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电视与未成年人的早期研究
进入21世纪，伴随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的普及与推广，人们收看到的电视节目逐年增多，电视与未成年人的研究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兴趣。电视与未成年人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美国人开始每天按照客厅电视的节目表来安排生活以来，关于电视与未成年人的研究就拉开了序幕。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从各自的出发点进行着不同角度的研究，早期的电视与未成年人研究也因而出现了三种研究取向。
1．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取向
在大众传播学领域，电视与未成年人研究是个并不陌生的议题，有些著名的研究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以佩恩基金研究为代表的未成年人与电影研究不仅使人们对20年代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电视的早期研究方向——探索电视在日益扩大的大众传播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在1949～1960年，电视与未成年人的研究多集中于电视使用模型、电视对未成年人身体和情感的消极效果以及电视对未成年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由于早期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建立好一个固定的‘议事日程’，所以每个时代的研究都是相似的。”
早期的电视与未成年人研究中以施拉姆等人对北美洲电视与孩子的关系问题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研究为代表。其研究的焦点不是对电视的效果做直接分析，而是把未成年人看做是电视的使用者，研究未成年人对电视的使用与满足。通过11项调查得出结论，未成年人看电视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娱乐、获得信息以及电视的社会效用。同时，大量的调查结果大致可归结在四个方面：（1）未成年人使用电视的方式和时间与年龄、智力以及社会阶层背景等因素相关，从中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的收看内容、预测未成年人收视的节目口味以及未成年人对电视的态度。（2）未成年人从电视上学到的东西大多是通过偶然学习获得的。（3）社会规范、社会关系与孩子对电视的使用方式密切相关。（4）电视对未成年人产生了下面的效果：生理效果、情感效果、认知效果、行为效果。尽管这项研究发现的细节似乎过于庞杂，并没有解决电视对未成年人的效果问题；但是，却为后续的研究建立了理论分析的框架。
20世纪80～90年代，许多研究者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表现在四个方面：（1）未成年人在使用电视时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如何定义未成年人的主动性。一些文献分析认为：未成年人对电视节目比较逆来顺受，很少批评。（2）对未成年人的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社会关系等影响未成年人电视接触的重要变量做了更多的研究。一项研究还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等变量后，未成年人是否有宗教信仰与未成年人的电视接触时间、内容偏好显著相关。（3）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电视的模式做比较研究。如一项研究对美国、韩国、阿根廷、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家庭使用电视做了调查，指出，在未成年人观看时间、家庭对电视的管理、电视观看与家庭传播的关系、使用教育性电视节目等方面和当地文化、经济背景有很大关系。（4）一些研究者做了收看电视与使用其他媒介的比较研究。
同一时段，电视在中国才得以迅速普及。或许由于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被引入中国，传播学研究领域内关于电视与未成年人的研究并不多见，但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包括未成年电视内容方面的研究、未成年人电视使用模式的研究、电视对未成年人影响的研究等方面。
2．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早期的心理学取向的电视与未成年人研究带有行为主义色彩，强调电视对儿童、青少年的立即影响。因电视对未成年人的认知、学习行为以及社会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心理学家对电视与未成年人的研究与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基本是同步的。相关研究无论在质与量上都相当深入而广泛，因其牵涉层面多而复杂，迄今仍是热门而尚无定论的课题。
早期有关的研究偏重于调查电视对未成年人社会行为及学业成就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电视对未成年人的学习和社会性行为的影响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考虑到电视对未成年人发展的潜在影响而精心制作的电视节目，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性行为和学习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其后的研究中，心理学的研究者逐渐摒弃了行为主义的观点，而趋向一种建构主义（或认知）的观点，也就是从研究刺激与反应，逐渐转变为研究未成年人如何理解、诠释并且评估他们所观赏与阅读的对象。未成年人在此不被看成媒体资讯的被动接受者，而被视为主动对于意义进行处理的人。这些学者认为，未成年人在理解媒体的过程中，会使用所谓的心理图式或脚本，也就是他们根据自己过去对于媒体与世界的经验，所建立起来的几组计划与预期。从这个观点看来，媒体文本的意义并非单纯地被传送给观众/阅听人，反而是由后者所建构的结果。这方面的研究趋于揭示未成年人收看电视的认知机制及其发展特点，大多研究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的，其中未成年人对电视信息的注意和理解成为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有对电视的形式结构所做的分析。比如，有研究者考察了未成年人与其同伴一起观看电视时的注意模式，并得出结论，未成年人的电视注意是未成年人、节目和观看情景三方面一起作用的结果。
心理学家也就未成年人的电视收视动机以及看电视对阅读行为的影响、亲社会行为、侵犯性行为等方面做了相应的研究。在收视动机方面，中外学者都做了一些研究。美国学者有针对性地考察了未成年人收看某些类型节目的收视动机，发现未成年人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动机有两种：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台湾学者则发现，未成年人收看益智猜谜节目的动机可分为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日本的研究发现中小学生收看电视的主要动机有七种，其中因消磨时间、轻松轻松等暂时性的需要而收看电视的倾向较强。我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未成年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电视主要用来满足未成年人初级的精神需要。
在电视对未成年人阅读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中，一般认为，未成年人在观看电视时显然投入了一定的心理努力，但阅读需要更多的心理努力；观看电视削弱了未成年人集中注意的能力；电视阻碍了未成年人的思维；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未成年人发现电视是一种最富娱乐性的媒介；电视引入家庭后，未成年人用于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而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些假说有的得到了部分的证实，而有的则值得商榷。
在研究电视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性行为的初期，研究者普遍比较关注电视对未成年人的侵犯性行为，即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到60年代末，像《芝麻街》这样的优秀节目出现之后，研究者们才逐渐意识到电视节目同样可以帮助促进未成年人的亲社会行为。
此外，有研究者对青少年这一在社会中最具刻板印象的团体做了调查，认为电视报道内容的偏离往往会加剧人们对青少年的刻板印象，媒体经常会呈现一些耸人听闻的和具有“新闻价值”的材料，他们更可能关注问题青少年而不是关注正常青少年。因此，它们给人们留下了大多数青少年从事非正常行为的印象，而事实上仅仅是少数青少年。
总之，心理学取向的未成年人与电视研究所更多关注的是电视对未成年人发展的影响，包括注意、理解、语言、认知、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
3．社会学的研究取向
社会情境成为电视与未成年人研究不可忽视的中间介质。社会学以往所关注的多为成人，专注于态度以及信念的探讨。早期针对未成年人所进行的电视研究，主要探讨不同人口学变量与未成年人使用电视媒介的频次及习惯。早期社会学取向的研究比较关切现存社会秩序的再制，把童年看做是成人生活的准备，经由外在的模式与刺激，使未成年人逐渐进入成人社会。但此种看法不单单简化了社会化过程，也否定了未成年人的自主力量。使用者满足的研究一度成为英国、美国的社会学派学者研究电视与未成年人的主流。英国的研究大多强调使用者在特殊社会情境脉络下接触媒体的情形；美国的使用者满足研究仍旧偏向心理学的角度，强调人格和动机在使用媒体时所扮演的角色，比如早期的研究多关切看电视是否代表较差的人际关系或是在成长的压力下寻求解脱。
随后，研究者认为使用者满足的理论无法全面性地说明电视与未成年人的关系。80年代以后，一些研究认为观众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电视内容中单一的主流意识，而是受社会、文化及自身经验所影响，具有多重主观的个体，因此，观众接触电视的经验是非常分歧甚至互相矛盾的，解读电视讯息的结果也可能五花八门。这类研究者兼顾对电视内容的解读与受众的主动性。其中探讨未成年人在自然环境下使用电视的情形成为研究的重要项目；在探讨未成年人与电视的交互作用时，研究者多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为那些沉默者做代言人，或者要观众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说话。
中国社会学取向的研究多与文化研究、传播学研究交织在一起。社会学取向的电视与未成年人研究在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才广受关注的，学者们就电视以及电视文化进入未成年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发起了“中小学学生如何受益于电视”的讨论，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进行了“我国城市未成年人媒介接触与道德发展”的课题研究。此外，还有学者进行媒介对未成年人现代性的影响、媒介使用与未成年人人格发展的研究，等等。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上述三种研究取向之外，还有些学者援引其他学科的理论或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电视与未成年人的研究。可以列举的有：从语义学角度尝试了解年青一代如何由电视中获得意义；从符号学立场研究未成年人对电视的了解与看法；以研究者与未成年人进行的团体讨论或访谈对话的方式，总结未成年人接触电视的经验，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