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的性质和方向上，邓小平曾多次阐述“改革”和“革命”的关系。比如，“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革命性变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他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并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了起来……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我们“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10]时至今日，“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1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伟大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昭示我们：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12]
按照史家的说法，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有三个层次：一是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是百年期的缓慢渐变；三是不囿于时间的限度而呈现为事物性质的激变，这种根本性的剧烈脱节和大动荡，动摇乃至颠覆我们以往生活信念和价值规范中最坚实、最核心的部分，使人们怀疑或告别过去，并以一种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新时期的中国改革无疑类似于第三种情形，它是触动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是波及全民族文化心理更新的历史伟业。特别是在“人”的意义上，它在把人变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把人变成了现代化的对象；其现代性实践在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剧烈的变革引发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而经历了变革的人们也从中感受到种种深刻的现代性体验，并铸就了人们对于现实和未来的判断与想象、理解与希望。
改革剧的艺术叙事和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典型形态，改革剧因其和时代生活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而成为了人们所经受的体验与感悟、判断与想象的最形象、最集中的体现者，它以其影像表意系统生动形象地记载了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历史变迁，甚至，改革的每一阶段性发展都在其中有相应的记录和表现。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时代生活的生命盐，那么，这种“生命盐”在熔铸改革剧质的规定性和生命品质的同时，也使其成为了一种绵延发展的电视剧形态。在这种意义上，对改革剧的艺术叙事而言，如果说，“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叙事的基调是一以贯之的，那么，改革剧艺术叙事的基调也就是一以贯之的；“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叙事在继续，那么，改革剧的艺术叙事也就在继续；“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叙事在发展，那么，改革剧的艺术叙事也就在发展。
无疑，“改革剧”不是哪位艺术家、理论家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应运而生、齐头并进的。因此，只要改革开放是时代生活的主流，那么，改革剧这一现实题材电视剧形态及其基本性质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要改革剧以其现实主义精神积极观照生活、介入生活、表征生活，那么，在不断的影像编码、书写和传播中，其艺术形象所负载的现代性想象和现代性体验就不是一些附加、衍生出来的想象物，而是新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历史叙事所具有的现实关系在改革剧艺术叙事中的审美转换和影像呈现。
当然，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改革剧的艺术叙事有其审美话语的独特性：第一，改革剧不是时代生活的传声筒，而是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第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改革剧有不尽相同的艺术观照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第三，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广发展，不同的表现领域使改革剧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实际上，正是在这些“独特”意义上，“审美现代性”恰好就像一根红线将改革剧多样的艺术表现内容、表现形式和审美特征串联起来，并将改革剧沟通、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换言之，共同的历史基础和美学基础使30年来的改革剧艺术创作呈现为一种有着特殊规定性的、整体性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形态。在这里，我们庶几可以说明，在电视剧史的观照中，改革剧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中，“狭义”的改革剧是指20世纪80年代继“反思”、“伤痕”之后文艺潮流意义上的一种电视剧形态，它可以视为改革剧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或其诸多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其下限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而“广义”的改革剧则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种电视剧形态，其下限将基本吻合于“新时期”的下限。
从当前艺术研究的现实情形看，理论研究的困惑是多重的。一个明显的表征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理论探索在多重的精神向度中减弱了它把握现实的能力；理论话语在多种文化悖论面前降低了它本该具有的价值导向意义。不必讳言，当前关于改革剧的艺术研究，特别是改革剧审美现代性的研究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然而，在我看来，改革剧的审美现代性研究不仅可以看作是中国电视剧艺术研究的一种新探索和新尝试，更可以看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立场的烛照下，进入时代生活、把握时代精神的一个孔道，或如马克思本人所比喻的——它是我们进入现实的入口处！
那么，作为一种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形态，改革剧的内涵如何界定，或者说，改革剧的操作性理论规定如何？
1.1.2改革剧的理论规定
在电视剧创作界，有人认为，诸如“什么是改革剧”、“如何界定改革剧”之类的问题是电视剧理论和批评的事。诚然，改革剧的内涵界定和电视剧理论与批评相关，但也和改革剧的艺术创作紧密相连。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改革剧创作中出现的种种失误或多或少都和创作者如何认识改革剧，以及审美观照等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改革剧30年艺术实践的基础上，首先对改革剧的内涵作出比较清晰的说明。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改革剧的创作实践日益丰富，这一“说明”显得更加迫切而重要。
艾略特曾指出：“在一种新型批评中迫切需要实验，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所使用的术语进行逻辑和辩证的研究……我们始终在使用那些内涵与外延不太相配的术语：从理论上说它们必须相配，如果它们不能，我们就必须找到某种别的途径来弄清它们，这样我们才能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意思。”[13]在这里，阐明“改革剧”的理论内涵不仅涉及到基本的研究规范，还直接影响到改革剧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展开。当然，阐明改革剧的理论内涵并不意味着沿着本质主义的理路，给予一部电视剧作品是否改革剧以某种非此即彼的判定，而是要立足艺术文本，从中归纳、概括改革剧的基本特征，并最终回返到改革剧的艺术实践中去加以验证，以便有效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对此，我们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讨和把握改革剧的理论规定。
1.在时间的维度，改革剧的故事时间与“新时期”这一历史时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度
在叙事学中，电视剧的叙事时间可以分为“历史时间”、“故事时间”、“情节时间”和“屏幕持续时间”四种。[14]其中，就“故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而言，由于历史时间往往只是一种“因由”，一种“假定”，因此，故事时间与历史时间构成了比较复杂的关系，即，在“淡化”历史时间与“精确”历史时间之间存在一个广大的区域。然而，不管这个“区域”大小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文本的故事时间与历史时间总会建立起一定的关联度。在这里，借助对这一“关联度”的考量，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剧的故事时间与“新时期”这一历史时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度。
比如，在《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这一“农村三部曲”中，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明确地告诉我们，其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东北农村；《省委书记》的故事发生时间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期；《人间正道》则明确按时间的顺序写到了1996年，并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平川地区三年间的巨大变化。像《沟里人》、《农民的儿子》、《郭秀明》等纪实风格作品，其故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关联度显然比其他作品大得多。在这里，尽管作品中故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关联度有大、小之别，但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新时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历史时空是它们展开艺术叙事的现实土壤和时代背景。与之不同，在根据小说《黄河东流去》部分章节改编而成的《冤家》中，作品通过凤英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揭示了新的生活价值观念超越小农意识藩篱的历史发展趋势。其中，凤英的人格结构在精神谱系上和枣花（《篱笆·女人和狗》）、香叶（《颖河故事》）、菊香（《当家的女人》）等人有类似之处，作品的现实意义与审美旨趣也和某些改革剧作品有相通的地方，但《冤家》显然不是一部改革剧，因为其故事时空与“旧社会”的黄泛区联系在一起。至于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改革意识”或“创新精神”，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创作者透过当下现实和当代审美意识的三棱镜而折射出来的思想光束。
2.在审美观照和艺术表现视角的维度，改革剧既可以侧重从“直接/正面”，也可以侧重从“间接/侧面”来表现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而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使作品所反映的内容表里互动、相得益彰
在发生学上，改革剧是中国人打碎精神迷梦和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艺术产物。“文革”结束后，环顾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悬殊。因此，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对现有经济、政治体制机制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进行“改革”。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掀起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浪潮成为了改革剧发生、发展的催化剂。
在风云际会的时代背景下，身为知识分子的众多创作者受时代精神的鼓荡，同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促使他们/她们感到以文艺来为改革开放推波助澜是义不容辞的任务。于是，他们/她们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不约而同地将审美观照的视点集中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生活之上，并在寄托他们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的同时，也使“直接/正面”表现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成为了早期改革剧的突出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特征甚至还成为了人们判定一部作品是否改革剧的重要标准。
诚然，“直接/正面”表现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迄今为止依然是改革剧艺术创作的重点和难点，我们不能因为此类创作曾经出现过某些艺术失衡和审美偏差现象而淡化这一审美观照和艺术表现视角的意义。事实上，由于这类创作难度大、要求高，因而，其创新突破也更能显示出价值。比如，在评析《大潮汐》时，李准指出：“在改革题材的创作中，反映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特别是正面切入的，是一个弱项，不如写乡镇企业，不如侧面写的。”“《大潮汐》的编导者选择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部位，即国有大型企业的体制改革为表现对象，而且是从正面切入，从最困难的地方写起，显示出敢于面对严峻的现实的勇气”，所以，其艺术上的创新突破值得充分肯定。[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