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电影的商业属性是第一性的，它的艺术本质只有在其经济条件形成之后才能逐步实现。正如现代电影理论家詹姆斯·摩纳特别强调的：“对于电影的研究来说，首先要讨论的是它的经济和技术基础，然后再谈某些重要的政治、社会和心理的关联（结构），最后才讨论到影片的美学发展。”法国巴黎的咖啡馆、中国上海的徐园、美国的镍币影院，当时的人们把电影当做魔术、杂耍、影戏等民间艺术形式来对待，它的商品性、娱乐性和时尚化在电影走向大众初期就已现端倪。在随后的发展中，电影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工业体系中重要的一员，在前苏联，电影的经济利润曾经仅次于伏特加酒，在美国，影视产品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出口产品，世界各地的人们大都成了美国影像、声音、观念、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
但电影同时又是艺术的。自从美国电影人格里菲斯将电影引向艺术方向之后，世界上更多的电影人开始将电影放在艺术的范围内进行艺术创新和艺术改良。乔托·卡努社最先对电影艺术价值和电影美学观点进行追问、爱森斯坦的蒙太奇论、巴赞的长镜头理论、普多希金的诗意蒙太奇、法国的新浪潮、作者论等等，不断完善电影的艺术形式，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艺术享受。电影以一种神奇的艺术魅力，彰显了视听语言的力量，彰显了电影中画面、光线、色彩、声音的艺术力量，达到了与诗歌、音乐、雕塑、建筑等其他传统艺术同样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成为第七艺术。
中国当下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改革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影响深远。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学者对于电影研究的视野也出现了更为精深和细化的趋势。电影创作在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凸显了中国电影业在市场运作机制上的停滞和落后，因此再一次引发了“电影是什么”和关于“电影本体再认识”的大讨论。
1995年，邵牧君先后在《世界电影》和《电影艺术》上发表文章《电影万岁》，他在文中鲜明指出：“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他认为：“电影的艺术是为商业服务的艺术，是使一件工业产品更乐于为群众所接受的艺术。”这虽然不是新鲜观点，但在中国，在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电影界，它作为一种观念正式表达出来还不多见，作者的用意在强调一种类似好莱坞电影的商业美学。他的观点立即引来了众多的反对者和商榷者。尹鸿在《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一文中肯定“电影首先是一门艺术”，认为把电影当成一门工业的电影观念是一种商品拜物教的电影观念。徐庄在《守望电影的精神家园：电影商业性的质疑》一文中认为：“我们在对电影进行社会定位时，首先是将它置于艺术之列的，或者将它叫做特殊的精神商品，以区别于一般商品，电影需要遵循的首先是艺术规律，其次才是商品规律。”在这场讨论中，各方观点都从电影制作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延伸出来的。虽然讨论最终没有能够达成共识，但学界对中国电影商业化机制和艺术生产经验的研究，显示了极大的热情。
其实，关于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电影界不断讨论、不断争论的一个问题。甚至在好莱坞，这个电影工业的集散地，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凸显无疑。人类学家霍顿斯·波德尔马克尔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好莱坞，她认为好莱坞的矛盾性在一组对立关系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拍摄电影必须或商业或艺术，而不是兼而有之。”对于很多电影制作人而言，她提出：“拍摄一部让他们尊敬的电影和拍摄一部满足制片厂行政管理部门商业需要的电影之间似乎源源不断地冲突，这种冲突对每一部电影都是如此。”很多好莱坞的编剧和导演都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制作过哪怕稍微让他们满意的电影。因为每一次电影开拍的时候，他们都会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一部不同以往的电影，但每一次都会遇到太多的干涉、太多的变化而导致艺术创新的夭折。霍顿斯·波德尔马克尔看到了商业与艺术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常规解决办法又会导致电影的混乱、浪费和缺乏新意。因此，“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冲突仍然顽固地拒绝和解，这一冲突仍然主宰着目前美国电影的中心问题。”《天国之门》这部电影在好莱坞人尽皆知，因为导演米切尔·帕西诺在制片过程中不断地超越预算，想以丰盈的艺术性一鸣惊人。结果这部史诗一般的影片的失败直接导致制片公司的倒闭。这部影片的艺术性追求，并没有满足或者调动观众的情感需要，它在商业上完全失败了。因此，一味强调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矛盾性并不能带来理想的电影，只有正视这种矛盾，想办法化解这种矛盾，才能带来有丰厚利润、观众满意的电影。
电影《泰坦尼克号》的艺术成功带来了它商业上的成功，它是第一部票房超过了10亿美元的大片。现在它的累计票房已超过18亿美元。影片将壮观的灾难聚焦在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上，向观众传达了多种情感。《泰坦尼克号》同时是一部青春爱情片、奇观电影、灾难电影、史诗电影、文艺片和最昂贵的电影，不同的观众可以从影片中获得不同的情感满足。他们可以从中看到对无私和奉献精神的赞美，看到对往昔奢华生活的展示，看到至死不渝的爱情，看到真情战胜阶级的快感，看到对资本主义科技发展的讽喻，看到数字技术的全面胜利。事实上，《泰坦尼克号》的成功是源于电影中艺术与商业的共生，即二者是互相缠绕的。如同好莱坞影评人贾克·瓦伦堤所言：“电影制作是艺术与商业的联姻。”在成功的电影产品中，商业与艺术彼此拥抱，这让每个人都满意。
在电影艺术与商业互动中，逐渐地生成一种商业美学倾向，它服务于电影的商业目的，同时也坚持表现人类思想、感情和经验，并通过对感官的刺激达到对心灵的探索。它不仅满足投资者的资本回收愿望，还满足观众的情感审美需求。
在国产大片的生产中，对于这种商业美学效果的追求还是不尽如人意，常处于一种厚此薄彼的状态。那么具体分析起来，我们把商业美学分成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大众美学与主流意识、类型与超类型、明星制、数字美学。
一、大众美学与主流意识
看电影，远不像观众买票入场那样简单，在观众买票的背后，涉及到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和拥有的文化立场。比如有时候，观众是需要电影英雄的，他们认同英雄、被英雄感化，同时也被英雄所影响。像中国的雷锋、白求恩，美国早期西部片中的英雄形象等。有些时候，观众却对电影英雄嗤之以鼻，他们并不相信影片建构起来的英雄时代，并不接受虚构的英雄形象，比如《英雄》里秦王的形象，美国后期西部片中英雄形象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因此，电影的娱乐艺术要变成大众的娱乐方式，必须和大众的生活方式、文化积淀和审美情趣直接相关，并构成其生活内容的重要事项。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体现着大众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意识。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喜欢把玩琴棋书画，是因为琴棋书画作为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体现着他们追求文雅、诗意的生活主张，从而成为他们用美学阐释人生的工具之一。而更多的平民百姓热衷于听山歌、观赏戏剧、耍狮子、玩龙灯等通俗艺术形式。这些娱乐形式调节了他们的生活节奏、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内容，而且大众不用通过学习文字和知识就可以轻松地获得满足感。电影出现后，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商业活动的直接后果，它必然反映现代大众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在中国早期的电影中，伦理剧一度占据银幕的中心，无论是《孤儿救祖记》、《难夫难妻》、《神女》，还是《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都以曲折的故事、民族自身的生活内容、形象的真实性和文化诉求的传统性，获得了大众的共鸣。正如早期电影人候曜说的：“影戏是民众的艺术，它的材料可从民众中取得。人生社会中藏着无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做影戏的材料。”也就是说，电影不是在和大众对立的文化意义上进入人们生活的艺术，而是在和大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审美方式相适应的基础上，在顺应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邀请大众一起参与、一起探索的电影艺术形式。因此，它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当然，与此同时，支撑中国的还有武侠片（《火烧红莲寺》连拍18集）、抗战电影、左翼电影等，这些电影在不同的时期满足了人们不同的情感和文化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也需要新的文化和新的电影。这时大众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银幕上的工农兵形象逐渐占据了主角的位置，出现了一批人民英雄影片，《中华儿女》、《赵一曼》、《南征北战》、《董存瑞》、《平原游击队》、《红旗谱》、《红色娘子军》等，各式各样的人民英雄形象改写了以往电影主人公的形象。从历史上看，这些人民形象是抗战胜利、建国胜利的革命英雄的正面书写，从意识形态上看，它代表了当时的政党把人民英雄当成新国家、新民族、新文化的象征性的形象登场，给予大众以革命启蒙、文化启蒙和社会主义启蒙。这里的人民和大众更多指的是政治概念里那个空虚的、乌托邦的革命形象化身。它的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多于大众个体的审美需求。
新时期电影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人权的大众美学传统地位。无论是《小花》还是《天云山传奇》、《归心似箭》、《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他们共同的主题就是人性的回归，作为人的尊严、地位、价值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更重要的是，随着以人为中心地位的上扬，历史、文化也开始受到全面的审视，从而使新时期的电影具有深度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文化反思激情。这些都契合了当时从“文革”伤痛中走出来的大众的情感需求，大众被压抑的文化表达、大众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不自由，都通过电影这一载体表达出来。
到了21世纪，中国大众需要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大众认同的好电影？成为一个既朴素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由于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和中国特有的转型期，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似乎有些模糊不清，大众自身的面目也有些混乱。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得不回到电影与大众的关系，即电影呈现出的大众审美倾向。大众美学包含的内容很多，有伦理道德美学、自由个性美学、启蒙美学、政治美学、叙事美学和情感美学等等。不同的时期，这些美学受到不同侧面的重视和凸显。比如伦理道德美学是强调伦理的传承性和以情为本的美学诉求，希望能够在中国既有文化心理的基础上获得首肯，从而达到大众的认同快感。自由个性美学则通过对独立生活权和人权的肯定获得政治诉求的满足，为争取同一个解放、独立的目标而获得大众的支持。那么，在当下社会现实中，大众的美学倾向是什么呢？
当下的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中国的很多问题、希望和困惑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换。旧的问题还没有消失，新的问题已经出现在新的框架之中。这种局面并没有使中国面临灾难和痛苦，而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工作的节奏更快、社会角色变化更多、闲暇时间更多、人更寂寞，同时也成为消费的奴隶。在充满“物”的世界，真情难以找寻，理想没有寄托，于是，一些电影继续在“真善美”上做文章，以填补现实生活中的稀缺。
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傻根看起来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在戏里一直在沉睡中做自己的好梦。但他却是这部电影的灵魂，是这部电影得以成立的基础条件。傻根辛辛苦苦挣了钱，踏上了回乡的列车。他对于自己的信心、对于现实的信赖、对于未来的期待都使他成为这节列车上最具魅力、最天真的一个人物。他身上散发着一种久已逝去的“真善美”的本色，虽然有些乌托邦，但总是温馨的。傻根带着一个美好的理想，一个靠自己的劳动、智慧、勇气争取美好生活的梦，一个自我奋斗的梦，一个冲向未来的梦，开始了人生的旅途。傻根的“真善美”导致了两个小偷的改邪归正，让善良的小偷在与邪恶对抗时成就了英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