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与浅显：既然面向大众，就要认真对待大众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所谓“雅俗共赏”，所谓“深入浅出”，就是一切以大众是否“明白”“清楚”为最高传播任务，把深刻的道理用通俗易懂的话说出来。但是，由于大众传播中信息的迅捷和密集，要求日新月异和夜以继日，无暇反复推敲；要求天文地理和三教九流，无力样样精通，所以，难于假以时日、精心制作，难于集思广益、入木三分。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习惯于并满足于通俗和浅显，不再追求高雅与深邃，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定势”。传媒语言处于这样的境地，也就很难孤军奋战地去营造汉语美感的氛围了。不过，如何反对“庸俗”，如何避免“浅薄”，确实值得反省，值得我们时时警觉。
还有一些违规形态，如广告的夸饰，情景的编造，腔调的嗲气，手足的失态等等，虽然还在泛化，却正受到应有的批评，开始逐渐被广大受众抛弃。这里就不赘述了。
二、传媒语言文化身份的弱化
当下，传媒语言文化身份，在各类媒体中都存在着弱化现象。其中，最明显、最突出的弱化，表现为：政治身份的简单化：传媒语言政治身份应该是其文化身份在国家政权和国家体制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党和国家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和时事政治的评论，从总体上说，我们的媒体发挥了“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功能，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阐述了鲜明的立场态度，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理想，显示了大国的气魄与风度。但是，在各个媒体具体解析、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以“完成任务”为己任，缺乏具体细微的阐发功力，特别是缺乏艺术地宣传的能力，因而显得粗糙和单调，容易造成“简单的时代的传声筒”的味道，给人以公式化、概念化、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的印象。如果大力增强文化的厚重感，尽力揭示文化的蕴含，就会把“政治教义”融化为“文化浸润”，使人们从中感受到格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密切关系，认识到社会发展、国家利益、集体生活、个体责任的和谐统一，体会到全球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社团文化的共存互动，觉察到自我认知、世代传承、人类进化、世界文明的螺旋提升。传媒语言并不都要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她应有高雅庄重、平实正规、通俗灵动和消闲自在等多种形态，即使是庄重、正规，也还有“寓庄于谐”“寓教于乐”的各种表现。很多传媒语言的作者，不像众多专业工作者那样，潜心研究传媒政治、传媒文化、传媒语言，把这当做终生追求的事业，而是有意无意地走上了省时省力的“惯性捷径”，甚至走上“娱乐化”的邪路。政治说教违背了“良师益友”的主体价值取向，成了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的俘虏，舍弃的不仅是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还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国家利益的话语权力，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感召魅力。这种现象，在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语言传播中，屡见不鲜，甚至形成了某种“趋势”以至“定势”，竟使得不少受众产生了厌烦心理，并笼统地归咎于新闻传播理论的苍白和从业人员的平庸。
经营身份的低俗化：传媒语言经营身份是其文化身份在商品社会市场竞争中推销精神产品的标识。大众传播媒体的某种产业属性，开拓了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广阔空间，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带来了丰硕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作为无形的指挥棒，牵动着人们的思绪，搅动着人们的生活，有时杨柳依依，难以割舍；有时恶浪滚滚，艰于呼吸。大众传播媒体正处于两难境地，坚持社会效益，也许两袖清风，注重经济效益，也许一本万利。如果兼顾二者，反倒两败俱伤。于是，口头上，高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际上，倾心经济效益第一。那高楼矗立、金碧辉煌、车水马龙、挥金如土，岂是社会效益、经营身份的果实？这种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弱化，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却是在传媒语言政治身份的规避、文化身份的隐退和经营身份的显现中，逐渐暴露的。那并不甚精确的发行数量的统计，那并不很科学的收听率、收视率的升降，唯一可以得到的就只有“利润”“回扣”“奖金”这些营销的报酬，与广大受众何干？又与广大善于传播、精心传播的敬业者何干？在市场竞争中，市场营销的最高任务，就是极力包装自己的商品，高声叫卖，好话说尽，招欢买笑，甚至把自己当做商品，不惜出售肉体与灵魂，目的是为了赢得市场份额和品牌名气。大众传播媒体中，虽然不乏坚守精神家园的志士们，但也有放逐崇高、唾弃艺术的先锋们。这些人在市场营销中千方百计地制造低级趣味、垃圾快餐，企图用感官刺激、梦幻兴奋去引诱受众、沉醉受众，以维持其发行销售率、收听收视率，博得富商大贾的青睐，收获更多的“资本”投注。他们的成功，颠倒了“众善奉行、诸恶莫做”的法则，树立了“弱肉强食”“优汰劣胜”的样板，对那些随波逐流者、追异猎奇者营造了一个自由驰骋的天地，于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云山雾罩、信口开河、邯郸学步、东施效颦，风行一时，大行其道。他们丧失了应有的起码道德良知，竭尽腐蚀消解人们善良心灵之能事，妄图摧毁民族精神的丰碑，以便在废墟上建造纸醉金迷的大厦。于是，市场营销无孔不入，名利双收。多少仁人志士的强烈呼吁，多少法令条文的强制实施，他们都不屑一顾，置若罔闻。难道这是正常的吗？经营身份就如此引人入胜、乐不思蜀？这些营销手段，因为远离政治文明，所以永远不会犯政治错误，对于那些只把政治关的人们来说，可以放任自流，尽管明明知道确是“迎合”与“媚俗”，似乎也无关大局。至于文化身份受到冲击和挤压，好像是“时尚”和“流行”的必然态势，所有媒体概莫能外，久而久之当然就见怪不怪、随波逐流了。
传媒语言的文化身份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弱化中，渐渐疲软了。政治身份可以不断复制“金科玉律”格式的文本，经营身份可以肆意张扬“金钱万能”谋略的大纛，而民族精神、优良传统、国家利益、主流文化呢？怎样才能够深入民心、发扬光大？我们就听之任之，寄希望于“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么？
三、当下的文化处境与精神寄托
传媒语言负载着文化的承接与延续，蕴含着民族的精神与气质，展现着时代的风采与节奏，引领着国家的文明与进步。但是，传媒语言当下的文化处境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当我们看到政治清明、英雄辈出的时候，当我们翻阅报刊茅塞顿开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好书爱不释手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广播里传出悦耳的有声语言心驰神往的时候，当我们收看电视节目感到声画和谐、赏心悦目的时候，我们会由衷地感谢大众传播工作者的辛勤劳苦，发自肺腑地赞赏他们的心血结晶。诸多大报上那些深邃的文章，会放在我们的座右，引人深思；有些好书中的神来之笔，竟使我们不觉击节吟咏；广播里声情并茂的语言，规范而美妙；电视里形神兼备的话语，温馨而悠远。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的节目，绝大部分属于科学教育的精品，厚重的历史感，深沉的人文性，前沿的知识广度，美学的执著追求，经常令人叹为观止。用电视这个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从整体上描述了时代的文化风貌、民族的精神境界。也许她的收视率不算最高，可她积淀在我们内心的养分，远比某些花里胡哨的益智类、议论类节目精深得多、丰富得多。有些台的高质量、高水平的节目，也堪称国家级的大手笔。她们的共同点是展现了汉语的魅力，弘扬了传媒语言的优良传统，以“真、善、美、新、雅、精”的文化品位，凸显了中华民族的作风和气派。对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中国！”“这是泱泱大国的媒体！”我们确实为此感到兴奋不已，并充满了在未来全球竞争中无往而不胜的信心。
不过，世界范围的“小报化”倾向，“世俗化”心态，“人际化”盲从，“后现代”追随，正在各种语境下泛滥。报纸书刊上的娱乐星闻，广播节目中的低迷嘈杂，电视节目里的俗不可耐，网络传播中的纵情虚幻，已经使人们感觉到了“假、恶、丑、烂、野、粗”的流毒危害。这些危害，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信仰解构，私欲膨胀。自有人类开始，就有了人类的信仰，不论是图腾也好，神明也罢，或者是某种理想的社会模型、认定的理论体系，并且为此而昼思夜想、身体力行，甚至终生奋斗不懈。我们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崇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多少人为之拼搏献身，多少人无怨无悔地研究探索。但是，现在，有些人以金钱为信仰，实行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唯利是图的结果，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成了游戏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而被讥笑为傻瓜哲学。传媒语言中，经常出现“我”如何如何，“钱”怎样怎样，以得大奖为目标，以数钞票为荣耀。大量的豪华装修、高级美容、南北大菜、亿万富翁、当红明星、出人头地，炫人耳目，诱人躁动。这和残酷的原始积累、勤奋的艰苦耐劳、生命的自强不息、共同的民富国强，还有一丝一毫的干系么？
第二类：虚情假意，哗众取宠。“言必信、行必果”的古训，“言行一致”的做人准则，变成了“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信息传播变成了顺口溜，人生话题变成了插科打诨，家庭悲剧就好像催泪瓦斯，英雄事迹就好比冒险游戏……一切都要“有故事”“讲故事”，将生命轨迹、人生哲理、社会道德、国家兴衰都付与浅薄的调侃和无序的闲聊之中，貌似贴近和活泼，实则造成了心理的浮躁和情感的戏弄。人们对于“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已经司空见惯，明明知道说的那一套并非是实际做的，也都照此办理，彼此彼此，不以为耻，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第三类：出言不逊，随心所欲。大众传播的“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是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多维自律的集中表现，是言行规范的基本要求。当下，人们会发现，这种自律已经走向了“我行我素”，这种要求已经变成了“张扬个性”，而且，腹内空空、信口雌黄，胸无点墨、口若悬河，虚张声势、借以吓人。传播者面对广大受众，毫无尊重之意，只有狂傲之心；热衷于邀功请赏，陶醉于自恋情结。什么“平等交流”“服务宗旨”，什么“以人为本”“人文关怀”，都扔到了脑后，全力以赴地去争取那“嗟来之食”“牙慧之拾”。
第四类：其貌不扬，格调低下。大众传播对传播主体的基本要求：“德才兼备、声形俱佳”，正在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声音浑浊、口齿含混、语调各色、表达生涩，五官不正、斜眉歪嘴、体态奇特、手势放肆，而且男声女气，女声嗲气，确实令人耳不卒听、目不忍视。更奇怪的是：抛弃了普通话的字正腔圆、简洁优美，竟去模仿港台腔、洋泾浜那半生不熟的音调，竟去推崇方言土语、街谈巷议那褊狭琐屑的词句。所谓的审美日常生活化，又开始了日常生活“审丑化”。好像越是丑陋和怪异，就越能解除人们的“审美疲劳”，越能满足人们的“求异思维”和“戏谑期待”。如此这般，高雅似乎脱离大众，庸俗定会符合民心，格调低下的传媒语言，便成为当下最时髦、最新鲜的“套餐”，不但成为“挡不住的诱惑”，而且能够“引金入瓮”，怪不得让制造者、管理者及一切经营者趋之若鹜、“心潮逐浪高”了。所谓大众文化，在这里得到了最直观、最详尽的解读，受到了最热情、最亲切的膜拜。而电视娱乐的视听刺激，更能达到最佳的经营身份的认同和喝彩。不少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剧中，那鲜血淋漓的暴力行为，那赤裸轻贱的色情表演，那插科打诨的私欲冲动，那粗俗低劣的花言巧语，正在人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少年儿童的言行中，效仿着、扩散着、蔓延着、泛滥着，几乎无可抵挡、无法遏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