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研汉学，服膺宋儒”的陈庆镛从儒学的实用性出发，看到汉宋学的一致性。他说：“汉家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曾国藩也进一步阐述了汉宋学在实用性方面的内在联系。他把汉学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把宋学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有内在联系。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构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在他看来，“即物穷理”也不是朱熹的发明创造，而是古来圣贤共同遵守的原则，他说：“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实事求是”和“即物穷理”都体现了传统儒学“力行”和“致用”的务实精神，具有实质上的相通之处。曾国藩的这一说法具有独到见解。
其二，用《礼》沟通汉宋学之结。
部分理学家把《礼》视为融合汉、宋二学的结合点，认为通过提倡和研究《礼》，平息汉宋学之间的门户对立，使儒学达到“本末兼赅，源流毕贯”的和谐境地。曾国藩曾经积极赞同这一主张，说过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节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曾氏提出用《礼》“通”汉宋学之“结”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封建时代，“礼”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宗法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这是它的社会意义；一是指记载这种制度和规范的儒家典籍，如《礼记》、《仪礼》、《周礼》等古籍，这是它的学术意义。秦以后的儒家各派对《礼》高度重视。汉代的今古文经两派都把《礼》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对《礼经》的研究在清代达到了全盛，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如惠士奇的《礼说》、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张惠言的《仪礼图》、秦惠田的《五礼通考》、黄以周的《礼书通故》等，考订详确，论辨精当，其成就远迈汉唐。晚清学者正是基于《礼经》研究的这些成果，才试图用对《礼》的研究调和汉、宋学。高均儒在《礼理篇跋》中用比喻的手法说明“礼”与“理”的关系，他指出：
礼犹体，理即脉。人具体而脉不调，则病；人袭礼而理不析，则诬。汉儒精言礼，宋儒承之。而特揭理字，导人以从入之径，持循之端，犹之医者切脉，以审人气血偏滞之由，而后方以治之，其体始可无恙也。学者不察，自判汉宋各执门户，为一家言，亦曰勤止，而制礼之初意果如是乎？
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了“礼”与“理”的关系好比人体与血脉，同处一体，密不可分；二是肯定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注重揭示寓于“礼”中之义理的治《礼》方法。这篇《跋》是为经学家丁晏的一部谈《礼》著作所写的。丁氏在该书中大量借鉴了宋儒治《礼》的方法，融汉宋学为一体。高均儒对这一点十分称赞，肯定丁氏能够“先徵理字之见诸经者”，称该书具有“为学之准”的作用，视之为融合汉宋学的典型之作。
其三，汉宋学各有所长，不容偏废，应该互相取长补短。
晚清的一些学者看到，汉学、宋学各有自己的长处。汉宋之争只能加剧二者的对立，抱残守缺，排斥对方，妨害儒学的发展。不少人对喋喋不休的汉宋纷争表示不满，提出汉宋学“不可偏废”的主张。方濬颐说：
训诂、义理二者不可偏废。何有汉宋之分哉？今之讲汉学者目宋学为空疏，讲宋学者诟汉学为穿凿，于是有专宗汉学者，有专宗宋学者，判然两途，几几乎不可复合，虽通儒正士犹不免泥门户之见而斤斤焉，谓吾之师承在此，凡彼之沿讹踵谬者，皆宜屏绝焉。累牍连篇，互相攻击，歧汉宋而二之。一若言训诂，则义理可勿谈；言义理，则训诂可勿论也。呜呼！是直学中之蠹矣。恐汉宋诸儒亦未必乐有此高足弟子也。
曾国藩的弟子张裕钊用“道器相备”的观点总结了清康乾以来的汉宋学发展状况，指出：汉学的流弊在于“穷末而置其本，识小而遗其大”，宋学的缺陷则是“摒弃考证为不足道”。二者由于排斥对方，把自己的长处变成了短处。他指出：
夫学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以考证，虽其说甚美，而训诂制度之失其实，则于经岂有当焉？故裕钊尝以为道与器相备，而后天下之理得，至于本末精粗轻重之数，是不待以说之辨而明者也。
也就是说，汉学重于实证，宋学长于思辨，这些功夫都是治学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二者相斥学则弊，二者相济学则益。方濬颐对这一点讲得更明白，他说：“学一而已，不穷经不可以为学，不讲道不可以为学。穷经者何？训诂之学也，汉学也；讲道者何？义理之学也，宋学也。有训诂之学而后义理不蹈于空虚，有义理之学而后训诂不邻于穿凿。二者相需为用，而弗容以偏胜也”。他分别肯定了汉宋学在阐扬儒学方面的作用，称赞汉学经师“笺疏传注绍述”，使“礼乐典章，名物度数，俾考古者得所师承，实事求是，其有功于圣经贤传者，固不小也”；肯定宋儒“发明义理以佐训诂之不足，而圣人率性修道之旨，遂以大白于天下”。他主张应该打破汉宋学的门户之见，兼采二者之长，指出：“后之学者当两宗之，而取其醇，舍其疵，树其闲，决其障。晓然于训诂之非义理弗明，义理之非训诂弗著。合朴学、正学而一以贯之，无穿凿之害，无空虚之病。斯处则可以为师儒，出则可以为卿相。”
调和汉宋的主张经过曾国藩等理学名臣的提倡，在晚清理学士人中得到响应，逐渐形成了一种不重门户，兼收并蓄的学术风气。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一些理学士人本着兼采汉宋的原则，写出一些别具特色的学术著作，使汉宋融合从一种学术主张转变成为实际而有成果的学术活动。这是晚清理学发展中的一种新动向。如邵懿辰《礼经通论》、夏炘《檀弓辨诬》、《述朱质疑》等著作，便是他们试图会通汉宋所做的一种创作尝试。这些著作既宗程朱“翼圣卫道”的宗旨，又采纳汉学考据之法，熔汉宋学特点为一炉，于“礼”学研究多有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