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与新闻学术研究是媒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渠道。从民国年间的新闻学教育来看，其新闻思想体系是欧美式的，其教材也多译自欧美或日本，其教育模式与欧美相像，教师多为新闻业界的名记者或名报主笔，与西方新闻界的联系非常密切，如燕京大学报学系受美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资助，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系主任就是美国人白瑞华。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聘请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毕德生兼课，1924年成立报学系后由美国人武道任系主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的新闻教育是紧跟欧美的。
这样，通过西方媒介著作的翻译，西式新闻教材的引进及具有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理念的新闻教师的传教，民国年间中国建立了一个西方欧美式的新闻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的建立对民国年间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从事新闻媒介制度变迁的主体——报人，其新闻理念与媒介认知更多地是受到欧美式的新闻理念与操作手法的影响，这种教育体系为青年学生供给的是一种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媒介意识形态上的“输入”与“传播”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理念指导行动”，在争取媒介自由的过程中，因为有这样一套新闻理念的支持，媒介人才显得无所畏惧，争取媒介自由的斗争才显示出其合法性与合理性。
1949年以后，作为媒介知识生产和传播主要渠道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实现了“转向”：从师从欧美转而师从苏联。苏联的党报理论成为统治新闻界的唯一的合法的“媒介意识形态”。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主导了媒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旧新闻教育机构进行了整顿与清理。主要措施有对国民党的新闻系科如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连同该校一起封闭，对一般的新闻教育机构如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广州的国民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政府接办后，首先对他们的办学方针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造，取消原有的政治课，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改革新闻学专业课内容，学习无产阶级新闻观，清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按照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要求，重新安排讲授内容，同时抽调部分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到新闻教育机构任教。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新闻教育与新闻意识形态的转型。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统一进行院系调整，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新闻教育的领导和有计划的发展。华东新闻学院、暨南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先后合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燕京大学新闻系合并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改设编辑专业。通过合并与停办等措施，使新闻教育更加集中与单一。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创办了一批新型新闻教育机构，如北京新闻学校，中央宣传干部训练班、中央马列主义学院新闻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等。此时的新闻理论研究与教材编写也实现了从欧美到苏联的转型。开始编写了一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内部教材，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的新闻学书籍。这一时期的新闻理论刊物如《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复旦大学的《新闻学译丛》大都致力于总结我党新闻工作经验及翻译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大量和苏联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文章被翻译过来。1950年1月4日创刊的《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副刊是介绍和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第一个重要园地。创刊号《编者的话》宣告，在创建中国人民新闻事业中，有一个便利条件，这就是可以“大量地利用”苏联的“丰富经验”。“本刊愿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方面，作有系统的努力”。这个副刊用绝大部分篇幅刊登和译介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和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文章近30篇。1950年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特辑《新闻工作》副刊部分译介文章，增加一些新译文，编印出版《新闻工作丛书》小册子，计有《怎样领导党报》、《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等。《人民日报》从1954年3月开始，翻译出版一个内部刊物《真理报文选》，32开本，每期五六千字，一般每周出两期，共出200多期，有段时间，每期都译介《真理报》的版样，有时把整版译成中文版，学习模仿。1954年至1955年，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第一、二集和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编印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这三本书共计140多万字，成为我国新闻工作人员和大学新闻系学生的学习用书。
如果说媒介是制造共识的，媒介研究与媒介教育就是制造“关于媒介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元共识”，它是一种关于媒介的“元认知”，这种“元认知”一旦在媒介社区形成“共识”，它肯定会影响到媒介的运行及制度安排。1978年以来，从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到媒介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比之前开放了许多，自由了许多。非苏联体系的媒介知识与媒介意识形态被引入了大学课堂，对中国的媒介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以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传播学为例，短短十年，各种传播学专著、译著就大量涌现，并迅速通过大学教育渠道向新闻业界扩散，成为影响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新的“存量知识”。
在统计的68种新闻传播学译著中，以美国的译著数量最多，共计50种，占译著总量的73.53％；位居其次的是英国；第三位是加拿大；第四位是日本；而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只有一种。2003年以后出版的传播学译著数量更多，且几乎都来自欧美，以华夏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传播学著作为代表。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及新华出版社的“新闻传播学译丛”等均在学界及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数套英文原版传播学教材也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出版社出版。
这种学术上的“转向”意味着新时期媒介知识生产和传播重新和西方国家接轨，这一趋势显然将对中国媒介演化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看到，苏联植入的体制壁垒仍然存在，媒介教育及媒介研究仍然受到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的约束，不可能完全自由。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尽管向多专业和大众传播学转化，研究的重点也日趋多元化，但总的来说，“大陆新闻教育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教育体制改革落后，学术理论保守，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陈旧，教育岗位‘逆向淘汰’，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政府通过课程设置、课题研究和职称评定主导了大学的媒介教育和媒介研究“议题”，一定程度上规制了媒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与学术体制的安排下，媒介教育、学术研究和媒介业务一样，面临多重约束，呈现出一种分裂和矛盾的特征，这显然制约了大学作为媒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心的影响力。这种媒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曲线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反映到媒介制度变迁的曲线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