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周报》是丁文江为展现自己政治思想所建造的一个平台，也是他联结一批志同道合者的有力纽带。此前，丁文江虽然也可能参与了《江苏》等刊的编辑和撰稿，此后，他也可能为朋友董显光主编的《庸报》撰写政论，但都没有为他本人带来多大的影响。只有通过《努力周报》，丁文江才定下了自己的政治基调，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获得了新的政治的、文化的资源。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丁文江才有实际介入政治的可能，这是他出入孙传芳幕府的重要基础。
丁文江与政治发生直接关系，是他接受孙传芳的邀请，1926年5月出任松沪商埠督办公署的全权总办。胡适指陈他出任该职，是受了英国卫灵敦子爵的鼓励。傅斯年则说：“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试验一回。”朱家骅也以类似傅斯年的口吻解释了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总办的原因：“淞沪总办这一段事迹，是他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但其动机是完全出于热诚爱国，想替国家做一番事业，他也很自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记得他对当时中国政治混乱的看法，曾经说过：‘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为人极富感情，孙传芳对他尤优有加，所以促成了担任此事。”
不过，梁启超当年的辩白似乎理由更为充分，1927年1月18、25日梁氏在《给孩子们书》中解释丁、蒋入幕孙府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说明：“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在一批烂苹果中选择一个较好的苹果，这是蒋百里、陈陶遗、丁文江与孙传芳合作的重要缘由。如不拘于以国民党为正统的立场，对丁文江主持上海政务的工作做一判断，他确有一定的政绩，如规划大上海市政，“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胡适、傅斯年、朱家骅等人也是从这个角度替丁文江曲为辩护。
第三阶段是在1930年代，丁文江在《独立评论》等刊发表了一系列时评政论，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和关切。关于丁文江与《独立评论》的关系，胡适有一段评述：
在君最后病倒的时候（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独立评论》已出了一百八十期，已办了三年零七个月了。在那三年零七个月之中，《独立评论》发表了在君的文字共有六十四篇：论文，二十四篇；漫游散记，二十一篇；苏俄旅行记，十九篇。他常说他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但我们在他死后回想，如果没有《独立评论》，他的《漫游散记》和《苏俄旅行记》也许至今还没有整理出来。他为了要“给适之补篇幅”，才把他的旅行记整理一遍，“把其中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摘录出来”，才成为《漫游散记》。他的《苏俄旅行记》也是我们硬逼他写出来的。这两部书都没有写完，但这四十篇很有趣味、很有学术资料，又很有传记资料的记游文字的写成，总可以算是《独立评论》逼榨出来的一点有历史意义的成绩了。
其实，丁文江除了在《独立评论》发表政论外，还在《大公报》“星期评论”专刊、《国闻周报》等刊发表过政论。综述他这时期时评政论的重点，主要是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日本的动向。早在1927年，他即写信给胡适，说“他自己近来很研究日本”，并劝胡适留在日本，研究日本，以为“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蒋廷黻曾提到丁文江对抗日问题的特别见解：“《独立评论》是‘九.一八’事变的产物。登载的文章也以讨论东北问题及其相连的和与战问题的为最多。在君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曾有极深刻的认识。他在东北旅行过无数次，他认识东北的主要人物，他深知日本和俄国对东北的野心和阴谋。”
在《独立评论》上，丁文江有关日本问题的文章有《犬养被刺与日本政局前途》（1号）、《日本的新内阁》（2号）、《日本的财政》（2号）、《自杀》（23号）、《日本的财政》（30号）、《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37号）等。丁文江对日本的观察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如他提到日本军人的“法西斯蒂”运动一定要成功，政党与议会无力阻拦这个趋势；日本的经济虽然不好，但“距崩溃的程度还远”，“我们不可以单希望日本自败”。
对日问题的战与和，是国人关注的焦点，也是《独立评论》同人讨论的重点。蒋廷黻谈及当时他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形：“大体说来，当时评论社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是极端主张战的。大家都主和，不过在程度上及条件上有不同而已。主和最彻底的莫过于在君，其次本算适之和我，孟和好像稍微激昂一点。在君最露骨的一篇文章是以‘我们需要一个普拉斯特立托维克条约’为主旨。”蒋廷黻提到的这篇文章即《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丁文借十月革命后，列宁为确保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力排众议，坚持签订《布赖司特条约》，与德国方面单独讲和这一事例，提醒中国领导人注意把握对日策略。文末称：“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愿我们的头等首领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们的第二等首领学托洛茨基：事先负责任，献意见，事后不埋怨、不表功，依然合作。我愿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丁文江对中、日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是他对抗战持“低调”的主要依据：
中国号称养兵二百万——日本的常备兵不过二十万！中国的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数论，当然我们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的一师人往往步枪都不齐全，步枪的口径也不一律。
全国所有的机关枪大概不过几千杆！——欧战的时候作战的军队每一师有一千五百杆。七五公厘的野炮大概一万人分不到两尊！实际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可算等于没有。所以以武器而论，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欧战和上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近代的战争是最残酷的，是不限于战斗员的。海上和空间完全在日本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炮台都是四十年以前的建筑，丝毫没有防止日本海军的能力——吴淞的炮台不到五分钟就毁于日本炮火之下。……凡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所达到的地方当然完全是日本的俎上之肉。所以我们对日宣战，完全等于自杀。
丁文江并不隐讳自己的“低调”，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他公开承认：“我个人向来极端唱‘低调’的：我向来主张中国遇有机会，应该在不丧失领土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并且应该利用一切国际的关系和缓我们的危急，来牵制日本使他与我们有妥协的可能。”胡适作为“低调俱乐部”的另一名成员，也表现了类似的妥协倾向。这种论调的依据不仅是就中、日实力的对比而发，而且是针对国内不统一的政治状态而言，以一个没有完成政治整合的国家去抵抗外敌，这当然是缺乏力量的。中国长期的内乱和纷争不能不让丁、胡这些身处国民党之外，而又有国际视野的人唱起大家都不爱听的“低调”。
但是，丁文江的态度后来也有了转变。“他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大概不外两个缘故：一是国内主战的空气日趋浓厚，一是日本军阀的横行和日本文治派的失败。在他死前的一二年，也有许多计划是以全面抗日为前提的。对于应战的预备，他很感兴趣。”这说明丁文江在抗战这一问题，他的所谓“战”与“和”之选择，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并不是对国家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表现，一旦国家有必要、有需要，他仍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背，他愿意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尽其所能。
第二，中国政治的建设及其出路。对于中国政治的现状，丁文江坚决主张反对内战。所谓内战“就是凡有以武力反抗政府，或是不得政府命令，自相火并，都是内战。同时中央政府以武力讨伐叛乱不在废止之列。然则废止内战运动，事实上不能不拥护现在的政府；至少反对任何以武力来推翻现在的政府。”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拥护现在的政府”？“我赞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对于现在的政府比较的满意，是因为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万万不可以没有政府。用武力来推翻现在的政府，不但如吴鼎昌先生所说，最后结果未必良好，而且目前政局要混乱，国家立刻要丧失一切自卫的能力，或者竟丧失国际发言的权利。”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上不统一，这是丁文江观察当时中国政治的核心观点。因为政治不统一，因而对外抵抗日本侵略，缺乏团结的力量；因为政治不统一，对内建设事业很难规划。要完成政治上的整合，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必须建立基本的“公共信仰”，为此，丁文江写下了《公共信仰与统一》一文，他首先提到了“我们国家的不能统一原因很多。第一，在今日要建设统一的政府，领袖一定要有近代的知识，交通一定要有近代的设备，行政一定要有近代的组织，因为我们的国家要绝对的近代化是辛亥革命以后不可遏止的趋势，是中国独立生存不可缺少的条件。不幸所有近代化的必需品我们一概都没有。……在这状况之下要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已经是极端困难的了。”不过，在丁文江看来，“以上种种都是我们不能统一的原因，然而都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以为我们不能统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二十年来对于政治活动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始终没有找着，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信仰。”“这种信仰是政治安定第一个条件。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照现在国有危急的情形，统一是不可再缓和的了。在短期内再不统一——至少是消极的统一——将来是否再有统一的机会，实在是一个疑问。我希望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人把个人恩怨、各党的利害除开，平心思想是否我们可以承认一个最低限度的信仰，使得大家在这种信仰之下，有和平活动的可能。”在文章的结尾，丁文江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这几年的成绩是否能使人满意，姑且不论。许多人以为成绩不满意是党的制度不好，换了一种更时髦一点的制度，披上一种最新的制服，拥戴一个最有权力的军人，暗杀几个无权无勇的新闻记者，就可以变死党为活党（或者是变活党为死党），这都是错误的。”丁文江的好朋友、《申报》主编史量才正是在那时被国民党特务所暗杀，“暗杀几个无权无勇的新闻记者”一语是对国民党政权践踏民主的抗议！
在1930年代，像丁文江这样游离于左右政治力量之外，企求以独立的声音诉求自己的政治意愿的知识精英并不在个别，《独立评论》同人大都有这样的倾向。相对于其他朋友着重于表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丁文江更在意于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和参与，因而其他人的议政只是纸上谈兵而已，而丁文江则是为了介入政治，施加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干政治”的姿态，使得丁文江的政治性格显得更富有个性、更为强悍。
将政治与行政分开，这是傅斯年评价丁文江从政言行的发明。傅斯年说：“在君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钩心斗角的政治把戏的，所以在君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大家朋友也都知道，虽然他有处置政务的天才，他并不是‘拨乱反正’之才。在必须拨乱不可的时候，固需要拨乱的人才，然而真能反正并且要所反的正安定下去，是非有安分守己的‘德臣’不可，非有才大志疏的贤士不可。用两个英国名词形容，在君是一个Bureaucrat，并且是一个顶好的。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他若做Politician的生涯必须焦头烂额而后已。”事实上，丁文江不然。不错，他是一个顶好的Bureaucrat，但当他发现即使自己成为一个顶好的Bureaucrat，在政治的旋涡里，他非但因此站不住脚，反而失身于流氓政客和横蛮军阀。正因为如此，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才对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表现出探究的兴趣，而对具体的行政事务反而表现出谨慎的回避态度，他不愿出任铁道部长即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