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问题的综合
由于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的殊异,各个文学理论派别对研究对象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可能会有所偏重,相应地就可能使理论观点表现出种种不同,从而对文学理论的向度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形式主义者关心的是文学文本自身的问题,接受美学和文学解释学强调的是文学语言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阅读,社会历史学派对文学语言与外部语境的关系及其表达思想内容的过程最感兴趣。即使是同样以文本为研究中心的文学理论也不尽相同,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比较关心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以及诗歌语言的反常性质,新批评派热衷于研究文学语言的语义、语音和修辞方面的某些特征,结构主义则着重揭示文学语言的一般构成规则。
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因俄国形式主义与新批评派所侧重的问题不一致,便在相应的理论话语及向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区别。对此,西方文艺理论家总结道:“俄国形式主义很早就系统地探索了怎样才能使文学研究有独立的立足点,使其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独特的学科。梳理一下俄国形式主义者用什么方法进行这种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不是改正或修订某种现有的文学理论,而是要使文学理论这一概念真能独立存在。在I.A.瑞恰兹(Iror Armstrong Richards)或其他新批评派理论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听到这种意图的呼声,但是他们没有一人有这样的理论严谨性和一致性,而且他们也没有这样强调文学的独特性。”这就是一种综合研究的立场。
上述种种理论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约翰.洛克(John Locke)试图超越其他的理论家,便“将这些业已形成的传统比喻加以综合利用”,为18世纪关于心灵的流行观念做了总结。虽然艾布拉姆斯在此称约翰.洛克的理论是对传统理论“加以综合利用”所进行的“总结”,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洛克的“综合”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研究,而是对不同理论观点的拼接与调和。比如,在《论人类的理解力》第一卷中,洛克有时像柏拉图一样称心灵为“腊块”,各种感觉如图章一样在上面留下印记(第48页注、第49页);有时认为心灵是一块白板,各种感觉都在上面留下印记(第121页);有时认为心灵如一面镜子,只能对事物作原样不动的反映(第142~143页);有时又把各种外来的和内在的感觉说成是“窗户,光线通过它们照进这间暗室”(第211~212页)。可见,约翰.洛克的所谓“综合”研究,与真正的综合研究是有区别的,如果说综合研究的结果是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科学结论,那么,拼接与调和的结果则是将不同的理论观点相互糅合,或者在不同的理论观点之间摇摆不定。
艾布拉姆斯曾经指出,“在研究中,不同观点的聚合(亦可译为综合或整合——引者注)是唯一能深入研究的方式”。究其原因,正在于前文所说的因不同派别的理论主体考察研究对象时的侧重点不同,导致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难以数计,其中都可能包含着向度问题,使文学理论具有复杂多样性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即便同一个理论家的观点,前后各阶段也会发生许多变化,甚至会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托多罗夫、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著名理论家都曾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综合研究必须要面对这些所有的观点,必须“如饥似渴地吸收人们就一个主题所思考过和谈论过的一切”,也就是必须要进行综合研究,才能真正深入到对象的各个层面、各种向度之中去,否则,就很难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更是这样,必须要把文学理论当做一个整体加以介绍,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文学理论的复杂性,原因正在于此。
虽然各个理论流派、各个理论家都坚持认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最重要,虽然他们都认为自己得出的结论最正确,但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还是会在向度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同。尽管如此,它们都是从研究对象中抽取出来的,而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和要素之间的各种关系则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因此,与之相对应的各个问题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换言之,从研究对象中抽取出来的这些问题及各个理论观点之间都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秩序,应该是由研究对象的各种性质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整体存在和历时顺序规定好了的。综合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这些问题与问题、观点与观点之间人为造成的界限,按照它们本身既有的内在关联将其组合成一个有序的逻辑体系。
(4)观点的综合
不同的理论观点来自于研究者对不同问题的关注,因此,观点综合是问题综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合研究的结果,是形成某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观点。以对作者的研究为例,关于心灵的比喻之所以经历了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再到其他有关比喻等的一系列变迁,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理论家对作家心灵在感知过程中的作用所持的观点不同。柏拉图曾以镜子中所反映的表象,绘画、书籍中所描写的人物和刻写在蜡版上的痕迹为比喻,以对心灵的感知、记忆和思维的本质进行澄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对于感觉的各种领悟“必须这样看待:它们有如一块蜡版刻上了图章和戒指印记,但却又看不见铁或金”;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把心灵称为“内心深处的存在方式”,形形色色的物质类比构成了它们的平面图,为它们提供了概念框架,因此判定它们“只有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象征才能传达出来”。
对于那些虽然不同但并不相反的理论观点,要坚持把研究对象作为客观的参照系,考察这些观点是否具有相通点或交叉点,如果有,就能够把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例如,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派都注重探讨文学语言的特殊用法,但俄国形式主义强调“反常化”,新批评派则更注重“复义性”,这两种观点尽管不完全一样,却是对文学语言特性的不同方面的揭示,而且这些不同的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反常化导致复义性,复义性又表现为反常化的形式,在这一相通点上,就可以把两种观点综合在一起,并从同一个向度出发对其加以探讨。再如,接受美学和文学解释学都关注阅读问题,但前者更为注重阅读的审美过程,后者更为注重阅读的释义过程,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又有相互交叉之处,即阅读中的审美过程和释义过程不是并列、平行或无关的,而是相互重合、相互交叉的,在这个交叉点上,就可能把这两种观点整合起来,这样,就可能在分析的基础上对读者向度的细微差异进行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