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报道工作而言，这是党报作为新闻媒体在群众工作领域的版面体现。党报一般都有群众工作方面的相关版面，其内容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舆论监督，二是信息服务。虽然党报舆论监督和党委纪检监督的主要对象是一致的，都是对权力的监督，但是党报舆论监督离不开党政部门的支持：一方面，只有当地党政主要领导重视舆论监督，为舆论监督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党报才能搞好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党报舆论监督所披露的问题，需要有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才能得以解决。党报舆论监督如何赢得党政部门的支持，既是舆论监督的需要，又是党政部门改进工作的需要。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那么，党报舆论监督就要善于跟党委的纪检监督联动，凸现联合监督优势，形成监督合力。如果说舆论监督一般是刚性的话，那么党报群众工作中的信息服务则是柔性的，通过政策法规咨询、实用信息发布等方式来为群众提供信息服务。舆论监督和信息服务刚柔相济，党报群众工作报道才能有声有色。
（四）群众工作与受众工作
当我们谈及党报群众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词很容易被我们联想到，那就是受众工作，对于报纸来说就是读者工作。那么，群众工作跟受众工作是什么关系呢？可不可以认为受众工作就是群众工作？能不能用受众工作的方法来搞群众工作？显然，要搞好党报群众工作，就非常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
1.受众与群众
在弄清群众工作与受众工作之间的关系前，我们先来看看受众与群众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一般认为，我们所谓的受众是从英语Audience翻译过来的。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中，对Audience有4个解释，其中前3个都与我们今天所谓的受众相关。其注释1：gathering of persons for the purpose of hear-ing a speaker，singer，etc：（集合在一起的）听众；观众。注释2：per-sons with in hearing，whether they are together or not：在听得见的范围内的人（无论是否结合在一起）。注释3：（of a book）readers：（书的）读者。从注释1和注释3来看，电视的观众、广播的听众、报纸的读者都可以称之为受众，并对应英语中的Audience这个词。鉴于目前互联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大众传媒，我们把互联网的用户（Users）或称网民也归入受众范畴。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定义，网民（互联网用户）是指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居民。可见，受众是指能够接受传媒信息的人，对于党报来说，就是指读者。
与群众概念的含义相比，受众这个概念通常没有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个中性词语，而群众则是一个政治性和阶级性十分强烈的概念。在很多时候，属于受众范畴的人，但不一定属于群众范畴。譬如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反动派也要看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新华日报》，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共的活动状况、掌控舆论导向，他们属于《新华日报》的受众（读者），但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群众。
当然，属于群众概念范畴的人，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属于受众。譬如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是我们所说的群众，但由于他们常年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也没法上互联网，因此，他们不属于受众，自然也就不是党报的读者。
实际上，受众和群众之间有一个交集，我国媒体受众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群众，群众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受众。对象的基本一致性，是受众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联系所在。
2.受众工作与群众工作
正是由于受众和群众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受众工作来取代群众工作。那么，受众工作与群众工作有什么区别呢？
一是目的不一样。正如前文提到的，党报群众工作最直接的目的是了解群众的意愿、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群众的监督、解决群众的疾苦，最根本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党报群众工作的终极关怀。而受众工作则不一样，尽管我们通常也提倡受众本位，但是对受众的考虑是要服从传媒自身利益这个大前提的。也就是说，传媒自身利益才是受众工作的终极关怀，而受众不是。
根据约翰·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任何传媒商品或者文化商品在流通过程中都被两次出售，第一次出售是在文化经济流程中，传媒信息被出售给受众，受众消费传媒信息之后生产出意义/快感，换言之就是受众对媒体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是在金融经济的流程中，广告商通过给媒体支付广告费的形式在媒体刊播广告，实际上购买的是受众的注意力。实质上，在赚取受众注意力之后，又将其出售给广告商，才是传媒运作的真谛所在。如果某一方面的受众注意不能给传媒带来客观的广告回报，即使这方面的受众注意非常强烈，传媒也不会理会。近年来，我国报业兴起的有效发行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按理说，报纸的发行量越大越好，因为受众面越广，影响力也就越大。
但是在经济效益的考量中，增加部分发行量是不能给报社带来相应广告增量的，因此很多报社采取了压缩发行量的举措。可以说，有效发行理论与党报的群众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二是手段不一样。为确保报纸的有效发行量，负责受众工作的部门往往要对受众进行这样那样的调查，而且还要协同发行部门搞各种各样的促销，如提前订报享受优惠，订报送保险，订报中大奖，订报送厚礼等等。而群众工作不需要这种促销，它需要的是人民群众能够方便快捷地看到报纸，报纸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群众的呼声，帮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疑难问题、热点问题、冰点问题。党报的群众工作也要采取一些方便群众的措施，如报纸的就近订阅，版面栏目设置，内容题材的拟订，朴实文风的追求等等。虽然受众工作也讲究在报纸内容方面做文章，但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追求轰动效果的“爆猛料”、“吊胃口”笔法，不像群众工作那样实在。
三是性质不一样。受众工作一般都是商业性，且不说央视索福瑞、AC尼尔森等调查公司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企业，也不说它们把调查数据卖给媒体，媒体又依靠这些数据去吸引广告商并换取广告回报，就是媒体在受众注意捕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购买力原则，足可说明一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传媒总是把目光锁定那些高购买力的人群，这些人往往身居中心城市，有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也是广告商青睐的目标消费者。一旦报纸的受众集中在高购买力人群，广告商又在这样的报纸上投放广告，就意味着这些高购买力的受众有可能转化成广告商品的现实消费者。因此，许多报纸对高购买力人群关爱有加，以至于当前我国传媒的都市化、富人化倾向十分严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都市报繁荣兴盛为标志的传媒都市化浪潮，在当前可谓愈演愈烈，具体表现在：目标受众定位上，报纸在主城区猛打价格战而全然不顾农村读者的需求；版面内容上，围绕都市人的生活做文章，而较少关注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富人化表现在：过多关注名人、明星、老板、领导，而对困难企业职工、农民、城市低保人群等普通群众关注不够；宣传报道内容的富人化，推介别墅豪宅、打造富人区、追捧流行时尚、喧嚣美女经济等内容充斥版面，而关注普通群众喜怒哀乐的却少之又少；目标定位的富人化，标榜主流似乎成为传媒的流行病，许多媒体都把自己的目标受众定位为白领丽人、商界精英、地产大鳄之类的上层人士，而很少有把农民工、失业人员当成自己目标受众的。归结起来，都市化和富人化的根子在于传媒一味“向钱看”，只看重经济利益，而忽视广大农村群众和城市困难群众的信息需求。
可以说，都市化和富人化与党报的群众工作是相悖的。与受众工作的商业性不同的是，党报的群众工作则强调公益性。不管你购买力强不强，也不管这项工作能不能赚钱，只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报都责无旁贷要搞好，即使是赔钱，也不应该有怨言。与都市化和富人化不同的是，党报的群众工作更应该关注广大困难群众，为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
四是评价标准不一样。群众工作的首要评价指标是社会效益，这个指标由群众的满意度来决定，党报的群众工作质量如何，不是从事群众工作的编辑记者说了算，也不是分管群众工作的报社领导说了算，更不是上级有关部门领导说了算，而是要看群众的口碑。群众一般不会为了讨好报社而做出有违真心的评价，更看重党报群众工作对他们生产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也正是党报群众工作所追求的，也是客观公正的，因此，群众的满意度是党报群众工作评价体系中的首要指标。而受众工作则不然，发行量、收（听）视率是媒体追求的目标，只要这个数字上去了就行，至于受众满意度如何，通常是不予考虑的。难怪很多读者对报纸上虚假新闻、明星绯闻、暴力新闻充斥版面很有意见，很多观众对电视里低俗娱乐节目、凶杀血腥镜头拥塞荧屏叫骂不迭，而报社和电视台又置若罔闻。就是广大观众对黄金时段大量播放警匪片怨声载道，也不是靠电视台听取观众意见之后自律所能解决的，还得凭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一纸禁令方能完事。
正是由于受众工作和群众工作有这几个方面的区别，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受众工作的思路来搞群众工作，党报更要克服传媒受众工作中的一些弊端，尽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报群众工作的满意度。
二、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状况述评
为什么要研究党报群众工作，从学术意义的角度来说，是因为党报群众工作研究还不充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因此，我们要对党报群众工作的研究状况进行必要的了解，以此作为本课题立论的一个基础。
（一）研究文献的整体梳理
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的书籍，目前国内图书馆能够查询到的有两本，一本是苏联学者葛烈勃涅夫等编著的《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另一本是原《河南日报》群工处编辑王秉亭著《党报群众工作四十年》。
《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195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是目前能查询到的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的最早的书籍，也是唯一一部外国人关于党报群众工作论述的书籍。虽然该书的题目中没有出现党报的字样，但是文中提到的报刊都是苏联时期的党报党刊，与我们今天说的党报党刊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该书实质上是在对党报党刊的群众工作进行研究。
严格意义上来说，苏联人的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一本论文集。全书共包括5篇论文，分别是《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葛烈勃涅夫）、《报纸编辑部怎样处理劳动者的来信？》（别卡索夫）、《作者积极分子———报刊的基石》（真理报）、《工农通讯员问题》（包里索夫）、《慎重对待劳动者的来信》。每篇论文自成体系，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实例，融入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党报党刊群众工作的有关思想，对党报党刊群众工作中要注意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论述。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每篇论文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如怎样处理读者来信、怎样联系通讯员等方面都有具体的程序，对于从事党报党刊群众工作的广大编辑记者而言有一定的实用性。
《党报群众工作四十年》1996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目前能查询到的中国人写的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研究最早的书籍。作者王秉亭曾经在《河南日报》从事读者来信工作多年，该书是他多年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全书近20万字，分为“读者来信工作”、“通联工作”、“新闻写作与探讨”、“会议与怀念”、“附录”等五个部分，每个部分由若干篇文章组成，可以说是作者的个人文集。该书的特点在于作者实践经验丰富，不少问题谈得比较深入，不足之处在于论述不够系统，缺乏专著应当具有的逻辑主线。
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的论文，在中国期刊网CNKI数字图书馆里面，输入关键词“党报群众工作”查询论文标题，在1994年到2008年这15年间，一共有14篇关于党报群众工作方面的文章，其中3篇是本课题阶段性成果论文。除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外，这些文章中有代表性有3篇，第一篇是《党报群众工作———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该文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党报群众工作发生了四大变化：变化之一，由“等米下锅”或“你不告，我不管”变为寻找线索，主动出击；变化之二，由单纯统计回音率变为注重整个社会效应；变化之三，由单纯批评型向多功能服务型转化；变化之四，在对通讯员队伍的管理上，由以往的粗放式转化为条理式。第二篇是《以创新精神做好新时期党报群众工作》，该文论述了党报群众工作的特性和传统工作任务；转型和改版，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做活政务新闻，打造信息平台；以人为本，关注困难群众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