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
在今人的印象中，清代学术史是一个脉络清晰、界限分明的知识体系：清初的经世之学、乾嘉的考据之学、道咸以降的今文经学构成了许多学术史著作，尤其是通史类著作的惯常论述形式。这样一种结撰方式其实是在近世以来学者的不断构建中逐渐丰富的一套解说模式。本文旨在考察近世以来的清代学术史是如何被言说的。此处所谓“近世”是指1800以来的历史，这是相对通常意义上将1840年定为近代史开端较为圆融的一种解说方法。笔者认为自乾隆晚期开始，清代学术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已经开始进入总结时期。因此，笔者的考察范围自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始，止于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一、“汉”与“宋”：江藩与方东树的论争
在中国学术史上，汉学与宋学的关系一直是敏感话题。至清中叶，惠栋公开张扬“汉学”旗帜，经四库馆开到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出，学术界呈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但其时程朱理学依然为官方学说，也依然是众多学者所信奉的价值学说。于是，汉宋两家之间发生“争鸣”，学术界谓之“汉宋之争”。考近世以降的清代学术史论述，以“汉”、“宋”之争为论述主线者，当推之江藩与方东树。
江藩（1761—1830），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他“得师传于红豆惠氏”，而惠氏在为学上恪守“凡古必好，凡汉必真”的立场，是以江藩亦不免泥于“崇汉斥宋”的立场。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是对乾嘉学术的第一次总结，但其中充斥着严重的门户之见。《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在叙述了经学从先秦到元明之际的发展历程后说：
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源原，声音诂训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倡明，千载阴霾，一朝复旦。
这段文字可谓江藩学术思想的概括，其专尊汉学的立场也昭然若揭。《国朝汉学师承记》共八卷，始于阎若璩，终于黄宗羲、顾炎武。江藩以阎若璩置于卷首，最初忽略顾炎武、黄宗羲不言。后来在友人的劝说下，在卷末补充了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学术思想的内容。《国朝汉学师承记》保存了江藩与“客”的这次讨论。当客问到为什么要弃置顾、黄时，江藩如此回答：
梨洲乃戟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说，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
值得注意的是，江藩非议黄宗羲，也将通常被视为汉学始祖的顾炎武置于“岂真知灼见者哉”之列，颇令人费解。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要结合江藩写作《国朝汉学师承记》的背景来加以解释。
《国朝汉学师承记》成书时间“约在嘉庆后期，而最后成书当不晚于道光初。”考乾隆后期至道光时期的学风，知在这一时期汉学虽如日中天，但却已经开始显露出弊端，相关的批评和修正也初露端倪。四库馆虽然是“汉学家的大本营”，但是却认为“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焦循说：“不知起于何人，强以‘考据’名之。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中乎！”与此同时，理学阵营中人也是大力攻击汉学。江藩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结撰《国朝汉学师承记》有着深刻的文化意味。笔者认为：江藩之所以如此处理黄宗羲、顾炎武是出于纯正学术、保守汉学地位的需要。盖因这一时期汉学已经出现危机，为了应对此一危机，就必须从汉学自身着手进行整顿。黄宗羲、顾炎武的“深入宋儒之室”、“骑墙之见”、“依违之言”显然是江藩所不能容忍的，故只能将其置于卷末。江藩于后来所撰之《宋学渊源记》卷上尚言：“黄南雷、顾亭林、张蒿庵，见于《汉学师承记》。”可见，黄宗羲等人在江藩的眼中并非汉学之正宗。
《国朝汉学师承记》为“本朝诸儒为汉学者”立传，正目38人、附目17人、附记30人、附录2人，共计87人。江藩于每一传主详叙其生平行事、考镜其学术渊源并辨其得失，第一次对乾嘉学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清理。
江藩于《国朝汉学师承记》之余，又结撰成《宋学渊源记》二卷。《宋学渊源记》卷上称：
国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汤文正、魏果敏、李文贞、熊文端、张清恪、朱文端、杨文定、孙文定、蔡文勤、雷副宪、陈文恭、王文端，或登台辅，或居卿贰，以大儒为名臣，其政术之施于朝廷，达于伦物者，具载史宬，无烦记录，且恐草茅下士，见闻失实，贻讥当世也。若陆清献公，位秩虽卑，然乾隆初特邀从祀之典，国史必有传矣。藩所录者，或处下位，或伏田间，恐历年久远，姓氏就湮，特表而出之。
江藩以此为托词，将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如陆陇其、汤斌、李光地、杨名时等排斥在外，清代理学之光芒顿失。与此同时，江藩却将杂于释老之学的沈国模、史孝咸等置于附录，这样，宋学就给人以非儒学之淳正的形象。尤其是江藩竟然完全没有提及宗程朱理学的桐城派。这就引起了桐城中人的强烈不满。姚鼐弟子方东树随即写成《汉学商兑》反击江藩。
方东树，字植之，号仪卫轩老人。安徽桐城人，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为姚鼐四大弟子，为学宗主程朱，尝自叙学行说：“余生平读书，不喜异书，……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弊也！”
《汉学师承记》刊布时，方东树与江藩同处阮元幕中。阮元亲自为《汉学师承记》作序并支助其刊刻，江藩受到了空前礼遇。方东树则为一老名士，屡试不中。此时感到了落寞。又因为《汉学师承记》的崇汉立场惹怒了其宗程朱学的立场，故方东树愤而与江藩相争，遂有《汉学商兑》之结撰。《汉学商兑自序》云：
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公巨卿，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竟欲咀嚼。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学。而其人所以为言之旨，亦有数等。若黄震、万斯同、顾亭林辈，自是目击时弊，意有所激，创为救病之论，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杨慎、焦竑、毛奇龄辈，则出于浅肆矜名，深妒《宋史》创立《道学传》，若加乎《儒林》之上，缘隙奋笔，忿设诐辞；若夫好学而愚，智不足以识真，如东吴惠氏、武进臧氏则为黯于是非。
方东树于此臧否汉学家，将近世以来的汉学家分为三等，然后叙述《汉学商兑》的宗旨：
今诸人边见颠倒，利本之颠，必欲寻汉人分歧异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又若李塨等，以讲学不同，乃至说经亦故与宋人相反，虽行谊可尚，而妒惑任情，亦所不解。东树居恒感激，思有以弥缝其失。顾寡昧平生，孤踪违众，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胜也，要心有难己。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仿朱子《杂学辨》例，摘录汉学家言论，然后在条目之下附辨正之语。所辩驳之人自毛奇龄始，包括有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戴震、焦循、汪中，以至于阮元。
《汉学商兑》专门驳斥汉学家关于程朱之学的批判，如卷中上云：
今汉学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堕禅，岂知程朱之深知禅之害，在不致知穷理，故以致知穷理破彼学，而正吾学之趋邪！
方东树对戴震等重新解释“天理”的做法深恶痛绝，将之视为异端邪说。他批驳说：
程朱所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
《汉学商兑》刊布于道光十一年，此后逐渐流行。李慈铭评论方东树说：“颇究心经书，以博洽陈，而好与汉学为难。《汉学商兑》一书，多所弹驳，一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此说法认为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使“汉学之焰几为之熄”诚为夸大之论。此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灭乃是因为学术风气的流转，汉宋之对立已经过渡到汉宋兼采也。梁启超则认为《汉学商兑》“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
二、“吴”与“皖”：章太炎、刘师培的分派
江藩在《汉学师承记》卷二至卷六依地域为惠周惕、惠士奇、惠栋、沈彤、王昶、余萧客、江声、江永、戴震、卢文弨等人立传。此一分法后来被章太炎等学者演绎为“吴”、“皖”分派说。
章太炎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最先明确提出“吴派”和“皖派”分系说。这一说法有如下几层意思：
其一，章太炎指出“清世理学竭而无余华”，确立了“说经”之学的地位。在1904年刊印的《訄书.清儒》中，章太炎写到：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在江藩的论说中，清代学术尚呈现“汉”、“宋”二元格局。此处章太炎一笔“竭而无余华”，就将理学逐出“清学”范围。章氏以“多忌”与“愚民”来解释“说经”之学兴起的原因，与此相关的还有“学隐”说：
处无望之世，衒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网罗周密，虔侯迦互，执羽龠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疐，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耶？
后来学者所谓清代考据学起源于文字狱高压的说法即源于此处。
其二，章太炎明确地提出了“吴”派和“皖”派的划分法，认定了各自的宗师，即惠栋与戴震，也指出了两派的特点：
（清学）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
其三，在皖派学者中，章太炎又极力表彰戴震。钱穆曾经指出：“近人首尊东原者自太炎。”1902年，章太炎在给人的信中说：“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后又著《释戴》篇表彰戴震。章太炎肯定戴震对理学的批评，对戴震“后之儒者以理杀人”说的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这是一种以隐讳的方式来批评清廷的做法。由章太炎发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对戴震的学说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出来。
与章太炎相呼应，刘师培对清代学术的研究也是以汉学为中心的。对于宋学一系的汤斌、陆陇其等人，刘师培斥为“伪行宋学”，他甚至将“理学”称为“伪学”，还准备将“伪学”专门设立学案。刘师培以惠栋和戴震为中心论述乾嘉学术发展的统系，论述吴派的学术传承说：
东吴惠周惕作《诗说》、《易传》，其子士奇继之，作《易说》、《易春秋》。栋承祖父之业，始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厥后掇拾之学传于余萧客，《尚书》之学则江声得其传，故余、江之书言必称师。江藩受业于萧客，作《周易述补》，以继惠栋之书。
又论述皖派的源流：
戴震之学亦出于永，然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助，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源。于宋学之误民者，亦排击防闲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师淑其学，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及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学远被。声音训诂之学传于金坛段玉裁，而高邮王念孙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学传于兴化任大椿。而李惇、刘台拱、汪中均与念生同里，及从念孙游，始专意说经。顾凤苞与大椿同里，备闻其学，以授其子凤毛。焦循少从凤毛游。时凌廷堪亦居扬州，与循友善，继治数学，与汪莱切磋尤深。阮元之学亦得之焦循、凌廷堪，继从戴门子弟游，故所学均宗戴氏。
刘师培不仅叙述了吴派和皖派的源流，也对各派的得失进行了评判。他指出，在吴、皖两派中，吴派最为泥古墨守。惠栋“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申，寡于裁断”；余萧客“笃于信古，语鲜折衷”；王鸣盛“裁减损益，征引博烦，唯胶执古义训，守一家之言”；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底，唯记诵博雅。”
刘师培对清代学术流派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朱维铮先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不仅弥补了章太炎《清儒》论述的不足……而且也为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所取材。”吴、皖之分派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一直延续至今，影响深远。但在20世纪末也遭到了质疑。但无论如何，章太炎、刘师培二位先生关于“吴”、“皖”分派说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而由“吴”、“皖”分派引发的学术讨论极大地深化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