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对以下观点提出了质疑：“传统的文学理论或者强调文学经验的绝对主观性、个体性，否定共同经验和可交流性；或者强调文学经验的绝对的客观性、共同性，抹杀文学经验的主观性、个体性。”事实上，文学经验的主观性、个体性、精神性特征，并不妨碍共同经验的存在，并不妨碍对它的研究能够形成具有科学性的知识体系。换言之，文学经验、文学理论的主观性、个体性与客观性、共同性并不是彼此对立、你死我活的关系，因为科学概念本身就包括两个部分。在我国，有人将文学理论话语分为事实言述和价值论言述；美国哲学家奥尔德里奇（Aldridge）则有“事实性描绘”和“表现性描绘”的区分；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那里，科学包括“解释”和“理解”；在德国艺术理论家格罗塞（Ernest Grosse）看来，科学包括“记述”和“解释”。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第一章“艺术科学的目的”中指出：“科学”这个名词，现在大都是用得很大意的，我们为审慎起见，似乎在承认它之前应该把“艺术科学”是否合乎科学这个光荣的名词，先来加一点考察。科学的职务，是在某一定群的现象的记述和解释，所以每种科学，都可以分成记述和解释两个部门——记述部门，是考究各个特质的实际情形，把它们显示出来；解释部门，是把它们来归成一般的法则。
实其原因，这是由研究对象事实与价值相同一的内在性质决定的。但是，西方某些极端的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却将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文学进行肢解和割裂，科学主义者关注对象的真实性问题，欲通过学术研究探求科学的知识并揭示其中的客观规律；而人文主义者则关注人的生存与社会合理性问题，试图通过学术活动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某种影响。两者本来都应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长期以来却相互攻击，相互对立，给文学理论界造成了许多模糊的认识。
（2）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来自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是与研究对象的特点紧密相连的。黑格尔指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就要求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所有科学的丰富历史经验表明，不论哪一个知识领域都存在着衡量研究工作科学性的客观标准，其中最根本的标准是：某学科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越是在极大范围内符合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越是紧密地依据该学科对象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本质和特点，那么该学科的研究就越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尽管文学理论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因素，纯粹的客观表达显然是困难的，但这并不影响文学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相反，正因为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性，才决定了文学理论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才要求人们尽量使用与对象的性质和规律相符合的研究方法。既然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既包含事实因素又包含价值因素，在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时就至少要采用两种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一是侧重于事实因素的分析、说明法，二是侧重于价值因素的解释、体验法。前者旨在阐明对象所体现出来的规律性问题，后者旨在把握对象中所包含的情感、心理、意义等因素中的不确定性。
泰勒曾将“解释”（interpretation）和“说明”（explanation）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辨析。他认为用于解释的对象一般来说是具有意义（meaning）的东西，它通常具有三个条件：首先，它必须有涵义（sense）；其次，这种涵义可以与其表达方式相分离；再次，这种涵义是针对某个主体而言的。这显然与侧重于事实因素的分析或说明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时两种方法缺一不可，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分别有助于解释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不仅可以同时或交互使用，而且只有如此，才能使人们达到对文学的全面、准确的把握和理解，如果片面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就可能造成文学理论的失衡和研究结论的偏颇。然而，在文学理论史上，“长时间以来，文学研究一直被划分为两极：要么热情地忠实于这种或那种理论方法，要么就像另一些人那样，认为诗的思维与理论思维的任何联系都是亵渎神明，玷污圣坛。”对理论的反驳与抵触进行评判不是本书的任务，但需要说明的是，只要承认文学理论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就应该肯定采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理论的意义。
关于这一点，西方曾经出现过科学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之争，论争双方片面强调自己的方法论特征，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采取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不仅导致了彼此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而且也给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了不良影响。究其实质，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现象无论多么复杂，其中无论蕴涵着多少情感和心理因素，既然文学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就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可知性，这为人们运用特定的方法对其加以认识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只要在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时能够根据对象的特点既采用分析、说明的方法，又采用理解、体验的方法，就能保证文学理论达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如果像俄国形式主义者那样一方面提倡“文学科学”，另一方面又将“科学”局限于文学的形式、语言、技巧等范围内，就很难建立真正科学的文学理论。
3.文学理论科学性的相对性
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其固有的内在品格，同时，这种科学性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承认文学理论科学性的这种相对性，是探讨其科学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而言，文学理论科学性的相对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弹性，二是具有历史性。
（1）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弹性
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弹性有许多表现。第一，与只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相比，文学理论的不同首先在于它既要研究客体又要研究主体，其次在于理论主体在研究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意向性，因而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跨国界、跨文化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第二，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部门相比，虽然心理学、生理学、人口学等也研究人，但它们把人当做纯粹的心理、生理现象，或当做纯粹的资料依据，而文学理论则不仅如此，还把人当做活生生的社会人进行观照和评析，因而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也有别于社会科学其他部门的物质性、制度性和准确性。第三，文学理论甚至与哲学、美学等相邻学科不同，不像它们那样具有更为严密的逻辑抽象、演绎推理体系，以保证其陈述的规范性。前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之所以专门以《文艺学的科学性》为题撰写文章，并且指出“作为一门科学的文艺学研究也并不总是具有真正的科学性”，原因正在于此。波斯彼洛夫所说的“文艺学”不同于我国理论界所谓“文学和艺术的科学”，而是指“文学科学”、“关于文学的科学”等含义。
除了该文，波氏还在其专著《文艺学引论》中明确表示，前苏联的“文艺学”一词源于相应的德文名称“literaturwissenschaft”，并指出，文艺学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以便了解文学的自身内容和表现这些内容的形式的发展特点与规律。但由于译介过程中的误读与误用，在我国，“文艺”突破了其词源学上的本义，成了“文学和艺术的总称”。有的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对“文艺学”和“文学学”相混淆的混乱局面进行校正，呼吁尽量避免使用笼统的“文艺学原理”、“文艺理论”等概念，而是以“文学原理”、“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学”等来代替。
总之，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有弹性的，只有在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中，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才具有实际意义。
（2）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历史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人们对“科学”一词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原因在于“文学理论其范围而言是一种关于话语的论述，它必然要对历史话语进行分析。因此，文学理论既是文学理论也是历史的理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也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不考虑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历史性，只是抽象地或仅以某一时期的某种文学理论为对象去谈论其科学性问题，就可能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
约翰逊（Samuel Johnson）判断文学理论科学性的标准之一在于其是否能够提供知识性的东西，所以，他在回答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关于“诗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时，坦言自己不能说出什么是诗，但能说出什么不是诗，就像人们都知道光是什么，但要说出它究竟是什么却并不容易一样。到了12世纪，马修将“科学性”与“表达技巧”划上了等号。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丹纳看来，“科学性”表现在“如何研究”上，即是否套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与其相符合的程度，目的在于挖掘作品中具有的种族、环境和时代因素。丹纳视“种族”为“内部主源”，“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环境”为“外部压力”，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时代”为“后天动量”，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在丹纳看来，正是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因素的存在，精神、心理、文学艺术等才得以产生。
到了20世纪，新批评派的某些成员认为，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在于是否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进行研究，所谓的“细读法”，实际上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经验证实原则”和“语义分析方法”。比如，瑞恰兹在划分科学语言和情感语言时就运用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新批评派为了“使文学批评努力成为一种科学”，反对探讨文学的本质。兰色姆曾在《批评公司》中提出，“批评一定要更加科学，或者说要更加精确，更加系统化”，因此，兰色姆认为文学批评追求的只是“科学性”。经过努力提倡和实践，新批评派建立了一套包括批评对象、批评原则和批评方法在内的批评体系，使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成了一种具有一定规律和规范的学科。以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潘.沃伦（R.P.Warren）合写的《理解诗歌》、《理解小说》为例，新批评派研究过程中的客观性、实在性和精细性都体现着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追求。
关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问题谈论了这么多，现在再回到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上去。俄国形式主义者曾竭尽全力追求“文学科学”的建立，但他们提倡的文学科学离真正的科学尚有一段距离。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形式主义作为文学理论的一种本体向度，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具有惊人的一贯性”，如前所述，以艾亨鲍姆为代表的理论家坚决主张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不是“方法，而是研究对象”，正是对“文学性”的强调及相关的定义，为“文学科学”的统一性奠定了基础。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致力于确立文学的独立地位及文学理论独特的核心问题；着重对文学作品自身进行研究，并将研究对象固定在诗歌的节奏、韵律及叙事文学的情节、结构等之上，这对于文学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有益的。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从“文学事实”这一特定的概念出发，对纯文学给予“排他性”的过多关注，其余的大多被认为是“非文学”。
作为形式主义理论根基的主要是语言理论，他们却“没有成熟的文化和社会理论，这一不足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文学理论。在他们的等式中，一边是关于文学的成熟的理论，而另一边却没有与之相应的非文学的理论”。英国学者安.杰弗森的这一评论，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是属实的。如果说文学是在与非文学的比较之下按照差异原则被界定的，那么何谓“非文学”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谈论“文学科学”的所谓科学性问题。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一再提到“非文学”，却没有从理论上对什么是“非文学”给以充分的说明，以至于最后走进了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