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文学以何种方式存在，只有能够经得起“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检验，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恩格斯当年在写给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文艺批评的“最高的标准”。列宁评析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的拉赫美托夫型的“真正革命者”形象、别林斯基评析果戈理笔下的“熟识的陌生人”形象、杜勃罗留波夫评析冈察洛夫小说中的“奥勃洛莫夫性格”等，都为我们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判断作品优劣提供了借鉴意义。但随着科技进步及声、光、电与文学的联姻，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娱乐片热”的倾向及“娱乐片本体论”的说法，并提出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口号。实际上，正如仲呈祥先生所言，观赏性并不是一个与思想性、艺术性在同一逻辑起点上的概念。因为观赏性是以受众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的，属接受美学范畴；而思想性和艺术性则都是以作品自身为逻辑起点的，属作品美学范畴。硬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并列，不但显得不够科学，而且会以满足受众的观赏趣味为借口加剧科学技术对文艺作品中人文元素的挤压，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
需要再次加以强调的是，技术的进步只是改变了文学产生与存在的方式和状态，并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与声、光、电、网络及数码技术的结合虽然给文学的创作、接受与欣赏提供了新经验，但文学作为人类“诗意地栖居”的一种方式，在没有电影、电视、电脑及网络的时代，它就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如果没有人作为灵长类的情感、精神追求及对诗意栖居的向往，文学可能就不会存在了。从这一点说，网络文学源于人的存在本身而不是技术，原因就在于文学是人学，文学存在、发展的前提都是因为人，无论电脑网络技术多么高超，无论数码影像效果多么精彩，都没有改变文学存在的这个根本前提。况且，电脑网络、数码影像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而人在发明这些技术及使用这些技术之余，只要生命还存在，只要心灵不停歇，仍然需要以语言文字为手段进行交流与交往，不论这些语言文字是写在纸上、印在书里还是挂在网上，只要其具备文学的特质，就说明文学仍在继续。
3.文学理论研究可以借鉴别国的经验但不能一味照搬
针对2008年社会上闹得妇孺皆知的“三鹿”牌有毒奶粉事件，仲呈祥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文艺理论也有两条道路，要么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就像给婴儿老老实实喂母乳一样，虽然不创造GDP，但包含着母体的全部营养和必要的免疫力；要么就去追时髦，买奶粉，把有母体免疫力的东西丢掉，喂孩子吃有毒的东西。这一段话看似平凡，实际上有很深的道理。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建设也是如此，借鉴国外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明白，“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的支柱之一就是靠极具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因此，在借鉴与“拿来”的过程中，一定要看国外的思想、理论与方法是否符合我国的现实土壤，是否能够真正“为我所用”，如果译介国外的理论只是为了追赶时髦，却不能很好地加以消化和吸收，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的理论问题，或者只是对其中“三聚氰胺”之类能引起感官刺激的内容感兴趣，那么，我们的基础理论建设就很危险了。
如前所述，新时期以来，国内有的研究者对西方的文学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顾国内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文化背景的不同，热衷于把不同国度的理论照搬到我国，使本体论、主体论、意识形态论、价值论、生产论、人本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形式主义、非理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消费主义等此起彼伏，使中国文论界成了各个国家、各种文学理论话语的实验田，追“新”成了时尚，逐“后”成了趋势。这固然扩大了中国文论的视野，但也造成了忽略传统理论、基础理论的弊端，且因理论话语产生的背景不同，未必能适用于我国，一味照搬照抄是无益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发展的。
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内开展了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有的学者以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为标准，把中国的文学现象套到这一理论框架里，得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不具有现代性，只具有近代性”的结论，给晚辈后学者造成了很多困惑。再比如，国内有的学者对西方女权主义感兴趣，就把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套到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反抗”、“颠覆”、“一间自己的屋子”等概念进行大肆宣扬。实际上，中西方女性解放道路不尽相同，中国的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同步进行的，在这个“一波三折”的过程中，女性文本与男性文本的主旨基本一致，用女权主义作为尺度对中国女性文学进行评判并不合适。类似的情况在我国文学理论领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界还有很多很多，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反本质”、“反宏大叙事”等旗帜指引下，文学理论很少再探讨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写成什么样等最基本的问题，而是“日趋零散化、肤浅化、工具化、实用化、时尚化”。有学者指出，文学理论是以文学实践及其成果为依据的，而文学作品总是在现实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建设中不能盲目地追随西方，不能以移植西方流行的文学理论代替自己的理论创造，而是必须立足于我们的文学实际，在吸取我们民族和全人类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按照时代和群众的需要进行理论建构。只有呼吁文学理论研究者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都能落实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我们的文学理论才会大有希望。
4.文学理论可以转型但指导思想不能改变
文学理论的发展是个历史过程，随着文学产生、存在、传播、接受等各种方式的变化，随着人们研究视野的开拓与创新，文学理论在不断地经历“转型”，文学理论的形态与向度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文学理论的每次“转型”，都必然伴随着质疑、辩解、争论甚至颠覆等批判性的学术态度，但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不能变。
30年来，我国文学理论发生了许多变化，取得了很大成绩。其形式、方法、观念、内容的“多元”状态，也使它呈现出多次“转型”和相当“繁茂”的局面。不过，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文学理论的流向及其价值系统，就整体和本质而言，在近三十年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它的主体依然在先前的基本轨道上前进。
这一说法是符合文学理论发展实际情况的。无论西方理论对我国的冲击多么大，无论网络、影像等新技术对文学的挑战多么大，无论“消亡论”、“边缘论”的反响多么大，但若干年来始终有一大批理论家在坚持科学指导思想的同时，坚守文学理论的学科阵地，反对文学理论过于臃肿或过于泛化，努力推动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
“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关乎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和全局，关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没有自己的特色。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各种文艺思潮的此起彼伏，我国文学理论的形态可以而且注定是多样化的。但是，形态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指导思想要多元化。”的确，文学理论形态的多样化，是与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及文艺思潮的演变紧密联系着的。
在信仰得势的中古时代和十七世纪的理性时代，我们看到有把某一分科或科学拣出来作为通向宇宙或智慧大全世界的钥匙的古典范例。人们将一种认识作为典范，要求其余认识都追随它的方法，也不管它是神学还是数学。在十八世纪牛顿物理学胜利的时代，机械学成为学问之王；十九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学和达尔文的生物学占有同样的重要地位；到那一世纪的末期，心理学大有主宰哲学的希望。
如果说这种“学科帝国主义”在中外都曾经出现过，那么，文学理论发展到今天，其最大的成就之一即在于摆脱了哲学及总体文化派生物的附属品位置，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学科地位。文化研究、影像理论及网络文学研究者们的种种观点，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文学理论的更新换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也代表着文学理论的前进与发展。“研究文学理论的‘转型’，关键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不能只展现浮面上的、吸引眼球的变化，不去触碰问题的核心”，因此，在讨论文学理论转型问题时，不能只是把所谓“新潮”的东西展览一番，并用以替代文学理论的进展与功绩，而要首先看它的科学性、正确性；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花样翻新的西方文论概念直接引入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中，并用以替代文学理论的创新，而要首先检查它是不是适用于我国，否则，文学理论就可能在向度泛化的同时重新失去自我。
对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做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关注影像文化、瞩目网络写作虽然给自身带来了一些新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正如有人幽默地指出的那样，“后现代是一个留着歪胡子向所有东西摇头的玩主，对社会发展、文化进步、艺术飞跃、理论建设只会起破坏作用，难以做出大有裨益的贡献”。尽管文学之外的文学理论向度有某种合理性，尽管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影像文化改变了文学存在的方式、网络写作扩大了作者的队伍，但真正的文学理论应该是对其中具有文学特质的对象进行“美学的”、“历史的”研究，并对当前的文学创作、鉴赏与接受提供指导意义，而不应在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冲击之下迷失方向。否则，由此而对文学理论自身造成的冲击与毁坏，是不可忽视的，它与以往的一些文学理论相似，迟早要面临或被选择、或被超越、或被淘汰的命运。
应该相信，“通过强化或抑制某些条件或创造某些条件，促使另一种文学理论——比‘后现代’文学理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且，这种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学理论不是封闭保守、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包容的、与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文学现象相适应的，惟其如此，才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开辟新的道路，也才能使文学之外的文学理论尽早回归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