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明
少年的记忆
我认识徐宁是在1944年，我们在延安保小四年级同班学习，我16岁，她11岁。她剪个娃娃头，白皙的脸上一对深深的酒窝，笑起来格外逗人喜欢。那时班上有40多位同学，我是学生会干部，学习成绩名列前三名，经常帮助同学学习，周六还给大家讲岳飞的故事。1945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努力做模范，更加老成持重，老师和同学都很信任我。徐宁的性格与我反差很大，她开朗大方，天真烂漫，学习也很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5年7月的一段小插曲在我们俩的人生道路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是毕业的日子，我患重感冒合并鼻上颌窦蓄脓症住在医务所治疗。我的病刚刚好转，徐宁也患猩红热住进医务所。她发着高烧，一人住在一个窑洞里，孤独、寂寞，还有些害怕。一个年仅12岁的小姑娘，领导和教师很担心她，我也同情她，医务所所长罗冬祥医生（参加过红军长征）叫我照顾她，于是我像大哥哥一样呵护她，服侍她。在罗医生精心治疗、护理下，我俩很快康复了。我和她，还有王苏坡三人乘一辆马车从安塞赶到桥儿沟。我帮她扛着行李，送她到她爸爸的窑洞里。这时，我们已经是很要好的同学了，但谁也没有想过更深一层的关系，我们的友情纯净如水。这纯净的友情深深地埋藏在我们两人的心中，也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萌生了爱的花朵。
几天以后，她到延安中学上学，我们又是同班。1946年初，她离开延安到张家口读书，我们分开了，失去了联系。然而，我们却经常能听到对方的消息。我是校学生会主席，又是陕甘宁边区青联委员，《解放日报》等报刊上登过我的名字和事迹，她从各方面了解到我在延安的情况，我也时时从来人中打听徐宁的消息：她到张家口以后，1946年8月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3岁，从那以后她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学校撤离张家口时，她本可以随父母转移，她父亲徐彬如1925入党，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联防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母亲韩钟秀1926年入党，曾赴苏联留学，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但是徐宁反对特殊化，选择了行军，自己背着行李、书籍等用品，吃力地走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从不叫苦叫累，她还一面行军，一面学习和劳动，进行土改宣传，起到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这最初的革命锻炼，被她写成《难忘的岁月》编入《在革命洪流中》（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回忆录）。
1949年秋，我到沈阳学习。一次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遇到了徐宁一家人。我多么想和她打个招呼呀，可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的父母在身边，不好意思走过去。几天后，我打听她的消息，谁知这时她已经去北京了。一次相逢的机会，在莫名其妙的羞怯中错过了。
恋爱时节
1950年2月，我到了北京，进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这时，徐宁在师大女附中上学，家就住在宽街。我上学在铁狮子胡同，同她仅百米之隔，然而互不知晓。暑假，我随学校到北戴河休假，在海滨的沙滩上，我们再次不期而遇。她向我打招呼，将她的同学、丁玲的女儿蒋祖慧介绍给我。回到北京，我们频繁来往，她到学校找我，我到她家找她。她喜欢看小说，我为她在图书馆借，她的作文也常常给我看，我们经常一起去看戏、看电影、逛公园、摄影留念。我对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我爱上了她。
1951年暑假的一个晚上，在校门外喷泉的圆池子边上，我向她求爱了。她非常惊异，她丝毫没有觉察到我对她感情的变化，她对我这个憨厚朴实的大哥哥从不戒备，她没有想到我的求爱，她拒绝了我。分手以后，我痛苦极了，正在这时，我的手指患肿瘤，我住院做手术。手术之前，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她收到后退回来，附了几句简单的话，希望我们今后仍然作为朋友往来。1952年春夏之交，为欢送毛海英等同学留苏，我负责组织部分保小同学聚会，我也邀请了徐宁，以为她会拒绝，结果她来了。大家一起照相，玩得很开心、很尽兴。我那颗因失恋而痛苦的心又感到了希望。从徐宁的女友那里得知，徐宁正处于矛盾中，她的家庭条件、本人条件都比较优越，她考虑到我比她大五岁，又有老母和女儿，怕将来关系复杂不好相处。徐宁的妈妈劝她说要看重两人的感情，我耐心地等待着她……
1953年寒假，在后海岸边的一个傍晚，徐宁终于明确表示愿意在高中毕业后与我最后明确关系。我兴奋极了，不用说等半年，十年八年我也等。1954年，我们确立了关系，从此两人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
1954年8月，徐宁考上了留苏预备生，先上俄专学习一年。那时我常常去看她，在学院的小树林里幽会，我们已是一对未婚夫妻了，同学们也都知道。1955年夏天，她就要去苏联，我们各自写了保证书；她的保证书留给我，我的保证书交给她带到了苏联。后来她回国时又带回来，一直保存至今。她在保证书中写道：“……在爱情上，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我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王黎明的命运连在一起，忠实、严肃地对待爱情，不变心，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为了幸福的家庭生活，要努力使我们对党的贡献更大，道德品质更完美。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自己要克服只顾自己不顾对方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努力多通信，使王黎明了解我的一切行动，言行一致。未婚妻徐宁，1955.8于北京。”之后的五年中，徐宁给我写了50多封信，现在保留有42封。她在信中多次表示发愤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决心，并不断向我报告她的成绩。徐宁在列宁格勒苏维埃化工学院物理化学工程系学习放射性元素工艺学专业。一次，涡轮设计没搞好，得了四分。她很不满意，信中对我说：“我当然决不会向命运低头的。”将近毕业的时候，她的成绩已经很优秀了。1960年1月19日给我来信说：“我已考完了，全部是五分。非常想你，尤其是在假期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恋爱观。在我们来往的情书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情书当然有柔情，也有缠绵的思绪，然而更多的是互相激励着为事业献身。徐宁在信中写道：“我不会谈恋爱，给你的温情太少了，我甚至用力量压下自己的感情，用此来表现自己的坚强，不过没什么，爱总在增长，它鼓舞我们去创造。”她在信中说：“我爱你为党可以牺牲一切的精神，我爱你的坚强意志和无限热情，我爱你不断前进的革命朝气。”同时，她批评了我四平八稳、小心谨慎的性格，希望我成为她理想中拼命大干、不为个人斤斤计较、不会生病的人。她批评我考虑找房子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的想法，虽然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她说：“当然你都是为了我，但如果你能更多地考虑一下别人，为别人多做一些有利的事，我要更爱你一些。”“我一直这样想，我要找的男人应是完全忘我、大公无私、从不考虑个人的。”她还说：“我学了十几年，人民花了多少钱，都是为了我能做些工作”，“我常想回去以后最好不要在北京，应该到工人农民中去，从一个普通工人开始，每天至少工作16小时”。
徐宁学习期间实习的劳动报酬和积累，除必需的开支，全部上交国家或帮助了同学，很少为自己买什么东西。她曾严厉地批评我：“上次来信谈到买电视机，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没有钱是小事。利用有利条件使自己的生活比别人好些，我不喜欢这样打算盘。希望以后在生活中不再碰到这样的事。”不久，我托她买照相机，又碰了钉子。她说：“照相机——我又该批评你了——在这里叫高级消费品，就是有钱我也不能给你买。”徐宁留苏的同学方振亚患病需回国治疗，他家经济困难，徐宁与同学为他凑足路费，写信让我想法拿些钱帮他住院治疗。我一一照办。方振亚不久康复，又回苏学习。
徐宁留苏五年，我们就这样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我常常从国内给她寄一些政治理论和专业技术书籍，如《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和各种辞典。
1960年7月12日，我正在石景山钢铁公司上班，接到门卫电话，匆匆赶到门口，一看竟是我朝思暮想的恋人，她在那里等我已经等了三个小时。我赶紧上前，拉着她的手，激动得心跳个不停。我接连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干什么、还走不走等等。那次回国本来还要再去苏联学习，因局势变化，她不能去了。徐宁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教，在放射化学教研室工作。我们结束了长达五年的远隔千山万水的苦苦思恋和两地传书的生活，我们决定立即结婚。
事业与家庭
1960年9月10日，我和徐宁在简陋的宿舍中结婚了。那天是星期六，我们白天还在工作，晚上回来结婚，匆忙草率，但热烈幸福，充满甜蜜。第二天，我们去照了相，第三天早上就各自上班了。徐宁到北京大学后，一切都很生疏，工作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她毫不示弱，为了节省路上往返的三小时，新婚的她搬进了集体宿舍，有时一个月才回家一趟。在著名化学家徐光宪（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指导下，徐宁给学生讲课、带实验，独立编写《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讲义，还参加了萃取化学中分子结构的研究工作，获国家教委的科技成果二等奖；又在吴瑾光教授领导下参加《含铁盐酸酸洗废液的处理》课题实验，1991年获国家发明创作专利证书。1978年，徐宁调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更加靠近她所学专业，用放射化学方法分析测定土壤成分，她负责镭-226、镭-228的取样工作，此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和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由于她多次到全国各地的基础单位调查取样，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1985年被评为卫生部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系统科技现场先进工作者。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她不断有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离休前还撰写论文《r料位计放射事故的统计分析》，后因赴德国探亲，由别人代她在庐山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徐宁在教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和系党总支副书记，其忙碌可想而知。生孩子，产假刚满她就中止哺乳，忙去班上，很少回家。她一生以党的利益和工作为重，从不计个人得失。自苏联回国后20年间，她的工资一直是62元；住房狭小，在集体宿舍生活也将近20年；职称也仅是个副研究员。然而，这一切待遇丝毫没有影响她的乐观开朗和无私奉献，她仍然热情饱满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并且受到奖励。“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指控为苏修特务，关入牛棚，又到汉中劳动。一个女同志，每天和大家一起背石头，身边还带着四五岁的女儿，但她从不叫苦、不低头。过春节，她还想方设法在汉中包了一顿饺子，大家高兴极了。
徐宁还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她为我的家乡陕西神木县请去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使酒厂改进了技术，质量提高，成本下降，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1993年还倡议全家捐助家乡小学1800元。近年来，她还参加了《延河儿女》、《延安女性》两书的组稿、走访和撰写等工作。
在全力奉献于事业的同时，徐宁还承担了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的职责。她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她首先关心我的政治进步和业务学习，督促我学习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提高工作水平，在苏留学期间给我的信中就屡屡提到这一点。她关照我的生活，我患有糖尿病、冠心病等，她从不让我负重、登高。有重活她抢着干，两次搬家都是由她主持。
两个女儿从小受到她的教育和乐观向上精神的熏陶，她们像母亲一样热情泼辣，开朗勤奋，在人生的道路上勇猛地搏击。她们从小学到大学，后来又赴德国留学和工作，这中间时时处处渗透着徐宁的心血。她理解她们，她竭尽全力地支持和帮助她们。
我父亲王兆卿1933年牺牲，母亲从小守着我一个儿子，辛苦了大半辈子。我选择对象时反复考虑的就是要对我母亲好。徐宁作为儿媳像亲生女儿一样服侍照料我母亲。1983年，陪我母亲回陕北，母亲崴了脚，徐宁处处搀扶着她，晚上还用热水给她烫脚、敷药，受到老一辈的赞扬。我母亲脑溢血住院抢救时，徐宁正骨折在床，她为不能侍候婆婆而着急，并再三催我去医院护理母亲，不要管她。当她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失声痛哭，这是她一生中哭得最悲伤的一次。她为没有能为朝夕相处25年的婆母送终而深深地遗憾。
对老师，对朋友，对同志，徐宁都有一颗火热的心。1994年，我们在延安保小的班主任老师胡林要到北京参加延安女大55周年校庆。徐宁打电话给老师说：“你们老师就像我们的父母，恩重如山，来北京就住我家里。”胡老师来时正值我们赴德探亲，谁去接站、谁照顾陪同，徐宁都一一安排妥帖。临上飞机前还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路线和种种安排。徐宁去世后，胡老师痛哭流涕，她把徐宁的信反复读了几遍，又抄写在笔记本上，把原信寄给我作为我们友谊的永久纪念。
对于年轻人，徐宁爱护备至。胡爱英临产时老人不在身边，徐宁主动帮忙照料，带孩子。这孩子叫刘漪，从小在我家玩，对徐宁像亲奶奶一样。我们去德国前，刘漪告诉奶奶要硬币，徐宁到柏林就攒硬币。第二天上街就到商店为孩子买了文具包。我回到北京后，没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孩子，小刘漪不断地追问：“徐奶奶怎么还不回来？”他还在盼望着徐奶奶的归来呢！
最后的日子里
1994年8月，我和徐宁到德国探望两个女儿，先到柏林的大女儿家住了30多天。柏林是个美丽的大都市，在那里我们感受到现代文明的气息。出国前，徐宁也办理了离休手续，工作和生活的重负渐渐卸去了。奉献之后，我们又在重新思考人生，我们筹划着未来，我们选定了三条旅游线，要好好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要和朋友们相聚；我们要更新家具，安排晚年生活；当然，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编书，为老区搞开发，让他们脱贫致富……
时代在前进，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进了我们这代老人的心。
在异国的土地上，我们无拘无束地生活着，那种柔情蜜意在年轻时代也不曾达到。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的草坪上；我们依偎在公园的长椅上，诉说衷肠，回忆和畅想同样甜蜜；人来人往、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彼此拥抱着，有时甚至在轻轻呼唤着。蒙蒙细雨中，一把小花伞遮挡了一切风寒；夕阳西下，我们搀扶着相伴而行……我们沉醉在这深深的依恋中。
然而，我哪能想到，几天后我竟会突然失去了她！
9月23日，我和徐宁告别了大女儿小宁，从柏林乘车去德国西部看望小女儿小红。临别时，女儿为我们在车厢门口留下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她安静地笑着，没有任何痛苦和遗憾。车开半小时后，徐宁忽感不适，一会儿，她嘴歪了，说话也不清楚了。我知道大事不好，顿时间天塌地陷般的灾难降临了。我在车厢里奔跑着、哭喊着……20分钟后列车到达马格德堡，车厢门口两辆救护车将我们护送到一家很大的医院。这时徐宁已不会说话，很快被诊断为“脑溢血”，我强忍痛苦，静静地守候在她的身边足足三天三夜。9月27日，徐宁病情稳定，我和两个女儿回家休息，当晚便接到徐宁去世的消息，父女三人抱头痛哭不止。第二天，我们匆匆赶到医院，我抱住徐宁的遗体，大声呼喊着：“徐宁，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女儿小红瘫倒在母亲身旁。徐宁就这样走了，走得这么匆忙，连一句话也没留下。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个事实，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办呢？这沉重巨大的打击来得这样的突然，犹如五雷轰顶，令我心肺俱裂，万念皆灰。9月27日是我一生最最痛苦的日子。这一天我失去了我最亲最爱的人，两人高高兴兴到德国去看望女儿，我却一个人孤零零回到祖国。她带走了欢乐，将无尽的孤独和苦苦的思念留给了我。
我俩相亲相爱了40多年，现在，无限幸福的夫妻生活突然消失了，我怎能不万分悲痛呢？这种悲痛的心情，我对她时时刻刻深切思念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
10月4日，小宁夫妇护送徐宁骨灰回国，10月5日，我由小红陪同回到北京。徐宁的同事胡爱英到机场接我们时已泣不成声。徐宁去世的消息传开以后，她的同学朋友都异常悲痛，有些同学还犯了病。10月9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去了100多人，许多同学已年过七旬。马文瑞叔叔的夫人孙铭婶由子女搀扶着去了。许多朋友为她献了花圈、花篮，寄托着哀思。
为了表达我对徐宁的思念，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她未完成的事业，做好她生前要做的每一件事，哪怕是件小事。如北京大学的一位朋友曾托徐宁在德国买三盒药，在柏林我们只买到一盒，徐宁去世后也无心再去寻找。回国后，我千方百计托在德国的朋友陈汉丽买来两盒。徐宁要编的书，她要办的公益事业，我将一项一项地去落实……
徐宁没有死。徐宁，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