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有那么几本经典，不论儒，还是道、禅，说得十分动听、高明乃至玄妙。但是，那黑暗发霉的血淋淋的真实历史，即使官修的所谓正史也掩蔽不掉；自古及今底层民众悲惨艰辛的生活，更远非古今的阔人们所能想象。书本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阔人的中国与穷人的中国一直泾渭分明。鲁迅在世纪初对于中国历史真相的揭秘，我们尽管耳熟能详，但我们是否真地理解并认同：“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且让我们听听胡适等人的看法和说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讲得头头是道。所不同者，全在‘有做法，有热心’两点。若没有切实的办法，没有真挚的热心，虽然有整千整万册的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宋、明的理学圣贤，谈性谈心，谈居敬，谈致良知，终因没有做法，只能走上‘终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永远存在书本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只会把这些好听的名词都写做八股文章，画做太极图，编做理学语录，所以那些好听的名词都不能变成有做法、有热心的事实。这些好名词的存在并不曾挽救或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的存在。”
谈到中国文化的贫乏落后，胡适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1000年的大学，有许多500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谈到中国思想与文化，陈寅恪有如下议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远大精深之思。”“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方面，亦有不足。”“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在此，还可指出一项扎眼的事实，这就是倡导“孝道”与奉行“国骂”之间的矛盾；还有就是作为孝道榜样的“二十四孝”，其所蕴含的那种腐朽、残忍和愚昧的气息，有何道德高超可言？胡适曾用数字概括我们的“文明”：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板子夹棍更遑论剥皮碎割车裂灭九族之类)。
是偏激片面，抑或是事实？我想，一个人心灵的麻木，首先是从对罪恶的麻木开始的；而一个民族的麻木，也体现在那个民族对罪恶的麻木上。说起那些“书”，赫尔德曾说过：“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就连他们那些谈论道德和法令的书本也总是变着法儿，反反复复、详详细细地在同一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吹捧那种孩童的义务。”至于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评断——缺乏精神性，已是许多人所知晓的，尽管不能接受。
关于穷人与阔人的区别，我们单从文化方面讲一个故事，说的是清末年间，一个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考察，他走遍了中国的乡村，看到的全是衣衫褴褛、神情憨直、无知无识的国人，他极为失望地说，“中国没有文化！”后来，法国传教士来到京城，受到文人雅士的热情款待。当他走进朱廊画壁、匾额高悬、古色古香的豪华餐厅，品尝着精美绝伦、丰盛无比的中国菜肴，听着士大夫们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般的高谈阔论，他又感叹说：“中国太有文化了！”这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寓意深刻。它说明，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教育在一个小圈子里高度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教育没有普及开来，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可见，中国的文化分配是不平衡的。
刘小枫曾反诘道：“难道真的能说中国的精神文化的命运是明朗的？难道真的中国的道德超脱精神本身已无需哲学的批判清理？称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有口皆碑，无往而不胜’的人忘性太大了，自屈原以来至今的无数中国诗人、哲人以至普通的无辜少女的叹息、眼泪之孤苦无告都被一笔勾销，自先秦以降中国历史上无数以‘天’之秩序为口实的杀戮、疯狂、血腥、残暴都被一笔勾销，中国文化史上早就出现的佯狂、装疯、若愚、怪诞都被一笔勾销。谁要敢那样声称，谁就得有胆量和心肠承受这一切。”
关于中国，可以从“文”和“史”两方面切入，当然这中间得置入世界文明史和人类心灵史的大背景和大参照。从“文”，即文学、音乐和美术，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主子的享乐与游戏，是主体生命的变态和苍白，是一部种族生命在退化中的哼哼之声，中间多少一本正经的昏愚麻木，和摇头晃脑的装腔作势。而在这一切的后面，真正进行着和存在着的，却是那恶者的阴毒肆虐和弱者的孤苦无告。即使拿出我们认为最好的，其小气与窄仄也是难免的，譬如同为田园诗人的陶渊明和叶赛宁，陶的田园是其政治不得志时的慰藉与寄托，是安静旷远和带着冲淡愁绪与感兴的水，是无奈之下的退步之地，既不是初始的动机，也不是最后的目的。在其间，乏于一种超出一己小我的“大生命”气象和景观。叶赛宁的田园则不然，它是奶与蜜，是家园，是诗人生命本身的全部投入，是信仰。我们感到它的宁静和忧郁，它的美丽和悲伤，它的辽阔无垠。在其间，我们倾听到诗人全部的痛苦、热爱和歌唱，这样的田园上，弥漫着灵魂的声音。
同为浪漫主义的李白和惠特曼，前者多诗酒佯狂下的颓废和失意，后者则是蕴满生命激情的歌唱。正是在这种虚弱可疑的精神传统里，才会有对“香钩”的赞美和对“二十四孝”的推崇。从“史”，我们看到的是奴隶（阿Ｑ）的无知与忍耐以及空洞的满足和陶醉，是穷人的被肆意压榨和杀戮，是孤苦无告者的走投无路和优异者的被无情毁灭。别的民族有受难者，而我们这个民族却只有难受者，不是我们的历史与现实里缺少苦难和罪恶，恰恰相反，我们世代所累积的和现实所承受的罪恶和苦难，是无以复加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踏出国门的年轻中国人，在具体观察、体会和对比之后，写道：“我敢说，不管在海内、海外，中华民族——中国人，无论精神上所经历的、物质上所付出的，较之于其他民族、人种，都要复杂得多。可他们在现实中所能得到的、所能享受的，却又是微薄得多、稀少得多！这究竟是为什么？”在那些优秀的民族，苦难总是被转化成精神性营养，而在我们，苦难却常常被稀释成水，且每每是脏水。因而，我们无望。正是我们的病弱史，败坏了我们种族的血液，造成死人拖住活人、老人拖住青年、弱者拖住强者、劣者压住优者的衰退现实。
如何突破“奴隶与奴隶主”这一古老的梦魇，而让历史以别一面目出现·也许尼采的“学园”梦想，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中国似亦有这一传统，尽管其实质内蕴与机制和我们之设想有大不同，且最终均夭折而难成气候，比如汉末太学生的联合，明末东林党人的抗争，清末维新士人的声势，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声音，再比如历代的书院制度等。世界各国在近现代化过程中，许多国家都曾经围绕一些精神强健、思想敏锐、学识渊博、目光远大的杰出人物，而形成过左右一个时代与社会风气的知识和文化的精英群体，比如法国之有伏尔泰，英国之有洛克、休谟，俄国之有赫尔岑，美国之有富兰克林，日本之有福泽谕吉，印度之有甘地等；至于现代文化史上许多主义与流派的产生，更是与具有相同精神和文化追求的一批人的共同促进密不可分，这在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各个领域，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