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场域构型的潜在影响
这一空间关系对电视新闻场域的内部产生了怎样的潜在影响呢？场域理论认为，在这一关系空间里，空间外部各自独立的不同场域相互关联，各自发挥着不同的效用，空间内部的行动者也在各自资本偏好的驱动下，相互争夺有利于自己的位置和利益，并试图改变或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换而言之，场域不仅具有一般性的空间结构形式，更是一个冲突和争斗的空间，这些争斗维持或变更着场域中各种力量的构成，改变各种资本形式的分离、聚合，形成了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隔阂和不对称关系，最终决定了某个场域的内部结构——子场域的出现、构成和争斗。
在外部场域的资本交换和内部行动者性情差别的共同作用下，电视新闻场域内部事实上存在许多“小部落”，这些小部落内部有着自己认可的价值体系。例如，在众多的电视新闻栏目之间，存在着即使是普通观众也能感知到的明显差异：《新闻联播》的政治意味最强，以致观众会认为它是政府向公众传达指示的一个机构，而电视台和记者都变得似乎并不存在，以致观众想不起这个栏目有哪个产生印象的记者；而在一些“民生新闻”的栏目里，观众有会很清晰地感受到电视台对收视率的渴望和记者个性的存在。显然，这两类栏目在各自内部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并不相同。而在屏幕背后，围绕着一些节目的制作、播出与否，在一线的制作者、中层的管理者和高层的决策者之间，又常存在着以“政治敏感”为红线的不同判断：一屡获高层领导关注的著名栏目内，策划人员三次向上报题，拟以“宪政”为主题制作系列节目，虽在与栏目领导沟通后终获通过，但最后还是被中心领导以“太过敏感”为由否决。
因此，无论是在不同新闻栏目之间，还是在同一个栏目内部，都存在着“小部落”的子场域存在。而这些子场域的内部，具体是按照怎样的规则运行，和哪些场域发生资本交换，内部人员千差万别的性情系统是怎样影响选题的选择和节目制作的，最终生成的节目又具有怎样的功能特征，成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我国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实践的深层视角。
比如，当决策者枪毙掉一个选题或节目时，以往许多研究对其“代理人”的角色定位，是否存在因“脸谱化”而带来的“简单化”缺陷，毕竟一些90年代初锐意进取的电视新闻改革者，在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后已经成为决策者中的一员，这是否会对一线节目的生产带来某些潜在的变化。因为，即使是在政治场域内部，也存在着因为政见不合或是权力斗争带来的“小集团”，可见，无论是在一线节目制作者、管理者、决策者之间，还是在每一层级的内部，都存在着各种差异的“子场域”，它们成为对电视新闻节目生产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因素。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场域是一个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比任何人可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加变动不居、复杂难测”。[20]以下，笔者尝试对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情形择其大端而析之。
第三节 从《东方时空》到《新闻调查》——电视新闻子场域的出现
电视新闻子场域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于90年代经济、观众、思想场域从政治场域逐渐分离后形成的资本输入多样化，这使得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行动者有了资本选择多样化的可能，最终凭借自成体系的资本循环形成了各子场域。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
场域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场域的形成，都要将其历史性作为考察的重要维度。目前业界、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以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开播为标志，中国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序幕被拉开。而关于新闻生产的控制因素，媒介社会学领域已经有过许多研究，例如认为新闻生产依赖于将新闻专业理念内化为编辑部内部日常运作的常规行为，而外部的媒介控制力量则往往来自政府、大企业等相关组织；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媒介的意识形态控制。笔者认为，不论从何种理论框架入手，追索何种因素介入，最终都汇聚于新闻机构内部的行动者，他们应当是研究的焦点。正如相似的判断也认为，“要研究一种制度的特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研究制度创立者的精神世界，同样，要观察制度改革的情况并预测其成效，需要剖析主导改革者的内心世界”。[21]因此，笔者以《东方时空》为研究个案，通过“事件—过程”分析策略，引入内部行动者不同的性情系统和由此产生的惯习，来解释电视新闻场域子场域出现的内部动因和历程。
笔者把央视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行动者分为三类：一线的制作者，包括普通记者、编辑、策划和栏目制片人，在行政序列上以科级（含）以下为特征；中层的管理者，主要是各部主任，以处级为特征；高层的决策者，主要是新闻中心主任、主管新闻的台领导，以局级（含）以上为特征。之所以以行政级别作为分类特征，是因为电视台在当下体制规定的“事业单位”，其内部行动者的资本构成仍以政治资本为主，这是电视新闻场域内的关键资本——决定了新闻节目生产的权力等级。而选择“科级”及以下为第一类行动者的标准，是因为自90年代出现的“科级”制片人制，赋予了制片人的用人权和选题的选择权，这意味着制片人成为节目生产的第一线人员和第一道把关人；选择“处级”作为第二类行动者的标准，是因为在现有政治场域的规则下，“处级”是内部信息系统传达的末梢，“秘密”级别的内部文件，以“处级”为传达终点，同时，“处级”也是权力体系中直接面对基层的最后一个环节。比如，每年年初央视内部举行的“一把手”会议，讨论全台运作现状和发展战略，也以“正处级”作为参会人员的标准；选择“局级”及以上作为第三类行动者的标准，是因为他们握有电视台节目修改、播出的最终决定权，同时从这一级别开始，涉及了电视台经营层面的考虑，他们是央视直接面对市场压力者。针对每一类内部行动者，引入场域理论的“惯习/资本+场域=行动者的日常言行”模式，结合外部场域的影响，对他们自身的资本构成和偏好进行分析，在他们的日常言行中寻找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各类惯习，最终解释栏目诞生、运行的缘由。
一、决策者
如果不是90年代初政治场域开始出现的“收与放”变化，当时央视的决策者，即使是台长也无法使《东方时空》面世。1991年，时任台长在90年代初考察过CNN、ABC、CBS之后，虽然大受刺激，“不好意思和外国同行说，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电视台居然没有早间节目”，[22]但是，两次动议之后，都未能实现。及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后，时任台长从相关座谈会上感知了改革的气息，第三次动议才获得了批准。原因在于，“此前的两次计划是自下而上，而第三次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这一事件表明，正是政治场域的松动，给了电视新闻场域有了分化的现实可能。
经济场域“公”与“私”的变动，也给决策者带来了改革实施所需要的经济资本。市场经济体制的再次上路，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广告市场的丰收，而此前1987年至1990年间回归全额拨款体制，央视的广告增长大幅下降的事实，也使决策者注意到，既要把握时代机会，更要理顺分配机制：电视台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公”，必须和电视台内部成员的“私”有效结合，才能抓住市场机会，改变产权虚置后内部动力不足的痼疾。因此，在1990年后申请实行能够多劳多得的“预算包干”体制后，政治场域就不再作为电视新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交换中介出现，而变为电视新闻场域从经济场域直接获得经济资本，《东方时空》则成为这一改变的探路者。决策者给栏目创办者，也就是管理者两项“特殊”政策：经费包干和节目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前者规定“节目制作以及围绕节目制作所需经费，由节目组自行解决。以节目养节目，时间定为一年，经费来源以（5分钟时间）广告收入为途径”，其他再不拨款。
决策者们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所面临的情状是，既然政治场域允许出现一块用于实验的“自留地”，那么小心翼翼地在已划定的界限内，就应当充分利用经济场域的资源，为自身发展提供便利。而对这种界限的把握，又完全依赖于决策者的直觉。比如，开始时《东方时空》创办者心仪的栏目名字是《新太阳60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一寓意，对朝气蓬勃、渴望开创新事业的年轻人而言，虽稍显直白，却有直抒胸臆的快乐。但决策者认为“太阳”一词在中国显然有特殊的“所指”，“新太阳”会让“有心人”产生“难道还有老太阳吗”的联想，出于这样的担忧，《新太阳60分》尽管被身处管理层的创办者一再申辩，但最终还是被决策者要求改为《东方时空》。
这一个案，凸显了电视新闻场域内决策者和管理者、一线制作者惯习的不同。作为新闻媒体的决策者，在他们身上至少同时存在三个身份：政治场域派驻新闻场域的监管代理者，新闻业务的领导者，新闻媒体生存的经营者。对于第一个身份，政治场域与新闻场域的交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电视新闻场域内决策者的代理来实现的，媒体决策者本身就是政治场域的一员，他们对政治场域禁区的揣测能力和敏感程度必须要高于新闻媒体内的管理者和一线制作者，从《新太阳60分》到《东方时空》的变化正说明了这一点；对于第二个身份，决策者又必须遵守新闻作为大众传播的特殊行业规律，并要求电视新闻场域内的中层管理者予以落实，否则不会提出由“新华体”向“中新体”的转换；对于第三个身份，决策者需要时刻思考怎样维持这一庞大新闻机构的经济供给，正如有一同时分管宣传和广告经营的副台长，在年终大会上感慨，“每天一睁眼，就要保证有几千万的广告收入到账，压力真的很大”。
宣传机器、大众媒体、寻利企业，这三个身份在中国当下传统主流媒体同时存在，却又彼此冲突。政治场域代理人的身份，要求这些媒体的决策者必须严格执行下达的宣传纪律，而这些宣传纪律又时常会和自己另外两种身份发生冲突。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同时分管新闻和广告的决策者，抱怨现在媒体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一国家领导人逝世，自己很快在上午得到从中宣部传达的消息，但要求必须在晚上《新闻联播》中才能宣布。而此时他点开网络，发现各大新闻门户网站反映这位领导人生平的专题已是铺天盖地，尽管没有直接点明逝世，但稍具政治敏感的网民已心知肚明。
这样的三难处境，根源在于决策者自身资本构成的潜在逻辑。政治场域赋予的领导级别，使他拥有了显赫的社会资本；媒体的领导者，又必须积累新闻场域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被公众广泛认可的文化资本；媒体通过信息采集、发布获得的经济资本，也依赖于政治场域的恩准。这三种资本冲突的结果，决策者权衡之后获胜的总是社会资本，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决策者的所有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都来自于政治场域授予的社会资本。因此，虽然存在许多研究曾经描述过的内部“讨价还价”，即下属们和决策者对某一新闻报道在政治上是否“安全”会常常发生分歧，但事实上，由于“惯习/资本+场域=行动者的日常言行”逻辑的存在，决定了决策者本人也往往行不由衷，无能为力。
例如，在《东方时空》创立两年后，同样孕育自《东方时空》开创者的《新闻调查》刚刚面世。栏目第二期节目播出后，制片人被时任台长叫到办公室，被开门见山地告知，“昨天晚上有领导同志打电话，说这个节目有问题，并且明确地说中央台做舆论监督的栏目已经够了，《新闻调查》如果继续要做的话，必须做正面报道，否则就不要办了”。而此时栏目手里只有舆论监督节目，“其中有几个选题还是台长亲自布置的，所以受打击最大的应该是台长。看得出他一晚上没有睡好觉，脸色非常难看”。[23]
不过，在受到当代价值多元冲击下的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即使是在决策层内部的个体中间也受到影响。同样是在《新闻调查》的草创初期，第一个样片《西古县村纪事》在审查过程中，不仅被分管副台长“毙掉”，还“非常生气，对栏目的定位产生强烈质疑”，而制作者多年后依然认为，“审这个片子的不是台长，他当时不在北京。事后我倒是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这个节目是他来审，会是什么结果？我相信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糟”。[24]这说明，虽然决策者在面临多重身份冲突时，或出于政治场域的“组织”利益，或是出于自己作为领导的个人利益，更可能是二者兼有的考虑，他们在电视新闻场域内的惯习，基本上遵守由政治场域赋予的身份角色行事。但是，这不代表其他两种身份就不会对他们的惯习毫无作用，在不与政治场域发生尖锐矛盾的前提下，有决策者会对电视新闻场域和其他场域的资本交换网开一面，这既是对下属“讨价还价”的让步，也是吸引观众获得经济资本的需要，甚至包括满足部分决策者自己的内心价值体系需要，这为电视新闻场域子场域的多样化提供了存活的直接机会，尽管这种机会是那么的稀缺和脆弱。
在上述复杂心态的支配下，决策者最终实际上采取了“分而治之”的行事策略，来小心维持自身和电视台的资本平衡，即一方面继续严格保证电视新闻场域内与政治场域发生资本交换的主要子场域，比如《新闻联播》；另一方面在电视新闻场域内与政治场域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的其他子场域，比如《东方时空》，允许下属的管理者、制作者小心耕作以获得经济资本。但是，对于更加接近新闻生产一线的管理者、制作者，他们同样是有着自己行动规则的独立个体，他们的资本偏好和由此产生的惯习，并非完全像决策者设想的那样循规蹈矩，这给予了电视新闻场域内子场域的进一步分化和割裂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