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些国际制度或“惯例”具有重要的软约束功能和价值分配性含义，它们承担着国际体系中重要的价值分配功能。如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2月6日在第21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就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一些基本准则。对联合国会员国而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的条约显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分配”和“软约束”功能。中国于1997年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经全国人大批准。1998年中国政府代表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字。显然，这种“软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家主权在制度安排中的作用力。2007年，在我国实行了17年之久的《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1990年施行）发生了“演化”。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只要征得采访人同意就可以进行采访，以往制度中的“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必须有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且陪同”、“赴地方采访必须向外事部门申请”等规定被废除了。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新闻管理制度的历史性进步”。显然，这一“制度变迁”和奥运会这一“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及包含其中的“国际惯例”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除了“渗透”和“施压”，国际制度体系还会以一种“对抗”的方式作用于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最典型的就是国际电影节对违反中国《电影管理条例》的“地下电影”的“包庇”和“纵容”，在国内没有合法性的电影在国际上却受到肯定和褒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内部的媒介管理体制，至少是“鼓励”了更多的电影导演去“违规”，从而使得现有的制度安排处于“失效”状态。
第三，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同样会作用于国内的制度变迁。加入WTO是中国自愿融入国际体系的标志。“入世”以后，我国面临的是新的国际竞争体制环境、法律环境。尽管中国加入WTO的协定书中并没有就外国新闻媒体准入和中国媒体进入外国新闻市场达成任何协议，但其制度框架仍会对中国媒介制度产生影响。童兵先生认为，中国入世意味着必须履行“WTO”的相关原则并承担相应责任。这些原则和责任主要有：1.低关税和减除贸易壁垒原则。2.最惠国待遇原则。3.国民待遇原则。4.跨境服务和消费的原则。5.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原则。6.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7、信息透明的原则。（成员国或地区必须向其他成员国或地区及时、充分地公布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和部门规章，必须根据承诺表的规定不断废除影响信息透明的法律、法规和习惯做法）。因此，置身于WTO制度体系的中国传媒业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则，由此带来了对中国媒介的现实挑战：低关税降低了海外传媒进入中国的门槛；最惠国待遇给了所有成员国（地区）准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国民待遇和跨境服务保障中国公民有权接触获准进入的海外媒介；人员自由流动使国内传媒从业人员有可能进入进驻中国的海外传媒就业；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要求中国新闻传媒业有偿使用他人的知识产品，并加大打击盗版行为的力度；信息透明原则对中国新闻报道的透明度和政府监管传媒法规的透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规则体系及其所带来的挑战显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媒介制度格局。
丁柏铨教授则将“入世”对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影响概括为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入世”以后，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以及与新闻传播业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产业，首当其冲地受到巨大影响，由此必然对新闻传播业造成相应的间接影响。第二个层次，“入世”以后，对国内电信业、网络业这些信息产业构成部分的影响，会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冲击新闻传播业。第三个层次，由大量西方文化产品涌入国门而造成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由此对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将形成强有力的冲击。第四个层次，“入世”以后，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受到巨大冲击，由此必然全面地影响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当然，从媒介行业或说媒介类别来看，“入世”对于不同的媒介类型，其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相比较而言，“传播媒介”如网络行业和电影行业较之“新闻媒介”如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受WTO制度体系的影响要大一些，如中国1995年承诺每年进口十部好莱坞大片，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口好莱坞电影将由每年十部加到二十部，最后达五十部。外资也获许在中国建造和拥有电影院等。尽管在意识形态与媒介编辑权上我们没有承诺“对外开放”，但在非意识形态领域与非意识形态媒介产品如信息基础设施、服务条款和科技知识上，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大门是敞开的。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加入WTO这一制度体系促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逐步演化成相互依赖，权力、生产及观念得以借助更多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在国内—国际间流通，国内政策选择与国际体系因素变得更加敏感，由此带来的“溢出效应”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国的媒介制度安排。
三、改革与开放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
开放的制度意义即用一套西方的市场制度体系替代国内的非市场制度体系，“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的动力来源，“对外开放”通过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推动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过程与对内改革的过程都可以合称为“市场化”的过程，即用一套市场制度体系替代计划体系。
市场化的过程对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市场化内在地有对信息的需求，它给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媒介改革以“第一推动力”。市场化的主体是企业，信息是企业得以运作的重要资源。按照诺思的观点，经济发展内在具有信息需求的原因在于：企业的成本不仅取决于交通成本，也取决于信息成本。信息的闭塞或不充分、不确定会极大地增加企业运作中的交易成本。诺思认为：“在缺乏一个适当的信息网络时，企业家必须为潜在收入而贴现，因为潜在的买者离交易场所越远，不确定性往往越大。事实上，这些不确定性的贴现可能十分高，从而使贴现的均衡价格可能低于零，市场无法完全运作。”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企业急需丰富的、透明的、真实的信息。经济市场化过程便内生了对信息的需求，这一信息需求直接传导到了生产者——大众媒介那儿，在对市场利益追求的冲动下，媒介的扩版潮、增刊热由此兴起。经济竞争越激烈，对媒体提供信息的质量要求越高，越全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信息的需求显然不仅仅限于经济信息，也有对于政策、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信息的需求。以股票市场为例，投资者要实现理性投资，一方面有对上市公司全方位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对整个市场环境信息的需求，这种需求内在地要求媒体能够提供有关上市公司，有关资本市场及社会环境的真实、及时、透明的信息。陈志武先生也认为，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内在的有对新闻自由的需求。现代金融交易市场需要三方面的制度要求：独立公正的契约执行架构即司法，自由的新闻媒体以及对行政权力的约束。
放开新闻媒体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报道是其中的必要条件之一。自由的新闻媒体能降低金融危机的概率。陈志武先生的研究发现，新闻自由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健康程度成正比。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和透明度，反过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要求新闻的透明化。其次，市场化的过程也内生了对经济运行的相关支撑制度体系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及媒介制度的需求。对媒介制度的需求通过对媒介的功能需求来传导，对媒介的需求又是通过对全面、丰富、及时、透明的信息需求来传导的。尤其是外资企业的进入，会对东道国的信息环境产生需求和压力，进而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集结到媒介制度安排上来。传导的机制有利益机制（或价格机制），一是通过信息需求带动媒介的信息生产；二是通过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的媒介制度形成压力，使现有的媒介制度产生变迁的动力与契机；三是开放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共同的制度需求最终会作用于制度供给。由于开放和改革的效应，国内制度体系与国际体系日益密切，这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均衡将趋向于而非逆向于国际制度体系。
粗线表示改革开放传导至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主要路径，细线条表示辅助路径。可以看出，中国现行体制下的媒介制度变迁不可能由媒介组织自身来完成，而是取决于市场化改革情势下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媒介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博弈的结果，媒介制度安排取决于相关行动集团的博弈均衡。谁在博弈格局居于主导地位，谁便能主导媒介制度的供给。
随着开放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利益分化与多元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国内能够集体行动的团体的数量也将大为扩大，它们在政治、政策上可以对中央决策形成更多的约束与限制，并且随着国际—国内沟通的加强，集体行动组织存在分化与重组的机会，它们可以通过跨国结盟的方式，获取国内博弈中的筹码以更为有力的方式介入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国内的转型是一个在不断妥协中的渐进过程，政策选择是各种力量妥协、平衡的结果。在当代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中，媒介自身，媒介管理者及外国媒介集团都是影响中国媒介制度安排的重要力量，媒介制度往往取决于这些力量之间的博弈。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媒体显然成为既得利益者，因此它自身也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大部分媒体都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因为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了自主权，带来了大量的广告收入与丰厚的利润，从总体上说，媒体是希望改革的，因为进一步的改革意味着广告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媒体就愿意脱离行政权力而完全走向市场，因为现有的事业管理、企业经营模式在给媒体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还给予了媒体十分巨大的寻租空间。媒体的垄断地位使他们无须担心国外媒体来分食这一巨大的市场，也不用担心民营资本另起炉灶来和现有的媒体竞争，在现有体制下，媒体依然行使着一部分政府才具有的权利，这种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具有垄断性与排他性，它是政府权力的延伸，媒体可以拿着党和政府赋予的巨大权力去市场上寻租（记者拿红包、有偿新闻屡禁不止就是例子），如果这种体制带来的收益大于他们的在完全市场竞争中的收益，他们会选择维护这样一种体制。显然，党报党刊等市场化程度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媒体，他们极力维持现有的媒介体制。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与意识形态离得较远的媒体，会极力推进国内的媒介体制改革，但未必愿意看到国外媒体的进入。因此，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媒介组织既有维护现有制度安排的激励，也有推进现有制度安排的动力。
同样，从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媒介管理层推动媒介体制改革的动力显然要小于维持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动力。实施市场化改革可以释放媒介生产力，创造财富，增加国家税收这是管理层权力推进媒介改革的动力所在，但如果进一步的改革（如实施国有企业那样的产权改革）就会产生丧失意识形态工具的潜在危险，这种的改革成本显然比收益要大，故从国家层面而言，在媒介的增量改革完成后，“存量”改革难以推进。
与此同时，国际传媒集团也是影响中国媒介制度安排的一个“利益集团”。外国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国际传媒集团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渗入中国。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维亚康母、迪斯尼等等国际传媒巨头都以不同的方式登陆中国，抢滩中国市场。“据有关部门报道，我国上空目前有220个广播电视频道，日夜向中国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经我国有关部门同意，有33个电视频道可在涉外酒店和部分社区落地。其中凤凰卫视、阳光卫视、华娱卫视、星空卫视最具代表。进入中国的外资平面传媒则已经不胜枚举。美国IDG公司与我方合资的计算机世界报报业集团已生存20多年。位居世界第四大媒体的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同中国最大的站榕树下合作。香港长江实业旗下的TOM.COM与上海美亚投资公司及亚洲传播出版社合资成立亚洲宽频电视传播公司，建立9个频道的影视数据库。TOM.COM近几年还频频出手，向中国户外广告业进军。国际期刊界大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公司通过中国的时尚杂志，将部分作品以《伟大摄影作品集》的名义拆散进入中国。维亚康母公司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成立了合资的节目制作股份公司，制作青少年节目，成为外资传媒在内容上进入中国传媒业的第一家公司。”目前通过卫星在中国合法落地的外资媒介有凤凰卫视、华娱卫视、阳光卫视、星空卫视、TVBS频道等。这些外国媒介集团显然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渗入中国，参与到中国媒介制度的博弈中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媒介领域的均衡格局。尽管在推动中国开放媒介市场上外国媒介集团不遗余力，但相比于国内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显然还没有力量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