首次会诊还有一周半时间，而等待和专业医疗人员对话，10天也恰似遥遥无期。他们怎么知道我俩不打算出去庆祝一番，去大放一场鞭炮或是买几份掺了镇静剂的奶昔？
面对这一指日可待的父亲角色，大多数男士的反应都如出一辙，鉴于这点，我若是略显惶恐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我却超乎寻常的狼狈。朱莉把怀孕的消息告诉我时，我痛哭流涕。在第二天驾车上班的路上，我依然潸然泪下。有一回，朱莉甚至忍不住问我是否也要进行一次怀孕检测。我知道，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情绪波动，部分是出于将要当父亲的欣喜和对新生命诞生的感慨，而更多则是由纯粹、持续、透彻脊骨的恐惧造成的。那种恐惧你是知道的—“谢天谢地，虽然我都吓得屁滚尿流了，但还好穿了棕色裤子”。我在肥皂剧《急诊室的故事》中看到了那一幕：格林医生试着为产妇接生，顿时一切天昏地暗。如果你看过那一幕，也会记忆犹新。相反，朱莉却十分冷静，似乎事不关己。同所有怀孕期的妇女一样，她正逐渐进化成一个神物。她也表示永远都不想看有关接生的那集电视剧。
我们买了本孕期记事本。朱莉希望有个空间可以让她记录这段经历中的点点滴滴（例如，“今天我呕吐了！”），而我则完全被这本日记吸引住了，因为孕期的每一天里它都向我简明扼要地描述孩子成长的过程，并伴之些许艺术性的粉饰来展现一个快乐的胎儿。例如，这本册子告诉我一周以后我们的小宝宝就有“小熊软糖”的尺寸和外形了。我们把它唤做“小甜心”，因为它给我们的生活注满了浓情蜜意。它有个麦穗大的小脑袋，并已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大概会像鱼饵那样收缩一下。我料想它待在那儿会很无聊，就时不时地朝朱莉的肚子捅一下，这样“小甜心”就有事可做了。
它也有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肉节，这些肉节最终会长成胳膊和腿。迷你的关节和膝盖也日趋成形，当然还有脚趾。谁能想到我们的脚趾是先于脚出现的呢？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它已经有小乳头了。我没料到乳头的形成竟然这么早，大概也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原先应该认为它们是最后成形的，就像是生物上的“成打验收”章，在它呱呱落地的一刻才给安上。
我们第一次决定去看医生时，就清楚卡拉马祖不是一个久留之地。之所以当时会在那儿逗留，是因为朱莉是西密歇根大学音乐系的学生；而我之所以离开得克萨斯，是因为已厌倦了异地恋情，并且那时的得克萨斯没有什么值得我牵挂的。我在得州从事电脑行业的工作，但坦白地说，这份工作有点儿令我捉襟见肘、兴致低迷。来到卡拉马祖以后，我开始教授长号课程，并在当地一家“巴纳斯和诺贝尔”书籍零售店谋得了一份古典音乐导购的活计。我在“巴诺”（简称）工作后不久，朱莉也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差事。起初，她在咖啡店打杂，但一向不甘平庸的她很快得到了晋升，成了一名书籍零售商。待到婚后有了孩子，我俩都萌发了进军管理层的念头，但是在卡拉马祖，获得晋升的可能性十分渺小。而在底特律，工作的机会却有很多。此外还有一点，朱莉的家人住在那里。有什么地方比在家人的呵护下让一个新生儿出世更适合呢？
我们的下一站是底特律，确切地说，是底特律的郊区。几周后，我们迁往位于密歇根州弗莱瑟市的新居所。如果说影片中饶舌歌手痞子阿姆在八英里街道坎坷而不堪入目的生活确有其事的话，我俩在十三英里街道的生活就略显平淡，不足以成为影视作品的素材。（阿姆曾经的生活真是那样吗？给我俩看病的牙医，他的诊所就位于八英里街；虽然我承认在那儿我经常在奴佛卡因或一氧化二氮的麻醉下失去知觉，但八英里街给我的印象从来都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贫民窟。）我们曾亲眼目睹一位应召女郎径自走向塔可钟的免下车点餐专用窗口，但她并没向任何人挤眉弄眼。即使是这样的人也需要时不时地来一份菜豆玉米煎饼。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地方或许不是抚养孩子的最佳选择，而我们也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它不会是我们的久留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