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综合研究的路径
根据文学理论向度的特点，结合本书的研究思路与基本目标，综合研究的路径有以下几条：
（1）方法的综合
所谓方法的综合，是指把各种不同的方法及把研究者运用不同方法的思路结合在一起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从研究方法入手，使向度的探讨获得现实的根基和理论的支持，这也正是文学理论向度研究具有科学性的现实依据之一。对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所运用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整合，是向度研究的重要途径，因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反映，而世界观则决定着文学观，从而使文学理论向度与理论主体所采用的方法论之间具有了某种内在关联。
从研究对象看，方法不只受制于主体的主观条件，也受制于对象的客观性质。“虽然方法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但方法也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方法是对象的相似物，研究者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取决于其主观条件，而且与研究对象的特点、规律和性质息息相关。从前者说，对象制约着研究方法的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难道对象本身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即使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
此处所谓之“引向结果的途径”和“探讨的方式”，指的就是研究方法，即科学的研究方法应当符合研究对象本身固有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并且要随着对象本身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同时，研究方法不仅是对象的相似物，不仅受对象的特点、规律等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还要受到研究者主观因素的限制，与研究者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师承关系、实践经验及具体的研究过程等都密切相关。
在古代，人类试图解答的是世界的本质何在等问题，此时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解释文学，认为诗与真理隔了两层；黑格尔也对文学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辨，推导出了文学“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结论。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演绎法是漫长的中世纪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一切以圣经的见解、教父的说法作为文学理论话语的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也表现出与抽象的哲学思辨法类似的特点。其共同的弊端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或其他思想体系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思想见解对文学艺术进行解释，一旦两者不符，便削足适履地将文艺现象套用到自己的理论中去。对此，印度学者简恩（N.K.Jaen）评价道：“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原因在于演绎法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所以显出了一定的猜测性和假设性。
亚里士多德除了运用演绎法之外，还将分类、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等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诗学，所得出的理论话语不同于仅以哲学思辨方法解释文学的柏拉图理论，但亚氏的学说是否就可称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呢？从向度的视角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其方法论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卫姆塞特（William K.Wimsatt）和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其合著的《西洋文学批评史》中指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当我们问这件事物是什么，不是问它是白的，还是热的，有无三尺长，我们要问的是，它是人还是神。’亚里士多德所继承的是柏拉图思想体系中的苏格拉底（Socrates）的逻辑部分，而不是毕德哥拉斯（又译毕达哥拉斯）部分或数学部分。”对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方法论所存在的缺陷来说，这一评论是属实的。
相比较而言，培根（Francis Bacon）创立的归纳法比传统的演绎法有更大的积极意义，利于把文学理论“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领域”，通过“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开辟了文学理论的新向度，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归纳法的产生，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甚至抹杀二者的差异，因此不免流于经验，缺乏理性和科学性。比较而言，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长期以来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法虽然能从对文学的感性经验入手，以极其精炼而又隽永的语言指明问题的关键，其中也不乏智慧的火花，但却是一种直观的方法，猜测性、笼统性、假设性很大，缺少的是理性的分析。20世纪的各个文学理论流派的确分别运用过不同的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随着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各种不同的方法被应用到文学理论研究中，各种方法都对文学理论向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可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但新旧方法之所以能够同时共存，是因为它们分别擅长于从不同的侧面对文学进行分析和解释，这是造成文学理论向度多样性的原因之一。
（2）视角的综合
在研究过程中，理论家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视角，比起研究方法的选择对理论向度的影响更大。因为研究视角与研究目的、动机或愿望相互关联，并决定着研究方法的选择，直接对文学理论的向度与形态产生影响。研究视角也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除了理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之外，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也会影响到视角的选择。如前所述，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与理论主体发生了相互作用并构成一定关系的文学现象，在什么是文学、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何在等问题上，不同的理论主体由于选择研究对象时的着眼点不尽一致，选择的研究视角不尽相同，致使文学理论的向度表现出种种差异。比如，卢卡契（Georg Lukacs）、阿多诺、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虽然都被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们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考察文学作品时，得出的“文学现象”却大相径庭。
卢卡契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看成是“典范”的文学现象，而把现代主义文本看成是颓废的文学现象，把现代大众文学文本看成是“低级趣味”的文学现象。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作品的特征表现为典型的塑造，而典型则“凝聚和汇集了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所有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进一步说，文学描写的是人，而人“与社会生活、社会的斗争和社会政治不可分割”，他来自社会，又要回到社会中去；同时，文学既是表现手段又是宣传手段，如果不关注现实社会，就不可能塑造典型，也就不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更不值得对其进行研究，这是卢卡契贬低乃至攻击现代主义、大众文学文本的主要原因。在卢卡契看来，凡是伟大的作家，莫不钟情于现实，只有现实才能战胜作家的偏见和个人意愿。他曾多次引用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的一段论述，强调巴尔扎克虽然属于正统派，但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并非按照作者的个人意愿进行塑造，而是通过人物形象成功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卢卡契提出了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作家的“思想”构成世界观的表面内容，“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的痛苦”是世界观的深层结构，并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来。在谈到文学评论的问题时，卢卡契的见解与对作家的评论一脉相承，认为评论家的任务在于从小说人物和情节中重新发现“影响社会革命的伟大力量”，因此，卢卡契颇为赞赏地在其著述的《文学史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中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文学史家”，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为“人类总体上处于上升运动的科学”。
不同的是，阿多诺把卡夫卡（Franz Kafka）、乔伊斯（James Joyce）等人的现代主义文本看成是“经典”的文学现象，而把传统的现实主义文本称为“过时”的文学现象，把现代大众文学文本称为“伪艺术”。阿多诺推崇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本，原因在于它们反对传统的和谐原则，并以反对整齐统一的“断片”样态、反对和谐一致的“震惊”样态、反对确定无疑的谜语样态、反对艺术的精神化样态、反对美的丑样态等曲折地反映了异化深重的社会现实，能够起到“拯救人类的绝望”之作用。阿多诺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虽然曾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就，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但随着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异化”现象笼罩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仍以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对现实加以表现，可能会局限于表面认识，无法抵达假象背后的真实。
在今天，谁还要像小说的创始人那样沉溺于客观的东西，追求靠堆砌和细描那些毫无胆识地观察得来的东西的效果，谁就必然只会制造工艺模品，这类作品制造谎言，掩饰这世界的荒谬。
正是因此，阿多诺主张，传统的现实主义一度被人称道的对现实的客观描绘，在现代已丧失其价值，它无法揭示现存世界的荒谬和人类异化的真实处境，只能是“过时的”文学现象。阿多诺还在“否定辩证法”指导下，对大众文学文本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学是启蒙理性在当代社会的恶性发展，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异化，并通过对大众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控制，加深了人的异化处境，“它们以损害作品的深刻含义为代价，通过对耸人听闻效果的追求或对物质财富和感官刺激的惹人注目的陈列，显示了商业主义的途径”。其虚假的个性、思想的平面化、风格的模式化，使人们在狂欢的同时忘却自己的真实处境，是一种典型的“伪艺术”。
伊格尔顿则把文学的界定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消解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认为文学现象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群体出于某种权力或利益制造出来的，因而主张没有固定的文学现象。伊格尔顿自言，他对“文学”这个词并不满意，只是还没有更好的词可以代替才不得不用它。如果一定要给文学下个定义，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有价值的写作的总和，比如哲学、历史、杂文、书信以及诗歌等等，同时，文学又不仅仅是“体现”某种社会价值的准则，它还是进一步巩固和传播这些价值准则的重要工具，从这个角度说，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所指的“文学”是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作品的统称，包括今天所说的文学、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因此，伊格尔顿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是一种自我参照的语言”、“文学是‘非实用的’话语”等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样会把文学的定义归于人的阅读方式而不是归于作品的实质。伊格尔顿指出，说文学的价值在其自身而不考虑人们对它如何理解，纯属无稽之谈，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再创造的，文学是一种极不稳定的事物，是在逐步被否定中不断演进的一个流动过程，此乃没有固定的文学现象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现象：作为20世纪重要的西方理论家，卢卡契、阿多诺、伊格尔顿所处的时代相差并不遥远，理论主旨也颇多相似，并都被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但当他们对同一研究对象即“文学”进行解释时，却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因理论视角不同导致了文学理论向度的变化。
在综合研究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上述类似的情况，既不能被表面复杂的理论现象所迷惑，也不能出现简单化、片面化的弊端。必须始终牢记，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但又不是一种孤立的语言现象，它与作者、读者的心理，与读者的需求乃至与整个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等所提供的外部语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必须深入到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可能真正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的、辩证的理解。韦勒克、沃伦（Austin Warren）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把综合研究称为“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并用它来“表明从各种不同的、可以被界定和批评的观点认识客体的过程”，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研究对象成为一个“和谐体”。所谓“从各种不同的、可以被界定和批评的观点认识客体”，其实就是指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探讨的过程，因为某一种视角或许便于解释文学理论的某一个层面，但对其他层面的探讨则可能不太合适，只有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采用合适的视角，才能实现对文学理论向度的全面、整体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