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理者
管理者位于决策者和制作者的中间，正如有政治学研究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处级干部是政治权力体系中直接面对群众的最后一环。在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管理者既要直接为上级承担“守土有责”的政治责任，赢得上级对自己部门“不惹事”的信任，又要极力抚慰下级制作者时常受挫的业务热情，让下属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理解他们价值追求的守护人。于是，管理者成为电视新闻场域内部各种冲突的交汇点，作为这一“夹心”身份的一个表现，就是在他们身上比决策者更多时候同时存在两种语言系统：对上级汇报和公开发言时的公文语言，和与下级私下交流时的民间语言。比如，有一位部主任在看到2007年2月某天《新闻联播》15条消息中，有13条是国家领导人的报道时，也会在下属面前抱怨“《新闻联播》是中宣部主办的，我们只是承办”。
《东方时空》的开创者显然不会受到《新闻联播》这样严格的政治场域资本输入，在接受决策者从早间时段获得经济资本实验的任务时，就比一般的管理者多了一项任务——对经济资本的需求，这使他必须把此前一直完全处在政治场域内的电视新闻场域，向观众场域不断靠近。原因在于，此时国人还未有过在早间收看电视的习惯，而决策者给他的所有“经费”——就是这一时段内的5分钟广告时间。这样的现实，不管是谁成为《东方时空》的开创者，都会追求节目的收视效果必须是“一打开电视机，观众所能够看到的节目是足够新鲜的。我们要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把观众从懵懵懂懂的半睡眠状态中唤醒并使其迅速兴奋起来”。换而言之，《东方时空》的创办者，把电视新闻场域子场域的出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决策者要求得到经济资本的指令必然转化为电视新闻场域对观众场域的尊重，这也正是中国电视向大众传媒本质回归的物质动因。
而此时观众场域的变化，正如此前所分析的那样，正在经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已经初具雏形，不同的阶层身份[25]，决定了观众作为个体时不同的收视需求。第一，社会精英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视动机并不是娱乐，因为他们不需要电视这种“穷人”的娱乐工具获得满足，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其他阶层关注的焦点，同时他们也需要电视媒体对自己身份的确认，把自己握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通过对大众的示范效应转化为象征资本；第二，社会中间阶层，以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比较富足的个体工商业者为主体，总的说来他们不需要解决太多物质和现实生活问题，但对带有一定文化品位的互动型节目有收视需要，以满足交流和对生活的想象；第三，社会底层，以社会和经济地位不断边缘化的工人、处于困境的农民为主体，他们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需要宣泄和媒介呼吁，而电视作为他们的主要信息获得工具，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那么，这样的观众场域对《东方时空》的栏目设置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布尔迪厄在场域理论中指出，尽管现代社会中的不同场域具有相对独立的自足性和竞争规则，但不同的场域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参照的同型性，这种对应关系同样存在于文化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笔者发现，这种对位关系在《东方时空》设置的子栏目和观众场域的分化相当一致：《东方之子》反映的是社会精英的成功经历和价值体系；《生活空间》满足的是社会中间阶层对生活了解、理解的文化需要；《焦点时刻》作为《焦点访谈》的雏形，主动承担起弱势阶层利益守护的监督角色，最为社会底层拥护，也就有了后来的“移师晚间”；而引领一时潮流的《东方时空金曲榜》，与其他栏目风格不统一固然是后来被取消的原因，但缺乏明确的同型对位也是它被取消时少遇阻碍的深层原因。因此，与其用开创了“平民化”叙事风格作为《东方时空》的历史标签，不如说它比此前任何栏目都注重考虑观众分化后的接受心理更为准确，这也保证了《东方时空》能够获得成功并非偶然。
节目内容和观众分层后精准的对位关系，催生了此后《东方时空》广告收入剧增的神话：开播的一年时间里，不断提价的结果是单位时间广告价格增长了十多倍，到了2003年，《东方时空》的广告收入已经稳定在每年两个亿。
经济资本的迅猛流入，实现了在这个刚刚开始分化的电视新闻场域内形成新的资本交换：“一是领导、观众以及其他媒体对于栏目的评论和关注，还有收视率的提高；另一个就是广告价格的节节上浮，二者交叉互动上扬。”[26]这时的《东方时空》，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资本交换机制：
《东方时空》的资本交换机制
当然，《东方时空》不可能完全拒绝政治场域的资本注入，但和以往的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节目相比，无疑是超脱了一些。因此，一个有着自己资本交换特征的电视新闻子场域开始出现，《东方时空》发出了电视新闻场域内部分化的先声。而《东方时空》在社会影响和经济上的成功互动，继续鼓舞了决策者继续这项实验的信心。决策者注意到，在栏目的板块中，以社会弱势阶层为收视对象的《焦点时刻》，其最受欢迎的程度表明它的经济潜力还远未挖尽。于是，一年之后《焦点时刻》移师晚间——《焦点访谈》自此登上了中国电视荧屏。
作为节目定位的执行者，《焦点访谈》的管理者心情颇为忐忑。一方面，他们深知《焦点访谈》所反映内容与意识形态的潜在冲突，另一方面又在经济资本和团队价值偏好的双重诱惑下跃跃欲试。如何玩好这个“跷跷板”，在电视台内部的三级行动者中，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管理者在自己的“备忘录”中记下了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报道主体”，依然坚持选择“热点问题、热点人物、社会事件、社会问题”，“不回避矛盾与问题”，以吻合庞大弱势阶层的收视渴望；在更为敏感的报道态度上，“不以反对派、在野党之身份或持不同政见者之目光来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采访事件、制作节目，更不能‘过把瘾就死’”。[27]
对于管理者的心态和由此而生的惯习，很难得到对方提供的直接的答案，但“更不能‘过把瘾就死’”的表述，多少为窥探管理者的矛盾心态提供了一孔之便。可以看出，不以沿袭已久的状态出现，是“过瘾”的；但“过把瘾就死”，说明管理者很了解现有体制的杀伤力和违规的后果；“更不能‘过把瘾就死’”，则表明了管理者最终的现实选择，这一选择背后的心态，用“中层干部的两面性”来概括虽然不尽全面和公允，但这种心态多少为此后的栏目设置、走向埋下了伏笔：“中层干部的两面性”心态，催生了此后被认为初具“公共领域”雏形的《实话实说》，和更加独立思想的《新闻调查》栏目的出现，也决定了后两者在题材上的日渐乏力而趋于暗淡。因为，“中层干部”的惯习，归根结底还是与政治场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干部”资本构成逻辑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