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制下，即使是与实践没有直接关系的那部分政治也依靠延续的公众性，因为，它的合法性只有在公民对从政治那里所了解的东西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除了地方政治、协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以外，这一点在当代复杂的传媒社会中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经由传媒中介。传媒舞台上的结构性预导演规定了进入传媒的条件，而且，如同活动者们希望的那样，也规定了控制的标准，而掌握了规则的那些人也能够掌握与传媒表现有关的这一标准。活动者们对相关的标准了解得越仔细，并主动加以遵循，在其面向公众的自我表演中越全面地加以服从，他们就越有望最终重新获得对传媒的影响力。政治自我传媒化的格言就是，谁服从于传媒，谁就能掌握传媒。在政治家看来，这一服从是保障其基本生命资源、通过赞同获得权力合法性的钥匙。
按这一方式，传媒公众制造出对政治的一种难以避免的导演压力，因为，所有避开传媒舞台预导演的硬性的基本原则的事件、项目和个人，最终不是遭到它们的漠视，就是最多被当做未成形的粗糙材料用于传媒自己的导演。这一来，它们就完全脱离了政治体系内活动者们的控制。因此，不可避免的传媒导演压力持续改变了政治的可见部分及其面向公众部分的协调人。
从民主理论和民主政治角度看，以适合大众口味的方式介绍并导演政治，这基本上算不上问题。如果严格遵从关于民主是全民主权这一概念，人们则会认识到，政治从来就热衷于这一交换游戏。而拥有政治表演和选举的公众文化准入条件的民主则将是精英俱乐部民主，即非民主。融入和排斥、量和质之间的辩证法属于民主自身的游戏规则。民主必须确认，决定所涉及的当事人是评断什么可以被赞同的唯一的法官。对这一点的批评，不论从民主政治的角度说如何富于意义及合法，都只是民主意见形成过程的一个部分，并且反过来，只要与决策和约束有关，它就应接受多数的最终评判。而在整个公众未作特别了解的情况下，原则上始终根据最多数群体所希望看到的那样看待政治，传媒民主政治便会成为一种问题，因为，政治在此情况下从一开始就会以相应的方式展示自己。
在传媒导演对政治的影响下，政治决策的产生过程及其所有活动者、利益、合法性、选项、权力和影响的运用、人员和界限，被排挤到了不可见的角落，正如启蒙时代前的内阁政治主要是秘密政治一样，该政治的参与者、利益、视角、约束和过程甚至绕开对其有兴趣的那部分公众，因为，按照君主的意志，他们在原则上与之无关。出于别的原因，按照别的规则，作为传媒体系对政治殖民化的结果，在民主制内，政治进程中绝对与公众有关的决定性部分也发生推移，被排挤到了传媒公众聚光灯的后面。在多元社会以及该社会内的丰富的传媒世界的条件下，这里所说的当然只是一种明显的趋势，而不是像专制主义秘密政治时代那样的一种封闭的系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导致并推进政治走向生产和表演二元化的动机和程序具有民主性质而非专制性质。人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为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多数男女公民提供参与政治事件的恰当产品。由此，如果仔细观察，绝对多数的公众眼里，政治事实上的确只是它被表演的那个样子。因为，以大多数人的口味为方向的表演并非在传媒的反射中才产生出来，而是已经在政治家自己的行为中产生。出于确保其活动者的职位和权限的考虑，政治参与了按照一幅讨好人的政治的传媒图像在公众那里制造期待压力。传媒对政治的介绍越粗糙，政治缩减为关于个人冲突的娱乐式介绍的程度越高，政治便越是极力试图通过自我导演满足期待。因为，它不想让公众失望和愤怒。它努力参与编织那张网，并且不情愿地逐渐被这张网所束缚。
一旦政治因被迫解释而显示出它实际上的样子，即总有许多活动者参与的一种充满矛盾、捉摸不定和前景未卜的复杂过程，它就会在自己参与制造的政治表演中显得像是对它自身错误的背离。于是，它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用传媒表演来弥补那无法避免的失望。然而，由于政治程序并不会完全消解于表演规则之中，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即使是在公众的意识中也必定一再频繁出现。这是日益弥漫的政治厌倦原因之一。传媒化政治的原则——只关注当下的对讨论的回避，一遇危机，就会反过来妨碍政治有效地应对所出现的矛盾。原则上，这些矛盾于是一再以传媒的方式累加相叠，往后推移，最终导致激化。
恰恰是在追求最广泛信息获得和决策参与的民主前提下，传媒民主推进了政治体系的那种表演政策的强化，而该政策原则上正好妨碍了最广大群体对政治行为进行有见识、有能力的观察和影响。传媒民主的这一悖论帮助产生了下面这一荒唐现象：民主共同决策达到巅峰状态之时，对政治的疏离感却在增加。在此意义上，传媒民主的螺旋尚未构成一个持久的和完整的系统。
大众传媒产生的成为通往公众障碍的导演压力决定了政治对大众传媒逻辑的屈从态度。它成了一种社会行动领域被另一种社会功能领域殖民化的经典例子。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社会交往理论》一书中引入并从理论上说明了一种社会功能领域，通过另一社会功能领域被殖民化的方案。他希望借助这一概念能够说明那种明显的和后果严重的情况，那就是，经济体系的规则和政治－行政体系的规则越来越多地控制着现代社会的公众生活世界。原初意义上的、适合其本有的社会角色的生活世界是这么一种社会环境，在那里，人类经由直接交流的方式就涉及群体的事务进行沟通。在邻里之间、在学校、在公民动议之间、在公民社会的机构之间、在就业场所、在城市的某街区内，以及在任何其他可能出现个人之间或集体之间分歧的地方，都通过在场者之间的对话寻求消除歧见的可能性。这时，人们诉诸共同认可的社会准则、道德规定以及大家都接受的其他生活观。人们可以根据它们对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案陈述理由，或加以反驳。
在这一领域，更好论点的说服力是相关建议是否达到有权提出并采纳其要求的唯一标准。金钱和权力在社会生活世界的沟通过程中原则上不起任何作用。两者作为导引媒介都属于其他社会分系统，即经济和政治－行政分系统的功能逻辑，在这些分系统中，影响参与者态度的已不再是沟通，而是普泛的传通媒介。在经济这一分系统里，这一媒介就是金钱。因为，只有显示在实际的购买决定中的东西才能在经济系统内引发他人的行为。而在政治－行政系统里，权力便成为普遍的导引媒介，因为，在那里，所通过的决定不是经由说服，而是借助制裁威胁被强制执行。
如果本可以经由沟通得到安排的生活世界，越来越被金钱和权力所控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社会行动领域被它所陌生的规则殖民化的情况。陌生规则使这一社会行动领域的原有规则归于无效或使之处于依赖地位。传媒逻辑侵入政治的社会领域就是具有这一特点的典型过程。政治在传媒体系的影响下发生重大变化，落入对其规则的依赖境地，但同时并不消解于传媒体系。传媒体系逻辑对政治的殖民化不仅重新安排了政治的表演及其对整个政治状况的参与，而且也安排了生产层面的政治过程。传媒逻辑规则改造政治逻辑的建构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对这些因素的侧重点进行重新分配，添加取自传媒的作用法则领域的新成分。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取代政治的逻辑。
可以对政治被传媒体系殖民化的论点提出这样的批评，即，说到底，是政治自己急不可待地听从确保了通往公共大舞台通道的传媒规则，以期以完美的政治手段赢得对表演的控制权。关于主动的自我屈从这一描述无疑是符合实情的。以下这一估计也同样正确：这是一种本能的政治行为，确保权力的战略行为。尽管如此，基于以下三个理由，殖民化观点依然有效：第一，政治体系从一开始就受到传媒的导演压力，而这一压力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才能躲避；第二，游戏规则由传媒体系制定，政治体系只有加以服从；第三，虽然政治行为者借助对传媒规则的“战术性”屈从总能获得参与确定传媒对自己行为如何描述的资格，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它。何况，大众传媒也完全可以通过对政治传媒化的自我描述作具有轰动传媒效应的解构而忠实于自己的逻辑。
在传媒系统殖民化的影响下，包括议会在内的组织和机构高度重视并投入大量资源扩大公关部门，安排大量十分专业的传媒交流人员，这些人的专业素质丝毫不亚于记者本人。这些交流人员受政界的委托并在其监督下从传媒的角度审视政治事件及其活动者，由此确保传媒首先看到的是依照政治利益加工过的那种现实，而这一加工所遵循的正是传媒通常据此“表演”的那些规则。
政治体系内的这些传媒活动者自身在两个方向上产生影响力。他们以提建议的方式提醒政治活动者们，不论做什么，计划什么，尤其是在需要告知公众的事情上，要恪守传媒规则。他们以完美预演的方式，十分仔细并专业化地将其职权范围内的政治按照传媒舞台上应有的样子呈现出来。这样，传媒体系的观者所看到的政治就只是传媒化了的政治——一种自我传媒化的政治，其目标是，对自己何时、如何、在何处出现在传媒舞台上也拥有发言权。
自我传媒化的影响也已深入到需要政治介入的其他领域。政治对自我传媒化的兴趣浓厚并且持久。浓厚是因为，传媒逻辑迫使政治宁愿放弃而不是坚持某些项目和目标，以避免可能出现传媒负面反应的风险。持久是因为，在政治过程的所有领域，从最初的议题确认，经具体实施阶段，到后期描述，传媒适合性意识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在个别情况下，政治对自我传媒化的兴趣虽然有可能带有欺骗色彩，但两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构成这一兴趣的是来自其不可或缺的合法性地位要求的那种动机，那种无时不在的自我辩护的动机，即希望在传媒条件下的公众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就此而言，它就像是一位精明的律师，动用所有被允许的手段尽可能美化其委托人，而无需使用不实之词。
自我传媒化的动机是合法的，在民主制条件下甚至还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它的后果却可能对政治程序和对民主机构的尊重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因为，它可能导致政治体系力图稳定和可信的长期利益与政治活动者们力图通过确认和首肯获得合法性的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
德国联邦议院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捐款丑闻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个相关的例子。委员会成员，尤其是那些对澄清丑闻特别感兴趣的成员很快养成了习惯，每到谈判休息时间，或至少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快速出现在守候在那里的众多摄像机和麦克风之前，发表从传媒的角度精心构思的声明，声明使用激烈极端的措辞，以确保登上传媒舞台，并力图在效果上使竞争者的声明相形见绌。通过自我传媒化引起传媒关注的这一竞争，不仅大大减弱了委员会的效用，而且也降低了对民主政治文化十分重要的机构的威望，并且最终使人怀疑这一机构的意义。因为，政治对手们此前提出的怀疑，在活动者和部分细心的公众那里很快便得到证实。那就是，这个委员会纯粹服务于党派利益，最终不过是精心考虑公共效果的作秀而已。所谓的求真很快而且是彻底地现出原形，即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将自己的观点和解释十分有效地展示在传媒中。而调查委员会这一机构自身则面临在功能上陷于瘫痪的危险。在表面上似乎以寻求真实为目标而行动的时候，成员们所关心的却显然只是那些能为获取最佳传媒表演效果提供弹药的材料。
在传媒体系的表演压力下，政治沉沦于一种不良循环。大众传媒按照浅薄的传媒标准对政治的描述越粗糙，政治便越是以传媒化的自我描述加以武装，以避免完全失去对自己的传媒形象的控制。由此，政治再度成为传媒粗糙倾向的帮手，并日益远离让政治在范围更大的公众面前也只是展示其原貌的那种手段和要求。传媒愈非政治化，政治就愈传媒化，并奢望能够在传媒舞台上多少挽回一点自决政治的颜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