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仁巴特尔是一位乐观、能干的中年牧民，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挣了钱就什么都会有的”。他说：今年大旱，草少，上秋我就把家里的牛羊多卖掉一些，估计别的人家也会这么做。牲口少了，需要的劳力就少了，我想把几个老实、能干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小包工队。海拉尔有个亲戚搞工程承包，我们去他那干活，增加点收入。以前个人出去打工老是受欺负，还经常拿不到工资，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如果能挣到钱，我就先买一辆车跑运输，在南屯和苏木之间拉客，也装载货物。我儿子一直念叨着换电视，嫌屏幕太小，有富余的钱了，我还打算买两个呢，大人和孩子都能看自己喜欢的节目了。
图亚和斯仁巴特尔想离开草原，到城市去寻求发展机会，从事一种全新的职业，过一种有别于草原的生活。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牧民，他们不想离开草原，也不想继续从事传统的畜牧业生产，而是立足草原，就地掘金，从事一种既熟悉又有挑战的职业。金花便是其中之一，她想在草原做一个自由职业者。金花在内蒙古农学院毕业后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两年前回到乌兰宝力格嘎查。她向笔者咨询过，问笔者她的想法是否可行，她说：“我想学摄影，学会以后买一架一次成像的照相机，在周边嘎查给牧民们照相。现在牧民们条件好了，花钱不那么算计了，婚宴、学子宴，小孩满月、过生日等场合都搞得很热闹，花钱请乐队、摄像、拍照，很讲究气氛。每年夏秋都是婚宴和学子宴最集中的时候，周边嘎查的牧民大部分会在苏木宴请亲朋好友，平日里没时间出门的牧民会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聚集在一起，这种场合不但办事的家庭需要照相，别的人也会留影，生意会很好呢。”
斯琴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夏天旅游季节来海拉尔的游客中，自驾游的人数越来越多。这部分游客喜欢深入草原腹地，体验最原汁原味的草原风情。在距离斯琴家辉苏木1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鄂温克民族的下营地，那里水草丰美，每年的6、7月份，周边嘎查的牧民都会离开定居点，到下营地临时搭建蒙古包，集中放牧。排排的蒙古包，清晨和傍晚牧民们集中挤牛奶的景象构成一道独特的草原风景。“下营地最能体现我们鄂温克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明年夏天，我想在下营地附近扎几个蒙古包作为旅游接待点，再组织一个鄂温克民族服装表演队，提供吃、住、文艺表演一条龙服务。因为辉苏木离海拉尔比较远，一般的游客不会到达这里，即使来辉苏木了，没有当地人接待也不一定能去下营地。海拉尔旅游局有个亲戚，我让他帮忙介绍游客，我这里只负责接待。如果旅游点赚钱，我就买一辆车，拉着父母出去玩玩儿。几年前，我从电视上看见一位70多岁的老头蹬三轮车带着老母全国各地转悠，我挺感动的。”
三、电视催发鄂温克人更换嘎查领导的愿望
柯克.约翰逊在谈到电视对印度乡村社会政治领域变化所起的作用时指出：电视影响了乡村政治面貌的改变和威胁了传统领袖的地位。自从电视走进牧区鄂温克人的生活，它不但开阔了牧民们的视野，给牧民们带来精神方面的享受，更重要的是电视教会了牧民们如何维护自身利益，使牧民们逐渐了解自身的权利，并且在自身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权益受到侵犯时，不再像过去那样无动于衷，甚至是束手旁观，而是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乌兰宝力格嘎查，一部分牧民由于对现任党支部书记的领导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正准备行动起来，向辉苏木和鄂温克族自治旗某些部门领导反映情况，要求更换现任书记，推举一位令人信任、把牧民放在心里、能够带领牧民积极致富的人担任此职务。乌兰宝力格嘎查部分牧民意欲更换党支部书记的想法与电视有着直接的关系，是电视催生了牧民们的这一愿望。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有一位在牧民心目中威望极高的嘎查领导干部，她就是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巴彦托海嘎查党支部书记乔玉芳。10多年来，乔玉芳带领巴彦托海嘎查牧民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富裕文明的跨越，使牧民人均年收入由1995年的1200元增加到2006年的5300多元，集体资产也由原来的两间破房子发展到117万元的规模，巴彦托海嘎查也由10多年前的贫困嘎查成为目前全旗的小康嘎查。而乔玉芳带领嘎查牧民建高产奶牛示范区、创办砖厂、承包道路工程、盖牧民公寓、送牧民子女到呼伦贝尔财政学校学习牧业管理、与北京“东来顺”合作搞羊肉深加工生产线等事迹通过媒体，尤其是电视的报道，在草原上广泛传播开来，乔玉芳的形象也通过中央电视台、内蒙古电视台和内蒙古电视台蒙语卫视、呼伦贝尔电视台以及鄂温克旗电视台的广泛宣传深入草原牧民心中。在鄂温克电视台新闻中，关于乔玉芳的报道一直很多，牧民们通过电视对乔玉芳事迹的了解甚至比对政府领导的了解还要多。由乔玉芳引发的事件也很多，对此笔者将在电视与行为章节详细叙述。
乌兰宝力格嘎查距离巴彦托海嘎查120多公里，关于乔书记带领巴彦托海嘎查牧民们致富的事迹，乌兰宝力格嘎查牧民的信息来源主要是通过电视获得。他们说：我第一次知道乔书记这个人是几年前从电视上看到的，那年大旱，影响了牧草的产量，乔书记带着大家去几百公里外的免渡河打草，保障了牲畜越冬所需要的草料。当时我们都在为储备冬草的事发愁，看到这么为牧民着想的嘎查达（村长），我特别羡慕。
电视上经常能看见乔书记，她可是好书记、好嘎查达。她们嘎查已经养起了高产奶牛，还在嘎查十公里开外的地方建起了奶牛村。现在正在盖大楼呢，一两年后他们嘎查的牧民就能住上楼了，牧民在自己的嘎查住楼可是头一份。
我们嘎查离南屯比较远，对乔书记不了解，关于她给牧民们办的好事都是从电视上看到的，有一次我从电视上看见她照顾贫困户的新闻，很感动。她带头给他们送米、面，为上不起大学的学生掏学费，帮助解决医药费，还把自己家的高产奶牛送给困难户，这样的书记谁不欢迎？前一段时间从电视上看到乔书记去呼和浩特领奖了，还受到领导的接见，她为牧民做了这么多好事，应该给人家奖励。
乔玉芳的事迹通过电视传入到牧区的千家万户，牧民们通过电视了解了乔玉芳的所作所为，并且获得很高的认同，在牧区鄂温克人心中，好的嘎查领导就应该是这样的。在笔者访谈的牧民中，见过或者认识乔玉芳的人并不多，苏伦高娃是呼伦贝尔市人大代表，经常代表牧民去市里或者南屯开会，她和乔玉芳认识。其他的牧民绝大多数不认识乔玉芳，但是对她的事迹又很熟悉，电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相比较之下，乌兰宝力格嘎查部分牧民对自己的嘎查书记，尤其是对她的领导行为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我们的嘎查书记跟乔书记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她只考虑个人的发家致富，从不考虑贫困户的死活。她现有的住宅、草场、草库仑等资产已经远远超过了嘎查20户贫困户的家产总和，这些住房、棚圈、草库仑和牧场以几十万元的价格租给外地人，自己家的牲畜却放在集体草牧场上。
乔书记帮助贫困户解决困难，我们的书记对嘎查贫困户却不管不问。她不但不以嘎查达角度对贫困户给予经济上的扶持，反而到给别人家放牧的贫困户家抓羊，损坏贫困户用借钱买材料围起来的网围栏，强行让他们从定居点搬迁。
2003年×××担任嘎查书记，那时候嘎查集体资金有30多万元，再加上集体草场、采石场和渔场的收入，一共有40.5万元。在资金使用时总是她一个人说了算，从不征求牧民代表的意见。电视上不是经常说集体财产怎么使用要大家说了算吗？2003年嘎查买了200只带羔母羊，到了2006年9月份就剩下44只，这些羊被分给了×××和×××两位党员。
乔书记是香饽饽，别的嘎查抢着要。我们嘎查书记担心自己选不上，私下拉选票，剥夺和她关系不好的人的选举权。和她关系好的重复投票，选出的嘎查委员会5名成员中，除了她本人还有2名是她的亲戚。这样的书记能带领大家致富吗？
受电视的影响，乌兰宝力格嘎查的部分牧民认为嘎查书记不是一个好领导，好的嘎查干部应该像乔玉芳那样一心为牧民着想。他们正在积极地准备材料，一旦时机成熟，会通过多种方式达成更换嘎查书记的目的。调研中笔者了解到，牧民们所说的“时机成熟”指的是鄂温克族自治旗现任主要领导与乌兰宝力格嘎查书记有亲戚关系，牧民们担心在解决问题时受到权力关系的阻碍。消息灵通的牧民早已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鄂温克族自治旗某位主要领导会在近期调离，一旦新的领导上任，他们就着手行动：“如果我们现在去旗里反映情况，嘎查书记会依靠旗里的势力对付我们，其他单位的领导也会向着嘎查书记说话，问题解决不了。有当官的亲戚好办事，你看电视里不都是官官相护吗？没有钱、没有势，谁会向着我们说话呢。”由此可见，电视是一把双刃剑，既教会牧民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又让牧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时感到无助和无奈。正如柯克.约翰逊在印度乡村调研时了解到的情况那样：“通过电视，村民们正在更深入地理解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不再单纯地依赖传统的乡村司法助理来解决纠纷。自从在电视上看到有关社区领袖的负面报道后，村民们不再信任他们自己的社区领袖。”
虽然某些电视节目中体现了权利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重要性，这一点让乌兰宝力格嘎查有意欲更换嘎查书记想法的牧民感到无助，但是，电视也同时提供了解决某些问题的经验和途径，让乌兰宝力格嘎查牧民对解决自身问题充满希望。笔者在乌兰宝力格嘎查调研期间发现，只要时间允许，牧民巴雅尔总是坚持收看内蒙古卫视蒙语的节目《直通12》，他是众多参与想要更换嘎查书记中的牧民之一，他看这个节目的目的是想从节目中寻找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直通12》号称是牧民心中的《焦点访谈》，经常对广大牧区社会中的热点、难点、疑点、亮点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梳理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给广大蒙古语观众创造了一个表达心声的平台。有些牧民知道笔者是来自一个跟广播电视有关的大学，他们甚至请我帮忙把他们的问题反映给电视台。一位比较有凝聚力的牧民直言不讳地对笔者说：“电视能帮助解决很多事情，电视一曝光，领导们都害怕。我们给你提供证据，你做我们的代表，我们一起做这件事行不行？”
总之，电视进入牧区鄂温克人的生活以后，对鄂温克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鄂温克人在电视节目的世界中挖掘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导致经营观、消费观、婚恋观、生育观和教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电视也催发了鄂温克人的梦想，激起他们对都市生活的欲望、对新职业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渴望以及对嘎查领导的挑战。
然而，关于“电视上描绘的信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鼓吹城市中现代化的生活和消费方式。电视节目正面地描绘了‘高档生活’，一些村民认同这种生活方式，并据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电视常常将乡村生活方式浪漫化，这一点支持了乡村中另一些人的观点。年青一代一般更认同电视上的现代信息，而老年人则似乎在寻找那些能提升农耕生活和传统生活地位的节目。”牧区鄂温克人也是这样，电视让一部分人增添了对外面生活的渴望，与此同时，也让一部分人更加增添对草原生活的热爱，燃起固守这片草原的欲望。除了大多数老年人之外，年轻人中也有一部分有这种想法：我不喜欢城市生活，那种生活不自由，天天按时上下班，太受约束。在草原就不一样，生活很随便，干什么事情没有时间的限制，早点晚点都行，不那么逼人。还有，我很不习惯人多、拥挤，一看见人多就头晕。最让我受不了的是难闻的汽油味，一闻到汽油味我就头疼，海拉尔我都不经常去，我闻不惯那里的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