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跛行——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场域的功能图景
正如此前所曾提到的，场域理论的一个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指出场域在参与塑造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同时，内部行动者也反作用于场域。那么，当惯习分裂的场景呈现之后，它又会给所处的场域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会促使已有的不同子场域之间的裂痕继续拉大，并可能经过长时间后使这种分化最终“定型”？若如此，在“定型”过程中又会给转型社会背景下的其他场域带来怎样的变化？惯习与场域这种一定程度上的互为因果关系，使我们有必要总结在行动者惯习实践下电视新闻场域的传播效果地图。因此，本节的任务，就是继续勾勒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场域的功能图景。
“知识分子常常看不到书房外正在发生的点点滴滴的进步”[24]，这确实值得以批判为使命的知识分子引以为戒：为批判而批判是危险的。回顾90年代以来的电视新闻场域，如同一个万花筒，在各种资本的驱动下快速旋转，各种新闻节目形态不断登场，反映着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无疑扩大了观众的信息选择空间，这确实较此前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可以观察到的一个趋势也在凸显：电视新闻前进的脚步在放缓，关联场域深度介入后的负面效应开始发酵，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共同主导下，电视新闻场域的自主性进程又面临新的阶段大考。打开电视，各种新闻栏目在虚拟技术的包装下扑面而来，“信息稀缺”似乎已经完全被“信息过剩”所取代，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功能图景——跛行
1.告知功能
通过前文对五类新闻子场域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在新闻所承担的告知、宣传、监督、娱乐、教育、服务、沟通社会功能中，以2003年“非典”报道先禁后放为标志，“告知”功能实现了一定的突破，对于关乎公共安全的自然环境变动信息开始渐渐透明，并且延续到矿难等自然、社会因素混杂的群体灾难事件。在突破以往报道底线并获得政策追认后，快速、直观的媒介特性，使电视新闻在“告知”方面优势明显。尽管存在对央视新闻频道整点新闻在事件更新、递进等方面的批评，但在非敏感领域内突发事件的报道，已经占据了三大传统媒介的制高点。但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军事、外交等敏感区域外，对于如官员选拔与变动、公共决策研讨过程等应当信息公开的时政新闻领域，依然管控严格。虽然近年一些部门推出了“发言人”的新角色，但从信息提供的质量看，并没有达到公众预期，有的甚至起到了防范以往记者靠四处出击获得更具分量信息的统一闸门作用。一些新闻院系借自己的象征资本能“反戈一击”，开办“发言人培训班”来教育他们如何对付媒体亦属此列。显然，如果政府与公众角色的定位依然仅停留在理念层面，没有实现政治权力从“向上负责”到“向下负责”的切实转变，“告知”功能依然难以彻底体现。
2.宣传功能
在“宣传”功能方面，因为承担对政治场域意识形态的阐释、论证、保护，所以一直受到政治场域的高度重视，例如《新闻联播》不顾各地方电视台的不满依然被要求位居黄金时间。但从连续的调查数据和普遍的社会反映看，近十几年来《新闻联播》的说服力在衰落，尤其在青年观众中更为明显。播报风格生硬、事件和人物选择模版化固然是个中原因，但意识形态再建构过程中与观众的疏离感，是其中更关键因素。省、市级台的“联播”类栏目，因为缺乏政策庇护，遭遇类似困扰更大，这在节目时间调整中早已有所反映。绝大多数从曾经跟随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被调整至19点以前的非黄金时段。与同时段其他一些频道播放的如光线传媒提供的以“娱乐新闻联播”定位节目的收视率相比，让人怀疑如果不是对应宣传部门的指令强制，这类节目有可能会被“企业化”经营的电视台放到更加冷僻的时段。
3.教育功能
尽管“教育”功能被思想场域赋予更多的启蒙色彩而与“宣传”不同，但从新闻实践的历史看，“教育”功能是与“宣传”功能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甚至很难区分两者的界限。而在当下，“教育”功能又遇到新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作为电视人时时感到困惑，我们做电视，是教育观众，还是服务观众？我们是比观众高，还是与他们平等？这是一个最本质的价值观”。[25]
从世界范围看，“尽管启蒙心态对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已经受到一些智者的挑战，但它仍然是激励全球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准则”。[26]而从中国自身来看，自“五四”后中国的思想场域就一直深受“救亡压倒启蒙”之累，也因此导致了中国新闻功能的残缺：晚清列强入侵，大众新闻传播萌芽自脆弱的小农经济土壤，营养不良的根系已是先天不足；民国又逢亡国之虞，脆弱的民族资产经济始终无法孕育出成形的市民社会，新闻场域追求独立、自主的主干后天失调；新中国成立后历次针对思想场域的政治运动，使嫁接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新闻，变成了一棵失去自我意识的盆栽；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在带给新闻业营养的同时，也把商品经济的两面性显露无遗，新闻场域的枝叶始终蛰伏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双重荫影里。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新闻”、《东方时空》《新闻调查》某些启蒙色彩浓重的节目内容一再遭遇收视困境：受众心理愈来愈倾向于对于凶杀、情色等能立刻带来刺激的“即时报偿”，远离关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信息的“延时报偿”，导致了同一信息流通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在以收视率为生存前提时电视媒体生存体制下，这类栏目就必然面临困境。于是，纯粹的“人文关怀”就与冰冷的“收视份额”产生了冲突，并且在“精英意识”愈重的栏目中体现愈加激烈。在生存完全依赖广告的经费体制下，每个电视新闻栏目的制片人都会受到收视率的煎熬，而肩负现代启蒙的“教育”功能则在煎熬下蒸发殆尽，“娱乐至死”也就成为与现在大家无关的遥远预言。
此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使向有能力以“教育”功能为宗旨电视新闻栏目提供了的经费供应，如果观众的收视状况依然低迷，那么保留新闻的教育功能又有多大的意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像是一个悖论。但是，至少有两个理由来支持“教育”功能在电视新闻场域的存在：任何一个社会，必然存在少数关注社会进步、关注人类本身的“精英”，因此这类栏目的观众注定是不会太多；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必然是经公众选举委托、职业政治家代理的“精英”民主，因此新闻的“教育”功能，必须要保证它“在那里”提供培养“精英”成长和“大众”现代公民意识的一条重要途径，至于国民中的哪些人选择成为投身公共事务的“精英”，还是不影响他人权益前提下选择自己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则是他们运用“消极自由”的权力。
4.监督功能
以《焦点访谈》类为代表的“监督（公权）”功能曾经辉煌一时，但收视率、影响力下降已是不争事实。个中原因，一方面，近几年改革从“利益均沾”日渐进入“利益冲突”的深水区，城镇拆迁、农民失地、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滋生等一系列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矛盾愈显尖锐。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对于新闻监督的政策控制反较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更加严格；另一方面，对于十几年如一日的“拍苍蝇”“打死老虎”式题材，已经很难再现当年对观众的冲击，收视疲劳已经形成。两厢夹击，“监督”功能已经在电视新闻中处于名不副实的边缘境地。《新闻调查》“调查性报道”理念在现实中一度存废，收视率随后的一路下滑以及地方电视台各类“小焦点”制作者辉煌后的失落，已然证明了这一点。
5.沟通功能
以促进民情、政情上下通达，营造理性、平等公共空间的“沟通”功能，在当下严格控制公共决策、意识形态等政治领域内的社会空间，亦很难有所作为。《1860新闻眼》在现实中遭遇“红灯”，和2004年央视《声音》的无疾而终以及2006年《央视论坛》最终黯然退场，都反映了“沟通”功能在当下场域环境里的难以为继。《声音》的创立者认为，“我们国家电视台应该有这样一个窗口，反映‘议政’特别是场外议政的声音”，[27]而作为“政协委员”的身份，面对那么多“有价值的提案”，“节目源是不愁的”，并且，“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指向，就是通过一个事例，最后指向制度建设。这个事例的背景都蕴含有一定的制度缺陷，最后节目的落点都指向制度的建立”。这样的运作原则，最终在“收视还行”的情况下“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停掉了就不难理解了。
而最早曾打算以《国是论坛》命名的《央视论坛》，则自创立后更处于尴尬境地。虽然主创者非常了解“从梁启超开始，一直到新文化五四运动期间鲁迅的杂文，评论最精髓、最本质的东西，应该说的是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就是说要先有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才能够有评论。但是众所周知，作为中央电视台，我们最根本的一条是只能代表官方的声音，而这种官方的声音可能跟个人看法一致，也可能不一致”。[28]而这种不一致的局面，必然得不到观众的欢迎，收视率的低迷也就自然，而多次的台内警告使主创人员不得不在两难中固化定位，“按照我们原来的设计方案，大多数观众都应该是看不懂的。……现在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就在往低端走，……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就怕做着做着，丧失了高端的选择”。
“告知”功能实现过半，收视稳定；“宣传”功能效果存疑，但有政策担保；“教育”功能曲高和寡，面临生存危机；“监督”功能名难符实，声势不复当年；“沟通”功能未获首肯，难以成行。最终，在政策与市场的夹缝里，“娱乐”功能与“服务”功能结成寻找利润的同盟，并有意无意借助“三贴近”“平民化”政治话语中的部分内涵，越来越呈现出“一支独大”的荧屏奇观。
6.娱乐功能
“娱乐”功能在新闻生产中的体现，可以基本概括为娱乐化的包装新闻手法和新闻的娱乐性选题两种类型。前者往往采用个性化的叙述风格，或是如早期湖南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的幽默，或是如后来《社会记录》的另类，《本周》的温暖，再辅之戏剧处理手段的大规模引进，以强化新闻事件的故事性、矛盾冲突；后者则表现为翻找能够引起人群中最广泛兴趣的报道题材，犯罪、情乱、追星是其中的主力军。“服务”功能则为观众扮演起生活秘书的角色，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从招聘信息到天气预报，那些既无央视那样垄断优势，又无凤凰卫视地域优势的省市级台，就不得不在生存的压力下将“娱乐”与“服务”捆绑在一起，使得有些新闻栏目越来越呈现出时而体贴、时而绵软、时而血腥的“资讯”拼盘特征。
对于在划定范围内的“服务”与“娱乐”，对下（观众），可以暂忘工作压力，丰富视听趣味；对中（电视台），可以少担风险，努力“做大做强”；对上（政府），可以转移矛盾焦点，营造社会和谐。因此，进入新世纪的几年内，电视新闻最大的“圈地运动”在“娱乐”与“服务”的领地内集中上演了，并且显现了“娱乐大众”与“服务财富”的特点。纵然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时有越界经营者，也因为电视媒介整齐严密的条块管理被轻易发现，不会出现像报纸、杂志众多而导致的“一头多嘴”、力有不逮现象。而发现之后的处理，因为目前人际管理的固有弹性特性，越界者或运气不济“以身试法”，或实力超强“边缘突破”成为“娱乐”领地的开拓者，但更多的是奉行机会主义继续打好“擦边球”。
于是，电视新闻场域在近20年来快速地向经济场域滑动，呈现在现实中当下电视新闻实践的图景是：“告知”功能裹足不前；“宣传”功能盛极而衰；“教育”“监督”功能日渐萎缩；“沟通”功能方生方灭；“娱乐”“服务”大行其道、高歌猛进。一个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左右下的“跛行者”，就是当下新闻场域的功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