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
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当，攻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谒诸葛》)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情理，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101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二是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回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105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三国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38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52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93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少数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
同样，对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庞统、典韦、许褚、甘宁、周泰、华佗、管辂等诸多人物形象，在把握其性格基调的同时，对其不同凡响的武功、智谋、技艺，也都应该以传奇眼光视之。
三、以浪漫情调观情节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与西方小说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小说很早就是作家文学、书面文学。尽管它们在内容和风格上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各个时代，但因作品大多由作家个人写成，各个作家便有足够的条件在小说中展示自己的思想倾向和艺术主张，塑造不同性格的人物成为小说最重要的任务。而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却直接来源于作为大众娱乐方式的“说话”艺术，它们面对的是阅读能力较差，多数只能“听”故事的大众，需要适应的是大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因此，在古代章回小说特别是早期作品中，“讲故事”乃是第一位的任务，塑造人物则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顺便完成。于是，故事的新奇、曲折、出人意表、扣人心弦便至关重要，而符合这些要求的故事情节，往往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浪漫情调。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提示我们：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情节，应当以浪漫情调观之。
在拙作《多一些辩证思维——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研究刍议》中，我曾经写道：
古代通俗小说作品，特别是那些以长期流传的通俗文艺题材为基础的所谓“世代累积型”作品，“讲故事”占有压倒性的地位，具体描写往往服从情节需要。其中的若干情节，为作品的雏形所有，其地理描写常常受制于原来的雏形。例如，《三国演义》第27回的“过五关斩六将”情节，描写关羽保着甘、糜二夫人，不辞艰辛，千里寻兄，故事基本出于虚构（历史上刘备此时正在许都南面的汝南郡，袭扰曹操后方，关羽自然应该由许都南下以归故主，距离不过三百里左右），这在小说艺术上是允许的；但故事中的地理方位却相当混乱。按照情理，关羽既然要到河北投奔刘备，那么，他离开许都之后，就应该向北，直趋延津（今河南延津西北）或者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渡过黄河，即可进入冀州境内。然而，罗贯中却让他首先通过东岭关（虚构的地名），接着突然折向西北，跋涉一千多里，走到洛阳，白白绕了一个大弯；然后折回东方，经过汜水关（即《演义》第5回写到的虎牢关）、荥阳，最后再到达滑州（应为白马），从那里过河。这样的路线，犹如一个大“之”字，让人物来回折腾，行程将近三千里。这些地理错误，固然与罗贯中历史地理知识不足有关，但主要还是受制于作品的雏形。由于元代《三国志平话》卷中有《关公千里独行》一节，元杂剧也有《关云长千里独行》，故事早已深入人心，罗贯中为了照顾读者的兴趣，把故事写得热闹一点，只好让关羽去兜一个大圈子，顾不得地理的明显错误了。
对这样的情节，如果不以浪漫情调观之，却拿着现代地图去批评罗贯中“写错了”，未免是脱离中国小说发展历程和民族特色的皮相之见。
在有关诸葛亮形象的一系列情节上，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三国演义》抓住历史人物诸葛亮“智慧”“忠贞”这两大品格，并加以理想化，把诸葛亮塑造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特别是把诸葛亮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加以强化和补充，突出他的军事智慧，把他写成天下无敌的谋略大师。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如果离开“浪漫情调”这个特点，简单地以历史事实来对照，以日常生活逻辑来衡量，批评和贬低小说的艺术成就，必然会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试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一，草船借箭。历史上并无诸葛亮用计“借箭”的史实。与这个故事略有瓜葛的记载见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魏略》，说建安十八年（213）孙权与曹操相持于濡须，孙权乘大船去观察曹军营寨，曹操下令乱箭射之；船的一面受了许多箭，偏重将覆，孙权沉着应付，命令将船掉头，让另一面受箭，等“箭均船平，乃还”。这只是被动的“受箭”，而不是主动的“借箭”。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周瑜挂帅出兵后，与曹操在江上打话，曹军放箭，周瑜让船接满箭支而回。但这也只是随机应变的“接箭”，同样不是有计划的“借箭”。由此可见，“草船借箭”完全是《三国演义》的一段杰出创造。作者对事件的主角、时间、地点、原因、过程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把它纳入诸葛亮、周瑜、曹操三方“斗智”的范畴，从而写出了这一脍炙人口的篇章。如果有人以《三国志》为据，替孙权鸣不平，指责罗贯中让诸葛亮抢了孙权的功劳；或者以《三国志平话》为据，替周瑜争功，只能说是背离小说逻辑的怪论，把一个波澜起伏的精彩情节弄得索然无味。
例二，空城计。历史上曾经流传有关诸葛亮使用“空城计”的传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就曾引用《蜀记》所载郭冲之言：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按：即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故事很有传奇色彩，但裴松之本人并不相信，他在驳难中指出：当诸葛亮屯兵汉中时，司马懿尚为魏国的荆州都督，镇守宛城（今河南南阳），根本不曾到汉中一带，直到曹真死后，他才与诸葛亮抗衡于关中。由此可见，郭冲所言并非史实。然而，罗贯中却看中了这个传说，把它纳入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情节系列中，经过精心加工，创造出了一个撼人心魄的生动情节。“空城计”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第一次面对面的斗智斗谋，它为这两大军事家后来反复进行的变幻无常的较量定下了基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按照日常生活逻辑，提出：司马懿既然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为何不屯兵小小的西县城外，把诸葛亮紧紧包围起来；或者干脆冲进城去，看他诸葛亮怎么办？如果真是这样，让司马懿俘虏诸葛亮，小说还能写下去吗？那样岂不引起读者的公愤？显然，这又是背离小说逻辑，只顾一厢情愿的遐想。
其实，任何一部成功的小说，都会构建起自己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情节都将按照作者设计的艺术假定性和艺术逻辑去展开。只有循着这样的艺术假定性去看小说，才能领略作品的意趣，否则便会扞格难通。试想，如果离开契诃夫为《套中人》设定的艺术逻辑，读者怎能理解别里科夫的言行举止？如果离开《阿Q正传》的艺术假定性，人们又怎能领会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现代经典小说是如此，古代经典小说当然也是如此。《水浒传》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景阳冈武松打虎”、“小李广梁山射雁”等脍炙人口的情节，如果离开作品的艺术假定性，读者怎会击节叹赏？如果站在作品的艺术世界之外去评头论足，岂不要指责这也“不可能”，那也“非事实”？这样还算艺术鉴赏吗？！
总之，以浪漫情调观情节，就会感到《三国演义》充满奇思妙想，满目珠玑，熠熠生辉，令人读来兴会酣畅，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智的启迪。反之，如果简单而生硬地以历史事实来规范小说，以日常生活逻辑来否定那些浪漫情节，那就违背了基本的艺术规律，有意无意地导致一种倾向——以史实来颠覆《三国演义》。然而，六百多年来《三国演义》的传播史已经反复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三国演义》深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它是颠覆不了的！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