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结论
20世纪90年代初，电视新闻场域经济资本的市场化，和政治场域对社会资本自“第二文化领域”的退出，电视新闻场域内部开始分化，有了作为自主场域的萌芽，一个统一言说意义上的“电视新闻界”已不存在。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为代表的电视新闻子场域，开始走进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建构之中。
随着社会转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场域逐渐加强了对电视新闻场域社会资本的控制，与此同时，经济场域和观众场域“大数法则”的结合，恶化了电视新闻场域经济资本的交换机制，催生了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以“服务消费者”为自身文化资本的电视新闻子场域，一个缺乏统一价值体系统帅的电视新闻场域，成为90年代以来环境发展的必然。
不仅如此，政治场域主导的社会资本，和观众场域与经济场域共同主导的经济资本，使以《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电视新闻子场域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形变，呈现出内部行动者群体分裂、自我分裂的惯习图景。
在场域和惯习的相互作用下，当下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呈现出“告知”功能过半不前，“宣传”功能盛极而衰，“教育”“监督”功能日渐萎缩，“沟通”功能方生方灭，“娱乐”“服务”在电视新闻场域内上演“圈地运动”的“跛行”景象。
如果没有新的制度供给重组电视新闻场域的资本构成，电视新闻场域的上述场景，将加速向远离电视新闻自有逻辑的方向坠落，一个近乎支离的电视新闻场域，继续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低效率地运转，直至和社会一起“定型化”。
二、研究反思
场域理论作为反思社会学的代表，非常注重对研究者的反思，对研究本人也同样做客观化处理，以发现研究过程、结论的局限性。
本文的研究理论框架，场域理论是一个概念比较少、逻辑凝炼的解释框架。记得张五常在评价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时，认为后者虽然精妙，但界定条件太多，反而影响了解释力的普遍有效。这和奥卡姆的剃刀原则在思想上一致：如果你有两个原理，它们都能解释观测到的事实，那么你应该使用简单的那个，直到发现更多的证据。换而言之，对于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比较复杂的解释更正确。从这个意义上说，场域理论的特点，使它对于当下中国复杂转型过程中的研究更具解释力和一般性。但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所限，理论对现实的解剖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掘。
本文的研究方法，由于质的研究方法深受建构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所以和场域理论所要求的研究者本人客观化就会有所抵触。对每个人而言，决定人生的并非是环境，而是对环境的阐释。研究者的社会身份、人生经历和经验，会对研究者的“价值中立”产生影响，进而传递到研究结论上。笔者以“自由心证”的态度，认为自己看待事物倾向于悲观，同时在思想上接近“保守的自由主义”，这些都可能会对研究材料的选取和结论产生影响。
本文的资料收集，虽然前期做了大量准备，但限于写作时间非常仓促，并没有充分梳理和吸收，另外考虑到对具体栏目、个人有可能产生现实影响，一些有价值材料不得不舍弃，这也是笔者觉得遗憾的地方。
本文的组织、叙事，因为场域理论对研究者“价值中立”的要求，和“政治正确”的现实考虑，让笔者有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非常压抑的写作体验，以致屡屡怨怼自己为何要选择这样一个“禁欲主义”且无法言说的选题，使原本就缺乏洞察力的自己更雪上加霜，原本单薄的论文更加让人不忍卒读。
但正如对史料而言，真的不一定是对的，假的不一定是错的。当本文完成之后，就不再属于笔者，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唯一可以保证的是，这是笔者学着放弃高蹈阔步的理论剪辑，把脑袋扛在自己肩膀上实践“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研究态度转变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