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将意识形态和安全、军控的重点由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南北关系中政治问题日益突出
发达国家将意识形态和安全、军控的重点由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政治领域内的矛盾突出出来。
1.北方国家在向南方国家提供援助问题上设定条件
北方国家把民主化、多党制和人权作为向南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政治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并维护良好的人权。欧盟提出援助应以促进这些国家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条件。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北方国家以此强压南方国家实行西式民主自由和私有化市场经济。凡达不到西方标准的南方国家，就会受到停止援助的威胁惩罚，甚至是经济制裁和封锁。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从1989年7月到1995年1月欧洲议会发表了394项人权决议，其中304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是激烈的、长期的。发展中国家在有关人权问题上的原则主张可概括为：
第一，人权与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实现人权的基础和保障。
第二，人权是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及自决权、发展权等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统一，坚持人权不可分割性与相互依赖性。
第三，发展权、生存权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首要权利，国家和人民没有发展权、生存权，就谈不上个人的权利；实现发展权、生存权仍然是当前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第四，由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外国占领所造成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仍是国际人权领域应予优先关注的问题。
第五，正确维护民族自决权，反对利用“民族自决”制造分裂，挑动民族冲突；要把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脱出来的民族自决同民族分离主义区别开来。
第六，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对人权的理解和价值观念不同是客观存在的。应互相尊重，平等交流，促进在人权领域的正常合作。
然而，为保障西方理念的“人权”，北方国家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预。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面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北方国家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南方国家发动心理战，挑起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情绪，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或促其倒台。北方国家的传媒，如美国的“美国之音”、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量的宣传，其目的就是力促南方国家接受北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应的，南方国家反对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干涉、控制和渗透的斗争也激烈起来。在人权、裁军和反毒品等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
2.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把安全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这个中心利用各种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9·11”事件以来，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对外政策，除了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有关外，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二）南北经济矛盾依然尖锐
冷战结束后，南北之间的差距继续拉大。南北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客观存在，有时还相当激烈，南北双方在国际资金分配问题、债务问题、环保问题、南北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分歧严重，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援助问题和债务问题
发展中国家批评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指责某些西方国家不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而是出于政治考虑给援助附加政治条件。冷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即使有限的援助条件也苛刻，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资金困难。南方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尽快达到联合国制定的官方援助应占国民生产总值0.7％的目标。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金流动速度加快，以及资本流向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回流等因素，也对南方国家发展经济极为不利。
债务问题是南北关系中的老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求采取有效的多边行动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债务的偿还应与债务国经济的支付和增长能力挂钩。
2.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
南方国家要求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北方国家对出口的农产品实行补贴，压低南方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采取种种非关税壁垒措施阻碍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南方国家要求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投票权的比重；南方国家反对北方国家垄断国际技术市场，并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3.环境问题
这是南北关系中的新问题。美国等北方国家强调环境优先，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近年来它们十分重视环保产业，将环境成本转移到南方国家，但并不给予南方国家资源消耗应有的补偿和维护。而南方国家认为，北方国家是全球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主要制造者，南方国家则是主要受害者。发展中国家强调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协调南北关系，不应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发展的权利。南方国家强调发展优先，同时重视环境保护，以促进环境与发展的和谐，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南方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对环境无害的技术转让和环保技术转让。
4.南北差距进一步加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世界总产值高达86％，它们占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也高达82％，而占世界人口约80％的发展中国家所占的这两项比例仅分别为14％和18％。1998年，世界最富的20％人口消费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86％以及能源总量的58％，他们拥有的电话、汽车和互联网用户总数分别占全球总量的74％、87％和93％；而世界最穷的20％的人口仅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1.3％，其互联网用户数量仅占全球互联网用户的0.2％。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南北贫富悬殊继续扩大，受损的就不仅是南方穷国，北方富国也无法独善其身。这是因为：贫困迫使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生存和起码的发展需要，而过度开采自然资源，使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贫困既导致外债不断增加又削弱了偿债能力，造成沉重的外债负担，并最终引发债务危机；贫困使发展中国家政府调控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减弱，诱发各种极端主义思潮，这是国际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的重要根源之一；要想把贫困和落后长期锁定在一个特定的空间是很难办到的，贫困必然引发移民潮和难民潮，所有这些都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矫正经济失衡，改善南北关系，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南北对话、协调与合作机制形成
南北关系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依存合作的一面。南方国家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取得与北方国家的平等合作，南北也只有合作才能求得共同发展。南北相互依存是客观存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深了南北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发展中国家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纵横交错，相互影响日渐增大。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资源和广阔市场，发达国家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南北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必然会增强南北之间的合作，使南北之间的矛盾受到制约。冷战结束后，为了解决影响世界稳定与安全的经济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根据国际形势的新情况调整各自的立场。发达国家被迫采取现实的态度，放弃僵硬立场；北方国家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开始重视加强南北合作。发展中国家则为了经济发展和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援助，以及解决面临的紧迫的经济困难，南方国家对以往采取的南北经济关系战略也进行了调整，开始缓和与北方对抗的立场。
1.南北对话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南北对话不断加强。亚欧会议、拉美-欧洲首脑会议、非欧首脑会议等，在推动南北对话与合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欧盟与亚洲国家连续举办两届亚欧首脑会议，并于1999年6月和2000年4月分别召开首届拉美-欧洲首脑会议和首届非欧首脑会议。2000年，非欧首脑会议在开罗举行。与会的有非洲53个国家中的52个及欧盟15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这次会议是贫困的非洲与富裕的欧洲对话的开始，它们所谋求的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非洲迫切关心的是最直接、最现实的经济问题。非洲要求欧盟在消除贸易壁垒、向非洲开放市场、减免严重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债务、增加欧洲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方面多做些实事。会议还在其他广泛的议题，如加速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铲除腐败、防止武装冲突、建立无核区、裁军、扫雷、战后重建、反恐怖活动、走私、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此次非欧首脑会议意义巨大，非洲国家第一次以平等伙伴身份同欧洲国家展开对话，这是一个新的开端，符合非欧两大洲利益和时代潮流，而且促进了双方对各自所关心的问题的了解。
1998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非洲经济增长和贸易机会法案》，从关税、配额、投资等方面对非洲实行政策倾斜。2001年11月，在世贸组织多哈会议上，经过讨价还价，发达成员国和发展中成员国就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问题达成妥协，允许发展中成员国就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问题达成妥协，允许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仿制价格昂贵的外国专利药，如防治艾滋病、结核病等流行疾病的药品，而欧盟也改变了不同意进行关于减少并逐步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进行谈判的立场。
2.南北组合型区域集团化的发展
冷战后南北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南北组合型区域集团化的发展，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北全球谈判没有取得突破，但南北之间的区域合作却有加强之势，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建立就是典型的例证。美国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后，于1993年倡议召开了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随后形成了一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固定模式。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环印度洋自由贸易区四大经济板块中均既有北方国家，也有南方国家。南北组合型的区域合作在世界范围内“遍地开花”。美国除了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加强与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之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把目光投向非洲。1997年6月，美国政府公布了《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贸易机会的伙伴关系计划》，主张建立美非自由贸易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尽管组建南北区域性经济集团的步伐有所放慢，但并没有停止。组建南北型区域性经济集团仍然是改善南北关系的重要措施。南北型区域集团的出现标志着南北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球性南北关系将纳入区域内部或集团内部的框架，这一方面有利于集团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沟通和合作；另一方面使全球性南北对话中的南方国家力量分散，不利于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冷战后，南北关系已经成为以政治经济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的综合。今后，南北关系将进一步加强，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要施威，北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还会肆虐；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尖锐，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均已越出国界，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或几国所能为，必须依靠南北合作、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今天，南北关系已经成为关系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南北双方必须携手合作。
在未来的南北关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将得到不断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将不断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也会不断加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南北关系总的趋势是朝着对话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国际经济秩序不能以新代旧，南北矛盾的实质就主要还是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发展中国家要求尊重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并对国际经济事务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西方国家则要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南北之间发生冲突难以避免。债务、援助、贸易依然是南北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但斗争的焦点也在逐渐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和人权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