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与小概率事件在历史与制度的演化中往往至关重要。人生也是如此，充满了偶然性。作家米兰。昆德拉就曾说：在人的一生中，决定命运的往往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偶然遇到的一个人或一个小概率事件就能改变他的人生演化轨迹。
2005年暑假，我到复旦大学参加教育部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承办的首届中国传播理论与方法研讨班，我至今觉得正是这个学术研讨班将我引入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殿堂。在这个研讨班上，我有机会聆听了李金铨、潘忠党、祝建华、赵月枝等海外学院派传播学者及复旦大学黄旦、李良荣、陆晔等教授的精彩讲演，经过近一个月的高强度的“洗脑”，我初步领会到了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所以那个班对于我而言是一种入门的“学术洗礼”。有意思的是，这个班给我们授课的教师思想是多元的：既有“新左派”（如赵月枝），也有“新右派”（此指自由主义者，如潘忠党），有在国外“左倾”中国“右倾”的“两面派”（如李金铨大师），还有不问左中右的纯实证主义派（如祝建华）等。因此这个班的课上下来我的思想也开始“打架”：到底哪一种思想和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的媒介及社会现实？到底哪一种研究方法更为适用？这些问题我一直带到了以后的学习和研究当中。后来偶然看到秦晖教授关于社会科学理论本土化的高见：“主义可以拿来，问题必须土产”，我豁然开朗。社会科学的研究只要从问题出发就有价值，从“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出发就更有价值。至于“主义”（理论），只要是能用的，不问中外东西。这种学术研究路径显然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脉相承。和“拿来主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有共同之处。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当下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媒介的问题又是什么。在浙江大学读了许多书，接触了许多学者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转型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征十分明显，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与认知观念上（如追求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等）。在中国新闻媒介的发展演变中我们也能观察到这种转型特征。这一发现坚定了我研究媒介转型的想法，我认为做这个事情“有意义”。因为“转型”是中国社会特有的问题，“老外”纵有天大的能耐（理论和方法的精致）也没有机会置身于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后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决定了这是中国学术研究领地中独有的“金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转型年代，既是不幸的（要分担社会转型的痛苦与高昂成本），同时又是很幸运的。这种“幸运”对新闻业来说有着数不尽的新闻资源，对新闻学术研究来说它送给我们许许多多独特的研究课题。
发现了问题后，用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这些转型问题呢？这对我仍然是个问题。就如发现了“金矿”但却不知道用什么机器来开挖一样，我得寻找工具。面对形形色色、贴满各种“主义牌”标签的理论工具，我不知道哪一种才是最适合的。
又是偶然，我接触到了汪丁丁的制度分析理论。不仅仅是从书上看到的，而是面对面地近距离接触。汪丁丁是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教授，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堪称顶级的研究学者。“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浙江大学读博士的优势一下子体现出来。我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这类一流学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是夸张。和这样的学者一接触，我立马感觉到自己的浅薄，不认真读书都不行。即便他的观点我不认同，但汪老师学术视界的开阔、知识的渊博、逻辑的严密、方法的娴熟等让我觉得无法望其项背。在汪丁丁的制度分析启蒙下，我开始关注制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发现果然别有洞天。对于转型社会的描述与解释，我还真没有找到有比制度分析更好的理论工具。我决定将制度主义（整合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等）的相关理论运用到中国媒介转型的研究上来。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机制研究——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它可能不成熟，但毕竟是一种创新。
我的导师邵培仁教授给予了我大力的支持。我非常感谢有“仁”者风范的导师关心和帮助，是他将我领上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道路。我也从吴飞教授、李岩教授、李杰教授等老师那里受益良多，不仅有学术上的，也有人格上的。从开题到答辩，每每听到他们对我的肯定与鼓励，我非常感动，也深受鼓舞。我也要感谢我的同门师兄、师姐、师弟们及学术上的朋友，我从他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帮助与鼓励。我也要把这份感谢送给我的家人，它们的支持无远弗届。本书的出版还获得了2008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立项（课题编号08HQZZ028），也得到了浙江传媒学院的资助与支持，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蔡开松编辑的悉心编校也分不开，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离不开这些支持与厚爱。
我还要感谢所有为人类的知识宝库贡献了自己智慧和力量的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们。因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都离不开前辈的、当代的学术同仁的积累和贡献。
最后，我也得感谢一下我自己，因为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坚持下来了，没有中途开溜，半途而废。这条学术研究之路是我自己选的，我就会继续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韦伯说：“今天，学问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选择这样一种以学术为业的生活，不仅如韦伯所说，需要勇气、需要热情、需要灵感，还需要一定的人格条件。韦伯特别强调了“激情”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没有这种奇怪的、被外人取笑的迷醉，没有这种激情，你是没法拿学术做你的职业的，还是去做别的好。”我想，韦伯的话既是一种告诫，也是一种鞭策。它将激励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走得越来越坚定，走得越来越远。
2009年4月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