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交通事故频发，伤人无数。极度夸张的广告，在上海广告史上，还发生过“广告吓死人”的事件。1937年，电影《夜半歌声》由新华公司拍摄出品，影片主演是当红明星胡萍、施超、王为一等。公司老板张善琨在娱乐界长袖善舞，有“噱头大王”的美称。为配合电影上演，张善琨别出心裁，在当时跑马厅对面的新世界与国际饭店之间的热闹地段悬挂了一幅八层楼高的电影广告。广告画面上极力渲染阴森恐怖的氛围，刻意营造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男女主人公手拉着手，四目睁得精圆，表情惊悸失态；广告下方是一个鸡皮鹤发老态龙钟的婆婆，弯腰驼背手持蜡烛。没过多久，广告画的下方画纸裂开了，当风吹来的时候，手持蜡烛的老太婆便给人一种前后摇动、烛光忽明忽暗的恐惧感。碰巧有母子二人路过此地，被这场景吓得魂飞魄散，竟昏死于地。后虽经力救，仅母亲得以生还。20世纪30年代，在旧中国广告业发展鼎盛时期“占有重要地位”的书籍广告也不乏夸饰之风。
《现代》杂志前两卷由施蛰存独任主编，第一卷第一至四期都刊登了周扬和周立波合译、现代书局出版的苏联作家顾米列夫斯基的长篇小说《DOG LANE》，译作是从英文版转译的，书名直译应为“狗道”，为便于销售，书名改为《大学生私生活》，并在前面冠以“新性恋爱问题的伟大名著”，广告中说：“这是一部标识最高急进的性道德的问题小说。在这里面，有淫荡炽烈的爱欲描写，大胆赤裸的闺房光景的可惊的展开，穿插以离奇曲折的侦探事件，和谋害自杀的悲剧的结果，而最后指示出一种以健全的同志结合为基础的恋爱理论。意识正确，风格新颖，译笔亦忠实流畅”。“最高急进的性道德”、“淫荡炽烈的爱欲描写”、“大胆赤裸的闺房光景”这样诱人的字眼，再加上“离奇曲折的侦探事件”、“谋害自杀的悲剧”的猛料，“其效果比当今的‘地摊文学’的广告还有过之无不及。而实际上，这本小说远没有广告中描述的那么‘淫荡’和‘赤裸’”。
这种广告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张爱玲在《小艾》中有过细致的叙述：“她们前一向因为看见报上有一种西洋药品的广告，说是搽在脸上可以褪掉一层皮、使皮层变为白嫩，就去买了来尝试。一搽，果然脸上整大块的皮褪下来，只好躲在房里装病不见人，等到褪完了，也确实又白又嫩。白了总有十几天，那嫩皮肤大概是特别敏感，并没有经过风吹日晒，倒已经变黑了，以前倒还没有那样黑。大家都十分气愤”。
《十八春》中的人物对话，也许可以作为解析广告行业这种现象的原因。曼桢与朋友们在城外遇雨，在路边一家招牌上写有“童叟无欺”的小店卖了一把油纸伞，叔惠担心：“价钱好像并不比市区里便宜。不会是敲我们的竹杠吧？”曼桢把伞尖指了指上面挂的招牌，笑道：“不是写着‘童叟无欺’么？”叔惠笑道：“你又不是童，又不是叟，欺你一下也不罪过”。
3.广告形象重性别构建
近代中国，风气大开，大一统的思想被打破，传统的以男性为主的世界受到冲击，数千年隐于历史幕后的女性开始现身现实舞台，继清末“女界”启蒙运动之后，新女性、时髦女性相继跃上时代的车轮，并大放异彩。这一现象在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里有很好的表现。出现在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形象，除了男性，女性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在张爱玲作品中出现广告人物形象的11篇现代形式的广告作品中，除1篇是孩子形象、2篇没有明确区分性别外，男性形象有2篇，占18.1％，女性形象有6篇，占54.5％。这表明，男性与女性已经成为当时广告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广告已经在有意识地进行性别构建，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仿效标杆。“通过广告，新的男性美和女性美的形象渐渐形成”。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开埠以后，原来处于社会边缘的工商资产阶级社会地位急剧上升，一跃成为上海的主导力量。这些人靠新式工商业发家致富，接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代表着上海社会的发展趋势。以何种形象来体现这些上海社会的成功人士？《花凋》中的广告画给他们他们帖上了成功的标签——“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在《花凋》中，张爱玲还对这一形象做了进一步的注解“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着，穿上短裤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
可见，广告中专为上海男性设计的这种仿效形象具有具体、多变的特点。之所以如此，因为上海是一个“一无文化源流，二无上流社会”的城市，“这里的人员、物品、财富、地位都一直处于流动之中”，“他们在流动中打拼，靠变化求生存，依靠赚取的财富赢取社会地位”。上海原本只是一个江南小镇，与其他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它只是在经济上特别是商业或纯粹的港口贸易方面比较繁荣，而在文化则是苍白或相对地贫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固有的传统江南市民化的社会风气和西洋文化两种文化渐渐施加于这一港口城市，而“西洋文化的传入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上海文化的特征、命运，并且改变了上海文化史的发展轨迹”。因此，“当上海社会的有产阶级寻求身份象征的时候，中国封建时代的士绅、贵胄子弟以及功成名就的官僚，西方君主专制时代的贵族、绅士等等都成了他们追求和刻意效仿的对象”。这些供人们效仿的男性形象，他们“爱吸××牌香烟，用××牌剃刀，穿××牌雨衣”（《忘不了的画》）。诚如《小艾》中有根说的“吃惯了这个牌子的，吃别的牌子的就喉咙疼”。按照当时的流行标准，一位绅士的“行头”一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顶呢帽或草帽，一套三件套西装，内衣、衬衫和领带（或领结），袜子和皮鞋，其他饰品如皮裤带或吊裤带、袖扣、领带扣针、襟针……还有烟盒、打火机、钥匙链、钱包。当然，并不是置办了这样一套“行头”就能算得上是一位绅士，除了必须有适应各种季节和场合的多套“行头”外，还得讲究这身“行头”的品牌和质料。广告为他们实现这样的理想，在生活习惯、处事方式、行为规范诸多方面做了精心的设计。
女性形象是当时的广告着重塑造的形象。广告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来为商品销售确立消费对象。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初，美女图案开始出现在香烟广告中，后来越来越多，以至多不胜数”。以月份牌为例，广告画中的美女就经历了古装美女、时装美女与旗袍美女三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后期，广告画中的美女带有唐朝女性的雍容丰裕；20世纪30年开始，广告画中的美女都变成了时髦女郎，一个个弯眉细眼、甜媚世俗；20世纪40年代，月份牌中的“月份”也没有的，变成了纯粹的“美女图”。月份牌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杭樨英仔细观察上海滩时髦女性的发式、体态、衣着，又从电影、国外画报中吸取营养，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上海美女形象：时髦艳丽、修长丰裕、略带洋味。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鸿鸾禧》中的女性是具有传统风味的“高尚仕女”，《多少恨》中的女性则“含着眼泪”，《桂花蒸阿小悲秋》中是一个“红头发白身子，长大得可惊的”西洋“裸体美女”，《谈跳舞》中是一个“歪戴着鸡心形的小帽子”的东洋“短裤子舞女”。而《创世纪》中，既有“笑嘻嘻穿着游泳衣”推销花柳圣药的女性形象，也有“红嘴唇，蓝眼皮，翻飞的睫毛”的代言化妆品的女性形象。很明显，这些广告中标榜的女性，有的与男性形象一样，是糅合了中西方的女性标准而建构起来的女性形象，而更多的，则是以西方为楷模，是欧美时尚女性在中国的翻版。
所有这些女性形象，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某种期许，“是主流社会的男性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时代时尚，是他们的欲望和需要的外在表现”，其娇好的面容、优美的身材、健康的躯体、裸露的装束、新潮的气质，恰恰体现了以新兴有产阶级为代表的上海社会对女性的基本要求，新兴的有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了被上海女性仿效的女性形象。1934年12月1日，上海《良友》画报第99期举办了一次关于标准女性的评选，轰动一时。选取的十位女性形象集中在一副名为《标准女性》的招贴画上，整个画面呈圆形布局，当选者的头像放射形地嵌在外圈上，里圈是显露这些标准女性成功的具体象征物。这十位标准女性是：“如胡蝶之名闻四海，如哈同夫人之富有巨万，如宋太夫人之福寿全归，有宋美龄之相夫贤德，有何香凝之艺术手腕，有林鹏侠之冒险精神，如胡木兰之伺父尽孝，有丁玲之文学天才，如杨秀琼之入水能游，如郑丽霞之舞艺超群。”十大标准女性，地位何其高也！高山仰止，不是普通人可以效法的。那么，一个时髦的新女性究竟需要哪些“装备”呢？早在1912年1月6日的《申报》上就有人给出了答案：“女界上所不可少的东西：尖头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套一个，金刚钻或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白绒线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新式眼镜一副，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而获得这一女性形象特质的方式似乎轻而易举：按照广告中所说的商品去进行消费。广告对女性形象的执著追求和塑造，在构建近现代上海女性性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广告画家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商业宣传目的，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步伐”，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妇女自我解放的历史轨迹。
4.广告诉求引领流行
流行，心理学上是指以某种目的开始的社会活动，使社会集团的一部分在一定期间中能够一起行动的心理强制。它代表了某种生活格式，是众多人相互影响、迅速普及的结果，它会引起众多人的注意、兴趣和模仿，影响到社会的各种人，使人们相互之间发生连锁的感染。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突出表现在装饰、礼仪、生活行为三个方面，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映射的流行既有物质的流行，也有行动的流行。比如，在《小艾》、《创世纪》、《十八春》中，我们可以看到化妆品的流行；在《鸿鸾禧》、《桂花蒸阿小悲秋》、《谈吃与画饼充饥》中，我们可以看到洋酒的流行；在《留情》、《创世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流行用牙膏刷牙；在《色，戒》、《红玫瑰与白玫瑰》、《道路以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流行服装；在《花凋》、《年青的时候》、《小艾》、《忘不了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热衷于抽香烟；在《年青的时候》、《被窝》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用肥皂洗衣服；在《年轻的时候》、《谈吃与画饼充饥》、《十八春》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流行喝咖啡；在《色，戒》、《年青的时候》、《创世纪》、《十八春》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流行吃蛋糕；在《留情》、《年青的时候》、《红玫瑰与白玫瑰》、《十八春》、《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银宫就学记》、《〈张看〉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电影广告的态度，洞察当时人们看电影的风尚。
这种风尚，在《十八春》中借看电影有过细致的描写：这天，因为世钧没有来，曼桢在家中便变得无情无绪。她母亲见了她便笑道：“今天怎么不去看电影去呀？瑾哥哥后天就要走了，你请请他。”慕瑾笑道：“我请，我请。我到上海来了这些天，电影还一趟也没有看过呢！”曼桢笑道：“我记得你从前顶爱看电影的，怎么现在好像不大有兴趣了？”慕瑾笑道：“看电影也有瘾的。越看的多越要看。在内地因为没得看，憋个两年也就戒掉了。”曼桢道：“有一张片子你可是不能不看。——不过现在不知道还在那儿演着否。”她马上找报纸，找来找去，单缺那一张有电影广告的。……最后，曼桢在报上找出那张影片的广告，向慕瑾说：“最后一天了。我劝你无论如何得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