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集团经管办公室副主任、上市领导小组成员王万华称：“上市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既定战略，我们不排除再次借壳或者IPO。”但就这次的资本运营探索来说，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借壳国药科技上市的资本运营之路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党报集团资本运营的探索愈加紧迫。但是，为规避传媒行业IPO烦琐的审批程序，无论是成功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还是失败的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都选择通过借壳方式上市。但就是借壳上市也几经曲折、艰难。粤传媒历经三年才走过从创业板到主板的三部曲，新华传媒最终被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控股更多依赖于政策的主导和扶持。加之以前的《成都商报》借壳四川电器诞生博瑞传播，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借壳华联超市诞生新华传媒，借壳上市似乎已成为传媒集团资本运营的不二选择。
相对IPO上市而言，借壳上市有其优点：第一，上市时间较快。借壳上市，尽管也有主管部门的“前置性审批”，以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但由于管理层鼓励上市公司推进实质性重组，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审核程序较具弹性，如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等方面的要求较IPO上市的相对要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2007年2月开始酝酿借壳新华传媒，到重组方案获证监会审核通过，前后才十个月的时间。第二，有利于保守集团商业秘密。借壳上市无须向社会公开报业集团的各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企业的隐蔽性，有利于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第三，评估与上市引发资产高溢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此次通过定向增发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为20.26亿元，较净资产账面值2.47亿元溢价720.45%；而以此认购的1.24亿股，按2007年12月28日收盘价51.11元计算，市值达63.38亿元，较评估值增长282.82%。两项合计，注入资产溢价在2466%。先置换再定向增发的模式，使上市公司业绩明显改观，往往能得到市场的首肯，股价稳步上扬。给借壳上市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当然，借壳上市也有其缺点，借壳上市的目的是融资，但有时因业绩、关联交易等原因未必能增发股份实现融资，而一旦壳资源不干净，负债资产处置和公司人员安置不好，将会给后续的操作带来更多的麻烦和困难。
由于政策性限制，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都是分拆部分经营性资产上市，而采编资产不能上市，这又带来了上市资产的关联交易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至今不敢注入过多传媒资产，就在于要把控30%的关联交易底线，但因此也让资本市场对粤传媒的赢利能力表示质疑。
2007年10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公开表示，国家支持符合条件的新闻出版类企业改制整体上市，“以体现产业的整体性”。他的这一表态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已决定将文化传媒产业向资本市场谨慎开放。从长远来看，必须对党报集团的体制机制改革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从体制上为党报集团的资本运营开放绿灯，获取保障。
第二节 党报集团资本运营的体制求解
仔细分析党报集团资本运营存在的矛盾，我们发现，所有矛盾集中到一点，即党报集团的性质定位。2002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报业集团组建基本条件和审批程序〉的通知》中第三条明确规定，报业集团的性质为国有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这样的定性是延续对党报和单一报纸的定性，而党报和单一报纸的定性是在特定环境、特定背景下出台的。面对当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环境条件，依然抱定这样的定性是否符合党报集团的发展要求，值得思考。
一、党报集团的重新定性：企业集团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和微观体制改革。所谓体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就是生产关系。宏观体制改革就是改革媒介产业的生产力发展与政府管理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微观体制改革就是改革微观主体新闻出版单位的生产力发展与管理、制度等生产关系的不协调。
新闻出版单位大体分为两种性质：事业性质，主要依靠政府资金，不营利，属于公共事业，以公共服务某种特殊目的为目标；经营性质，面向市场，以产业化形式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事业性质的由国家主导，政府投资，搞活机制，搞好服务，改革重点在于搞活内部机制，搞好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现在一般认为的事业主要是各级党委的党报，国家电视台、电台、对外宣传的机构，一些政策性的图书出版。经营性质的要进行体制创新，搞活机制，面向市场，加快发展，由事业单位转变成为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公司化改造，有条件的实行股份制，上市融资，通过市场渠道吸收资金，做大做强。
具体到党报集团这样一个微观主体，既不能将它简单地定性为事业性质，因为集团旗下除了党报外还有更多其他类型的报纸和完全企业化经营的各种产业；又不能将它划归为经营性质，因为它还有党报这样一张特殊的报纸。根据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党报、党刊是党和国家的重要的媒体，由国家来投资，继续维持事业体制，党报中的经营部分要与编辑业务实行两分开。可是，党报虽然是事业性质，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家并不再对党报投资拨款，大多数党报的运营经费还是从广告、市场中来，少数党报的经营收入甚至是整个党报集团的支柱，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广州日报》，年广告收入十多亿，占集团总收入的70％以上。作为党委机关报的《广州日报》不仅服务公众，具有事业性质，更是面向市场，具有经营性质。文化体制改革中又并未对拥有党报的党报集团性质给予明确定性。因此，对于党报集团的性质定位不能简单延伸党报的性质，也不能将历史的烙印加盖在党报集团上，更不该一纸公文就判定“终身”，而应将党报集团放在国际、国内和业内三重坐标上，认真审视，明确方向，重新定位。
国际坐标上，党报集团一方面要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传播的大潮，一方面要担负起传播中华文明、抵制外来文化入侵和文化渗透的重任；国内坐标上，党报集团一方面要融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一方面要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担负起社会转型期舆论引导的重任；业内坐标上，党报集团一方面要融入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一方面要担负起发展、壮大报业、传媒业的重任。三重坐标既是党报集团面临的现实，又是党报集团前行的目标和方向。
处在这样的三重坐标上，需要党报集团尽快成长、壮大，进入国际国内市场，参与市场竞争。但如果党报集团依然被定性为事业集团，党报集团将面临更多的困难，陷入更深的困境。首先，党报集团的事业身份会滋生党报集团的政策依赖心理，固化党报集团利用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为方式，党报集团游走在市场的边缘；其次，党报集团不能从国家和政府获得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支持，又没有合法的身份、畅通的渠道从外部获得资金；最后，已经逐步走向市场的党报集团的产业色彩越来越浓，事业的身份越来越淡，如果仍用“事业性质”束缚其手脚，非但阻碍了其发展，甚至连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都会丧失。
再看党报集团目前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首先，党报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是延续对党报和单一报纸的定性，而党报和单一报纸的定性是在特定环境、特定背景下出台的。195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通报》曾指出：“企业化经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可以实现的。”但后来政策发生变化，国家成为报刊的投资主体，由政府规定和保障报刊运作的资金、设施和员工的工资福利。计划经济条件下报刊本身发展的积极性被大大压抑，也缺乏风险意识和责任约束机制。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政府经费短缺，财政困难，为了节省开支，政府要求报纸自负盈亏，给予报刊政策有限度开放。《人民日报》等八家媒体单位为改善财政状况而申请进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获得了有限的资金支配权。此后，随着报纸经济实力的增强，获得的支配权限慢慢扩大，并最终成立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方针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缓解报社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经济压力，期望通过类似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多少获取一些经济收益以弥补财政拨款之不足。
但是，“事业单位”与“企业化管理”事实上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事业单位”以国家预算拨款为唯一资金来源，不进行成本核算，不需上缴利润和税金，因此，固化了报社的行政氛围、管理环境和工作模式，制约着报业经营的运作和走向。而“企业化管理”要求报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自收自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谋求尽可能大的利润。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当初提出这一几乎‘悖论’的经营方针，实在无奈。”
应该说，“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打开了我国报业的经营之门，树立了报社作为一种特殊事业单位也可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观念，并在这一观念指引下，我国的报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壮大。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报业市场化、集团化、资本化的到来，整个的报业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加明显，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党报集团采取市场运营的办法加快发展。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得党报集团的性质模糊不清，已经不能适应报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微观体制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报集团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报业经济发展的瓶颈。如羊城晚报集团在兼并广州化纤集团的过程中，就因集团没有法人资格而被迫将集团兼并改为报社兼并，然而又因为报社是事业法人，不符合企业兼并的有关规定，因而大费周折。
因此，我们认为，在新的时期新的环境，应对“报业集团的性质为国有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政策规定重新思考，对党报集团的性质给予重新定位。虽然文化体制改革对党报定性为事业体制，但党报集团和党报有着一定的区别，党报集团不同于党报，因此党报集团的性质也应该不同于党报的性质，不必定性为事业集团，而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党报集团的自身发展需要将党报集团定性为企业集团，并在此基础上理顺党报集团的产权关系，建立党报集团党委领导和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现代企业制度。
二、党报集团定性为企业集团的可行性
应该说，从党报集团的发展状况和外部环境的内外因素看，将党报集团定性为企业集团具备了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是可行的和可操作的。
从内部因素分析，党报集团具备了成为企业集团的客观条件。
第一，经过十多年的深化改革与高速发展，党报集团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等四家党报集团年收入在十亿元以上，有九家党报集团进入国内传媒集团年收入的前15位，集团已经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第二，以党报为依托的党报集团，权威性高、新闻资源多、人才素质好，拥有诸多面向市场的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优势。比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广州日报》以开放型、多功能和两头满意为办报方针，追求最出色的新闻，在头版和要闻版做深做好指导性新闻，在其他版面上做好格调健康、科学知识内涵高、体现三贴近的可读性新闻，既体现了市委机关报的政治要求，又满足了广大市民的不同读者层次的要求，使党委机关报成为新闻市场所接受、所欢迎的一个主流媒体，成为党报集团参与报业竞争的一张王牌。
第三，党报集团的组织结构正在向企业靠拢。上个世纪90年代，《羊城晚报》在全国首创了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总经理分工负责制，先后成立了包括广告、发行等在内的各类经营型公司，逐步推行独立核算划分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专业分工业务分层的现代企业雏形已经开始显现。
第四，党报集团的财务管理正在向企业靠拢。目前，大多数党报集团不仅不再享受财政拨款，而且要同企业一样照章纳税，不少党报集团还为中央、地方财政作出巨大贡献。在财务管理实践中，党报集团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些经验做法，建立资金结算中心，实行内部二级核算，进行劳动人事改革等，企业化的印迹越来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