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常常采用一种“革命”的推进方式。对此，王一川指出：“由于中国人固有的宇宙模式和中优外劣心态等的束缚，中国现代性一再处于低于理想水平的缓慢变革或危机状态。这种非常局势竟实际上充当了中国现代性变革的常态。对这种非常性常态的痛切体验煎熬着现代知识分子，逼迫他们采取激进的革命姿态并把它诗意化，导致现代性长出一副革命主义颜面。”就其原因来说，革命主义的发生“主要来自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现代性变革需要。”因此，“每当中国现代性处于动荡状态或危机情势时，革命主义总会适时地登场亮相。”这样一来，“审美现代性的航船总是必须悬挂着鲜艳的革命旗帜，而革命主义也需要插上审美的翅膀在知识分子和普通工农兵民众心空高扬。”[116]诚然，“革命”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不言而喻的历史合理性，但“革命”的相继发生、社会制度的连续更迭、现代化过程的震荡式推进，使得中国现代性难以形成主要的发展线索及核心的价值观念，也使得中国现代化实践和现代性话语之间频频出现诸种断裂。
第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终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对立的二元结构。但和西方现代化不同，由于“对革命所产生的同先前的制度与文化之间的断裂估计不足，使得我们在以往的文化研究、现代性研究中，过多地局限于‘现代—传统’这一对解释框架，过于突出了传统的影响。”然而，事实上，“传统的影响固然存在，但已退居其次。‘文革’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终成功启动与推进，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它的现代化目标所要改革的，并非是什么传统的东西，而恰恰是教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努力，与其说它的主要阻力来自于传统，还不如说是来自于执政党内部的教条保守势力。”[117]
第五，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表明，不管是现有的西方现代性，还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两个理论话语系统都无法透彻解释中国当前的现代性。这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性具有自己独特的“现代”品格。
综合以上五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中国现代性的未来发展必然是要在中—西方“双重视阈”的展开中来推进其历史行程。对此，张岱年指出：“21世纪，文化将是‘各美其美’，时代主潮既不是西方压倒东方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东方压倒西方的东方文化。在未来发展的任何过程中，固然少不了风云激荡的对立冲突和竞争，但世界新型文明的主要潮流，却是东西文明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从而创造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世界性与民族性共荣的世界新型文明。中华文化既要朝着多元化方向继续发展，又要突出自己的民族特色。”[118]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中，中—西方“双重视阈”的辩证观照不仅是一种认识论的问题，还是一个实践论的问题。
诚然，全球化语境中的经济一体化具有一种使世界“趋同化”、“趋平化”的巨大力量，具有将世界多元文化“同质化”的潜在威胁。然而，世界范围内的经验研究表明，全球化在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与“多元性”，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在文化上却出现了“多元化”。金耀基指出：“简单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以为全球化是全球淹没了地方，正如简单化的现代化理论以为现代化是现代取代了传统”，事实上，“全球化不是全球淹没了地方，反是激发了地方（民族）文化；”全球中不可能没有地方，“没有‘没有地方’的全球化”，“全球的”与“地方的”是一种辩证关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的多元主义还成为了“全球性”的构成原则。[119]
就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来说，文化现代性的建构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而审视文化现代性的基本命题就是“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必要张力。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中，一方面，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理想及其总体性文化总是将自己定位为普世性的、超越性的，“它标示的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那些应该带给人们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或干脆说，总体文化曾经是走向一般文化（大致说来，就是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的，也就是那种不言而喻的标准，而具体的各种文化（cultures）则可据此首先得到认同和估价。”[120]然而，在另一方面，具体文化对总体文化的渗透和遏制总是会生发出一种反渗透、反遏制的机制，“‘其他地方’的取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自觉‘趋同’与将这种同质化视为文化强制的‘反遏制’，总是相生相长，文化差异从未也不可能彻底抹去。”就其原因来说，“文化误读”是“跨文化交往的本质特征”，是文化交流的必然方式，是文化既同一又多元的“世界性”格局的支撑，“它表明价值取向的主观性或选择性。”[121]
布鲁姆指出，“诗的影响是一种精神赋予”。正因为诗的影响、文化的交流是一种精神的赋予，其间就必定因着选择和理解的自主而形成“误读”。这表明，自我对他者的意识同时也是对自身的意识，或者说，“双向主体性”的确立是文化交流发生、发展的前提和依据。在这种意义上，“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122]由此观之，就中国现代性而言，“现代性原生于西方，但生成之后，不论是原生地的‘强势’催生，还是因其对（共同的）‘人’的主体的确认、对合理化原则的推崇等‘普世’意义而自显出全球性意识，全球性世界性是已成的事实，但因着文化对话中必然的‘误读’，却也形成了现代性的不同视界。”进一步说来，“现代性的普遍化并未否定（各个领域的）现代性实现过程——现代化的具体化，现代性的张力为以创造性修正为前提的文化误读理论的滋生提供了空间，现代性的世界意义在于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交往的形成，它既使文化的不可通约性被质疑，又使绝对意义的区域性被认为不可能。”这样一来，“在现代性视界中，自我与他者总是在不断分离中相互依存和趋同，这使‘世界’的发展格局在形而上的同一性（深刻的认同）下依然具有无限的可能。”[123]
关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陈德述认为，“21世纪的文化发展仍然还将贯穿着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这是一个一百多年来的老问题，同时也将是21世纪的新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建立和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的问题。我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它自己的‘体’。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自己的‘体’，它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客观上是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其依据，而自身主体性确立，必须要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认真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124]这表明，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中，中—西方“双重视阈”的辩证观照不止是理论思维的“应然”，更是一种“实然”。
就当前学界的实际情形而言，有两种观点值得进一步辨析和反思：一是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现代性”在中国还是一个目标，换言之，现代性、启蒙理性等在中国还非常缺乏，中国尚未完成现代性的建设，甚至，我们还要不断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主义理想，因此，包括技术、制度、主体性等全面现代化依旧是我们急需的。如果“撇开现代性的基本规章，一味强调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特征，到头来恐怕未必不会落入阿Ｑ精神的怪圈。”[125]二是认为，现代性是多元的，“中国现代性”完全可以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语境，并建构自己的独特品格，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依循西方的“既定方案”，换言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应彻底脱离西方现代性的模式。
就前者论，不必赘述，西方现代性自有其历史合理性因素，但其缺陷和弊端也是客观存在、有目共睹的。特别是，这些“缺陷和弊端”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诸多方面也有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古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庶几表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将“反思”与“自觉”紧密结合起来。
就后者论，李欧梵认为，体认中国现代性，要看到“西方事物、观念的进入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启迪。”[126]尽管现在我们仍然无法说清，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发展是如何促使中国的现代性不是被“直接影响”，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促使中国现代性成为“多元现代性”之一的，但西方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上，所谓现代性的“多元性”，它是一种建立在认同现代性共性价值和意义之上的“多元性”，而不是一种随意、随机的“多元性”，其所蕴涵的张力在于不抹除“差异”的多元取向，在于认可现代化、现代性的实现过程具有不同的维度，以及不同视界的选取。如此说来，这就使得一种对激进现代性的批判成为必要，以免偏激地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批判现代性，以及在盲目“超越”后殖民化语境、“抵制”西方中心论的同时，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淖。不仅如此，这还使得一种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成为可能，而不至于借“特色”、“个性”之名，使现实生活中种种“非现代性”的观念混杂其间，或在一种超量“历史化”的话语建构中，将突出“个性”混同于对历史经验事实的附和，并以一种制度性的话语方式，重述历史的合理化，进而丧失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向度，陷入鸵鸟漠视、画地为牢、夜郎自大的窘境。这庶几表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将“建设”与“自觉”紧密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反思”与“自觉”、“建设”与“自觉”的紧密结合可以看作是中—西方“双重视阈”辩证观照的要义。诚如金耀基所说，“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总之，“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127]
3.建构方式——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要命题，并将“文化自觉”看作是时代的要求，是当前思想界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28]在此基础上，费孝通还进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念和理想。[129]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他说：“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要过完了，句号划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划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130]无疑，面对当前史无前例的大交流、大交融，不论是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还是对未来世界文明秩序的建设来说，“文化自觉”的真义都将影响深远。在中国思想史上，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看作是“横渠四句教”。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今天，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以看作是切合当今时代发展的“四句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