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喜（2007）选取了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家族公司2002年到2004年的数据，分别用各年的截面数据、年度平均数据、各年混合数据通过软件分析得出资产负债率与家族上市托宾 Q值正相关的结论。同时指出家族上市公司应适当提高资产负债率，一方面，适当提高负债率可以享受负债资金的抵税效应和财务杠杆效应；另一方面，适当提高负债率，有助于改善家族企业“一股独大"情况下的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治理效率。张兆国、何威风和梁志钢（2007）以2000年到2004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资产负债率与全部样本公司绩效负相关，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效果要好于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和商业信用比例对全部样本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影响都呈负方向，且有差异性；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对全部样本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和民营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都呈负方向，但无差异性。陈小悦和李晨（1995）通过对沪市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收益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收益与资本结构、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卢纯和程祀国选取1997年3月到1997年11月的深沪两家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对企业市场价值偏离内在价值的程度与负债权益比率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是呈负相关关系的。同时，他们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公司获得的未分配利润会使公司的股东权益增加， 而此时公司的负债权益比率往往会降低； 经济的繁荣能促使股票市场的繁荣，股票价格将会有明显的上扬趋势，从而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可见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是呈负相关关系的。
陆正飞和辛宇（1998）通过对1996年沪市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组，并计算分析比较与资本结构有关的行业指标，来分析研究行业因素对资本结构产生的影响，最后又控制行业因素进行多元回归。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资本结构；1996年沪市的机械和运输企业的获利能力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获利能力、规模等与企业长期负债比率的关系是不显著的。
王娟、杨凤林（1998）在其论文中指出：筹资结构是指公司中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 即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 选取了沪市上市公司中的41个行业，46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资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公司负债比率的增长，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是呈增长趋势的。
刘明、袁国良（1999）选取1998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年报作为实证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经营效率之间存在某些相关性，认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应该控制在40%与50%之间，这可能是上市公司最好的资本结构目标，公司选择过高或者过低的资产负债比率都可能不利于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
李善民、苏斌（1999）的研究发现，在亏损的公司中，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的总负债、短期负债率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选取在1995年到1997年间在沪市上市的221家工业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有着显著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冯根福等（2000）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上市公司从1996年到1999年期间的数据资料。为了使数据间的具有可比性，只选取在1995年之前以A股上市的公司；为了消除选取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先对选取的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来获取公因子，再利用多元回归进行回归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比率是呈负相关关系的。张则斌、朱少醒、吴健中（2000）以沪市和深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1998年的年报数据作为依据，主要研究影响上市公司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的资产盈利能力是呈负相关关系的。
李义超、蒋振声（2001）以1992年年底之前上市公司为范围，从中选取31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构建托宾Q值与资产负债率的模型，经过对模型的回归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与托宾Q值两者之间是呈负相关关系的。吕长江、韩慧博（2001）对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中发现不同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行业中不同企业并不具有相似的资本结构。在企业的负债融资中，流动资产负债率水平都普遍很高。其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是呈负相关关系的，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和规模与资产负债率是呈正向关系的。
王娟、杨凤林（2002）选取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不包括金融类上市公司），以1999年和2000年两年的年报数据为依据，对845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净资产收益率对资本结构产生正面的影响，公司盈利能力成为影响资本结构的第二因素。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进行了全面和规范的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是呈高度的负相关关系的，净资产收益率增长一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则降低一点五个百分点至两个百分点。
肖作平和吴世农（2002）以深市的非金融公司为研究对象，对117家非金融公司在1998年12月31日的资本结构状况进行研究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规模与资产负债率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公司成长性与资产负债率是呈负相关关系的。刘志彪（2003）是国内第一个将资本结构与产业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强度与资本结构之间是呈正相关关系的，而随着资本结构水平的提高，公司绩效却是呈下降趋势的。肖作平（2005）以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1995－2002年的204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依据，构建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模型，并运用三阶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相关估计，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是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的。
鲁靖文、朱淑芳（2008）选取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2003－2006年234家上市公司的年终财务数据为依据，对其进行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呈负相关的，有的年份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还存在着二次线性相关性。
周三深（2009）以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7年的财务数据为依据，研究其资本机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其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获得反映公司绩效指标的综合绩效指标，并构建综合绩效指标与资本结构的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短期负债率、无息负债率、有息负债率与公司综合绩效是呈正相关关系的，而长期负债率与公司综合绩效是呈负相关关系的。
综观国内外文献，尽管对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有很多，但对于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认为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是呈正相关关系， 另一种是认为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是呈负相关关系。可见，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都没有一个定论， 这是否是由于不同学者所处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证券市场发展水平、采用的研究方法、选取的研究数据以及所设的假设条件等因素不相同，而致使研究结论完全相反，还是由其他的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国外对于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是在形成理论的基础上，用实证研究验证理论、修正理论、发展理论。而我国在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只是运用国外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单纯的用国内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严重缺乏理论创新，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同时国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的研究，对于中小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很少涉及。
在新的市场条件下，深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内在联系、寻求最佳资本结构的合理区间显得尤为重要。
理论上讲，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成长性与负债率之间的关系视负债率变化的原因而定。在所有者权益既定的情况下，负债率的提高表明企业通过负债融资扩大了企业经营规模，其成长性与负债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在企业负债规模既定的情况下，负债率的提高意味着企业资产规模的萎缩，其成长性与负债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企业资产规模既定的情况下，资本结构的优化能够有效地促进公司成长。此时，企业成长性与负债率之间的关系又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企业负债不足时，负债率与企业成长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二是企业过度负债时，负债率与企业成长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所有者权益与负债规模同时变化的企业资产规模扩大过程中，企业成长性与负债率之间的关系表现的更为复杂。如果所有者权益与企业负债同比例增加，企业资本结构表现为负债率水平不变，而企业绩效则表现为高速成长性，此时成长性与负债率之间不存在任何统计意义上的关系；如果所有者权益的增长速度超过负债规模的增长速度，成长性与负债率之间的关系则很可能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反之，如果负债规模的增长速度大于所有者权益的增长速度，成长性与负债率之间的关系则很可能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且其相关程度因负债规模增长速度大于所有者权益增长速度的程度而定。有关成长性与负债水平关系的文献一般从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影响的视角切入，很少探讨负债水平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并且相关观点也莫衷一是。
根据MM理论，如果不存在税收和其他市场缺陷，公司价值取决于其基本的获利能力和风险。换言之，公司的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而当其他假设相同、另有企业税时，资本结构将对企业价值和资本成本产生影响，当负债率达到100%时，企业的资本成本最低，同时企业价值最大。此时，企业的价值为：杠杆企业的价值＝无财务杠杆企业的价值+债务避税现值。但是，当把财务危机成本和代理成本引入负债企业的资本结构研究中时，MM理论就会站不住脚。财务危机成本是指与企业财务危机和破产有关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之和。它和负债率并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当负债率较低时，财务危机成本并不明显；而达到一定的负债率之后，财务危机成本就会以递增的速度上升。对企业价值和资本结构产生影响的因素还有代理成本。我们可以把企业管理当局视为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代理人。股东为保证管理当局为其最大利益服务，就要对管理当局进行正确的激励和监督.如签订雇佣契约、报酬契约等。债权人为保证其利益不受侵害.往往会在债务契约里加入保护性条款，对管理当局和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上述监督活动是有成本的，通常称之为代理成本。与财务危机成本一样，代理成本也会随财务杠杆的增加而以递增的速率上升。财务危机成本和代理成本对企业价值的负影响，限制了避税利益正影响的作用程度，即：杠杆企业价值=无杠杆时企业的价值+避税利益现值一财务危机成本和代理成本现值。
当企业的负债率很小时，财务危机成本和代理成本还不明显。随着负债率的上升，成本将变得较大，并逐渐抵消了边际避税利益。在边际财务危/代理成本等于边际避税利益时，资本成本最低同时企业价值最大。这一点就是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
不过，理论界对是否存在最佳资本结构仍有争论。筹资顺序理论指出，企业在筹集资金时有个顺序，首先使用内部留存收益，其次是向外部负债筹资，最后才是发行股票。这一理论实际是对企业如何建立其资本结构进行广泛调查的结果的总结，虽然没有理论支持.但从财务动机方而分析还是完全合理的。因为留存收益筹资无须支付任何成本.不要与投资者签订用资协议，也不会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而负债筹资的成本、限制条件和产生的负而影响介于内部筹资与发行股票之间.因此在筹资顺序中列于第二位。按照这一理论，负债率只反映了企业积累和发展中对外资金的需要，企业没有最佳资本结构。另外.还有学者把不对称信息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研究中。他们假设企业管理当局拥有比投资者更多的有关企业风险和收益的信息，投资者只能通过管理当局传递的信息来评价企业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