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瞿秋白(1899～1935年)，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早年曾到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同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1923年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同年7月去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7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主编《热血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之作序。1928年4月去苏联，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8月回到上海，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反击国民党文化的“围剿”，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夫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
三、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与新闻队伍
1.新闻事业概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反动独裁政权，开始在全国建立庞大的反革命新闻事业网：以“中央通讯社”为中心的新闻通讯网、以“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事业网、以《中央日报》及《扫荡报》为中心的党报、军报网。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还以法律的形式查禁进步报刊，取缔革命宣传，任意逮捕和杀害进步报人，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实行法西斯统治。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内严重的“左倾”错误，导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无产阶级报刊几乎全被查封。但共产党人很快从血泊中清醒过来，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下报刊系统。《布尔什维克》、《红旗》、《红旗日报》等中央机关报刊相继开办。同时，党的地方组织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报刊。
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党的新闻事业也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起来。中央根据地创办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等报刊。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大报如《申报》、《大公报》与《立报》等政治态度发生很大变化，纷纷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发展经济和报业，其中《申报》政治态度的转变最为突出。
这个时期，一批革命和进步的中外记者，开始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道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邹韬奋的报刊活动也对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一大批民营广播电台，其中半数以上集中于上海，商业性电台是民营台的主要类型。
2.新闻队伍代表人物
（1）范长江（1909～1970年），原名范睦，号希天，四川省内江县（今内江市东兴区）人。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稿。1935年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我国大西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同志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协的前身），并被推选为“青记”的总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后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国共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1949年7月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逝世。范长江一生著有《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通讯与论文》、《范长江新闻文集》等。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
（2）邹韬奋（1895～1944年），原名恩润（乳名荫书），笔名韬奋，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1910年考入福州工业学校，1912年到上海就读于南洋公学，1919年转入圣约翰大学文科。他读中小学时，崇拜梁启超，钦佩黄远生，立志做新闻记者，边读书边为《申报》、《学生杂志》撰稿。1921年大学毕业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并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主编职业教育丛书，同时兼任中华职业学校和海澜英文专门学校的英文教员。1926年2月接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机关刊物《生活》周刊的编务，此后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积极为抗日募捐。
1932年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该店相继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分店，大量编印发行各种抗日救亡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1933年7月，杨杏佛遇刺后，他被迫流亡国外。1935年8月回国，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1936年11月22日深夜与沈钧儒等七人在上海被捕，无辜入狱，史称“七君子案”。1937年7月获释后，邹韬奋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各地生活书店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他辞去参政员职，出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抨击国民党的内外政策。1941年5月协助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1月离开香港到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同年10月经上海到苏北解放区。1943年因患脑癌秘密回上海治病。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宋庆龄赞扬“韬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战士。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并指出“在我和韬奋先生几年工作接触的中间，他所发挥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特点，一直受到大家的敬仰。他完全舍己为公，凡是人民革命的利益所在，总是竭尽全力以赴；对于任何反人民、反民主的恶势力，他绝不肯作丝毫的片刻的妥协……韬奋先生的一支笔，曾经鼓动了中国无数万爱国民众走上争取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的道路”。
（3）史量才（1880～1934年），名家修，祖籍江宁。1899年中秀才。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于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与此同时，又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响应革命，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接办《申报》，任总经理，倾毕生精力，精心经营。1921年，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办中南银行；继又集股创办民生纱厂；1927年，经办《时事新报》；1929年收买《新闻报》大部分股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在此期间，还在汉口路附近用70万元修建了申报馆，英国《泰晤士报》人员参观时，惊叹世界上唯有《申报》和《泰晤士报》有此气势。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颇为不满，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他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被推为会长，筹集钱物和人力，以应前线急需，并做好伤兵救护、难民安置等工作，并将购纸款七万美元全部捐献。他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大声疾呼，推动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运动。沪战结束后，上海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史量才仍被推为会长，他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曾与陶行知、黄炎培、戈公振、李公朴等进步人士共商《申报》发展大计，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出版《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和《中国分省地图》等书刊；聘黎烈文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刊登鲁迅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使《自由谈》一度成为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
由于史量才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对他均无效果，于是蒋介石下令禁止《申报》邮递达35天之久。随后，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介石威逼说：“我有100万军队……”史量才却说：“我有100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由杭乘汽车返沪途中，经海宁翁家埠附近时，被戴笠所指挥的军统特务狙击逃至一池塘内，头部被击中两枪后遇害。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与新闻队伍
1.新闻事业概况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全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取得了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对外来侵略的全面胜利。
抗战时期，我国出现了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伪侵占的沦陷区的格局，因而也就出现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新闻事业。
（1）国统区。抗战时期，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片国土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中心也从南京、上海向武汉、重庆转移。桂林一度成为抗日进步报刊的出版中心。
从抗战开始到武汉沦陷为止，是抗日爱国报刊大发展的时期。1937年，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出版。1938年，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公开出版发行，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团结抗日的旗帜。同年，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其中的成员如范长江、杨潮、邵力子、胡愈之、张季鸾、成舍我、邹韬奋等成为这一时期反对日本侵略、宣传抗日思想的中坚力量。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创办了大量的党报、军报，加强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他们还颁布了法西斯新闻法令，加强新闻检查，打击和摧残各种抗日进步报刊。
（2）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原陕甘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边区，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领导和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政治中心。其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敌后英勇作战，又建立了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些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在人民政权下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为宣传中共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延安，这里办有中共中央一级和具有全国性的许多新闻事业单位，是当时人民新闻事业的中心。原有的新华通讯社在组织机构和新闻业务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建立，开创了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新纪元。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创办，特别是经过整风改版后，使党报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也进行了整风改革。党领导的新闻电影事业在这个时期开始建立；党领导的新闻摄影事业进一步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