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你要去一个地方，没有证据表明此地将会危及你的安全，而你最终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可能有多少种理由？假使你想表达一个意见，没有规定指明这种意见的违法性，而你最终却没有达成这个目的，又会有多少种原因？
提出这两个问题，并不是为了故弄玄虚，而是想通过对这两个较为浅显的问题的思考，折射出我们正想探究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即：表达自由存在着哪些障碍。
自17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首先提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口号至今，已经过去了350多年，而这几百年的时间正是人们对言论与出版自由所属范畴——表达自由的认识和追求的历史。在以往对表达自由的研究中，人们多从哲学、法律、政治等层面入手，寻找对自由的控制因素，而这些因素经过大量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之后，已经为人们所警觉，并且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加以自觉的抵制。因此，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我们终于使这种自由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被承认，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受到法律的保护。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19条规定：“人人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那么，表达自由是不是从此便可以不成问题了呢？显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已为人们有目共睹的政府控制依然存在以外，还有许多隐性的束缚，成为通往自由之路上的无形障碍。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障碍查清并且逐一清除，而只是一味地要求减少政府控制，增加法律保障，我们就会在追求表达自由的过程中陷入一个又一个伏击，最终只能无力地仰望自由的彼岸。
我们下面将从舆论、物质、知识、干扰、流通和语言六个方面来揭示表达自由所受到的隐性威胁，并试析排除这些威胁的途径。
第一节对舆论谴责的畏惧
法律给了每个人说话的权利，却并不保证每种意见都被听者所接受和容忍。当一种观点的表达有可能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攻击和愤怒谴责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必然会三缄其口。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们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会试图以“准统计的方式”判断未来哪种观点会占上风，哪种观点会拜下风，并以此作为自己是公开说出观点还是因恐惧孤独而保持沉默的依据。而当他们越是沉默，其他人就越是觉得某种观点不具有代表性，于是便继续保持沉默。表达的权利就这样被占有强势地位的舆论所吞噬。
舆论是大众意见的汇集，是“社会状况的温度表，人心向背的显示仪”。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舆论并非真理，它只是相当数量的人“对特定事物所持的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见解”。舆论与真理相悖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在日心说与地心说相对抗的过程中，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相信教会提出的地心说，而视坚持真理、不畏强权、勇敢表达自己观点的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为异类甚至是妖魔，从而导致了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极其悲惨的命运。可见，多数人的声音并不一定总是比少数人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即使这些分歧给一个问题的解决制造了麻烦，但只要能够彼此丰富见解，促成思维的开拓与发展，人们还是倾听来自各个方面的声音。密尔指出：“如果发现有什么人在什么问题上的意见是与举世一致的意见相左的话，即使举世一致的意见是正确的，从那些少数异议者为自己进行的辩护中也总有值得一听的东西，如果他们沉默了，真理将有所损失。”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代表真理还是代表舆论，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值得权衡的问题。放弃真与善的追求，一味迎合或者妥协，从长远来看有害于社会。在人与真理的天平上，大众媒介选择真理正是为了实现人的更本质的利益要求，如果大众媒介只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决定传播态度，人类就不能进步。
大众媒介具有传递舆论、发扬舆论、设置舆论和引导舆论的功能，还对个人具有威胁、震慑的作用。所以，“一旦媒介的主旨和多数人观点之间存在裂缝，便会导致沉默的大多数”。即媒介不仅会让少数人保持沉默，还能让多数人闭嘴。对此，伊丽莎白·内尔—纽曼十分肯定地说：“我从未发现沉默的螺旋与媒介的主旨相悖，因为，愿说出观点的勇气还部分取决于来自媒介的支持与允许。”
作为媒介，应该给社会上的各种意见特别是弱势意见保留一个声音的通道，有时，甚至要组合这些微弱的声音，以使它们得到足够的关注。因为这些声音的出现对于真理的发现和完善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有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叫做“头脑风暴”。它围绕讨论主题集合多人的智慧，在允许自由发言的同时，还确保每个人的观点和意见不受攻击，从而保证了表达自由的充分实现。这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同时，媒介在与舆论的关系上也应该力求主动：变以往消极的反映舆论为积极的引导舆论。如果要改变受众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则除了报道那些令人信服的，有根有据的事实外，还必须讲求策略、技巧，与无形之中转化受众的思想。这样，不仅可以和舆论保持适当的一致，还可以把舆论引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当然，说话者本身也应“在自己的作品中既提倡自我克制和质朴的原则，又贬恶扬善，限制靡靡之音和自我放纵”，遵守职业道德。否则，必将招致舆论的谴责。
通往表达自由的心门也许可以在社会对弱势声音的宽容之下开启，然而此时，表达者往往会遇到另一个更实质的难题。
第二节物质力量的匮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一个问题揭示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在现代社会，只有意志没有经济基础作为后盾，恐怕只能一事无成。而表达自由的实现程度同样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在脱离了原始的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形式之后，信息传播和接收都必须通过媒介，并借助一系列技术手段和财力支持，才能完成。举例来说，如果要办一份报纸，这种基础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维持报社运营所必要的经费及制作报纸所必需的纸张和印刷机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掌握了传播工具的人才真正具有发言权。哈耶克在他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彻：“如果政府控制着印刷设备，就不会有出版自由，如果必要的房间受到这样的控制，就不会有结社自由，如果运输手段被垄断，就不会有迁徙自由。”可见，自由并不像它表面所标榜的那样，无拘无束。就媒介而言，如果想要获得这种自由，首先必须具备相当的财力、物力，并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因为“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最少亦受其牵制。”中国早期的政治家兼报人梁启超就一直持有此观点，为了保证新闻自由，他表示“无论经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西方有很多媒介宣称自己是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的，我们且不追究其真实性，单就这种立场而言，确是十分正确而且必要。
仅有财力的支持还不够，今天的信息大战更是一种科学技术的较量。数字、网络、卫星技术的发展，使传播者的声音可以被更准确、更快速和更广泛地接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正是依仗着雄厚的技术力量，掌握了世界新闻信息的霸权，而经济技术力量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运用高科技的传播工具已成为媒介新一轮争夺的焦点。
而与此同时，另一种力量也正在悄悄地增长：运用高科技来封锁和删减信息的手段几乎同步发展起来。如果说，有控制就有自由，那么有自由便也要激起控制的欲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一场较量中，谁的步子更大，步频更快，谁就可能是胜利者。
在自由之路上的各种隐性障碍中，我们认为影响最大的便是物质力量的匮乏。因为，离开了物质基础，我们就无法谈更高层次上的需要，而我们谁也不想自由得一无所有。
在为自己装备了足够的物质力量以后，紧接着就该想到表达者的表达能力问题了。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如果有米而妇不巧，这一炊的结果该是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