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年梦想”征文中的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向。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就“（1）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2）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这两个问题向全国各界知识人物发出“新年的梦想”的征文通知约400份，到截止的12月5日，共收到160多份答案，其中142份答案刊登在1933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没有刊登的或篇幅过于冗长，或内容与征文原旨不符）。这142份答案的作者“以中等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为最多，约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自由职业者中间尤以大学教授、编辑员、著作家及新闻记者、教育家为最多。……合计约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五”。用《东方杂志》记者的话说，这些“‘梦’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就中国发展道路而言，梦想未来中国为没有阶级压迫、消除贫富差别、废除私有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就有20多篇，而明确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寥寥无几。这是30年代初期知识界一次较为全面、真实的民意调查，客观地反映了知识界关于立国方略的思想取向。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辛亥老人柳亚子梦想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同世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大同世界里，“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女作家谢冰莹梦想中的未来世界也是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而中国就是这一组织系统下的细胞之一，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神州国光社编辑胡秋原则表达得非常简洁，他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的‘梦想，’当然是无须多说的。”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梦想未来的中国为“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个人为了群众而生存，群众也为了个人而生存”。艺术家徐悲鸿在征文中说道：“若乃同情之爱，及于庶物。人类无怨，以跻大同。”
即也梦想未来世界为大同世界，未来中国为大同社会。《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共同劳动，共享平等的社会。“人人都须为全体民众所需要的生产作一部分的劳动，不许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许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劳力结果的人”。“人人在物质方面及精神方面都有平等的享受机会，不许有劳而不获的人”。“政府不是来统治人民的，却是为全体大众计划、执行，及卫护全国共同生产及公平支配的总机关”。读者张宝星梦想未来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实现经济组织社会主义化。“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计算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把中国工业化，电气化，把农业集体化机器化。把私有资本的成分渐渐减少，到最后是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小说家郁达夫梦想“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有‘私有财产’”。裕丰纱厂的毕云程“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梦想的未来中国，“经过若干年军阀混战之后，又经过几次暴动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2.“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的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式。如果说“新年梦想”征文反映了知识界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向往，那么，“现代化讨论”则体现了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出路的选择。1933年7月《申报月刊》2卷7号上发表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刊，把现代化问题作为中国发展的总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这次讨论主要围拢两个问题进行：“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甚么几个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当时知识界名流如陶孟和、吴觉农、吴泽霖、金仲华、郑学稼、周宪文、樊仲云等人参加了讨论。粗略统计，在共发表的26篇（16篇专论，10篇短文）文章中，只有一篇明确主张走个人主义道路即私人资本主义道路，而明确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或兼采社会主义之长的则达14篇之多。一位名叫杨幸之的作者在《论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写道：目前横在我们面前的现代化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步武走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前途的争取。
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之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另一位作者戴霭庐也表达了现代化应采用社会主义方式而不能走个人主义道路的观点。他说，“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资本主义方式——引者），未免和世界潮流背驰。许多现代化，根本上便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许多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根基的，一旦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是绝对办不通的，我虽然看到现在中国个人主义的势力很大，但是决不能因此削足适履”。“现代化本身非社会主义不可的”。罗吟圃更明确指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希望，而资本主义道路则不能完成改良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任务。“在内外层层叠叠的高压状态底下的中国，个人的资本薄弱得可怜，试问怎样改良生产技术而增加生产力呢？如果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引者）是万万不能施行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复兴和进展，绝对不能依靠那些很少数附庸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暴富户。”在这里罗吟圃极力强调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立国道路，力主以苏联为模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陈彬龢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与方式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他说：“中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个人主义化，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现代化已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时代了。”“所以我们处在世界经济恐慌的狂潮中，处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四面楚歌中，只有学苏联实现五年计划的孤军奋斗，应当用国民资本来促进。”樊仲云认为现代化的唯一前提是“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社会主义：“说到中国的现代化，在二三十年前，其意义不消说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在这资本主义制度已生破绽，濒于没落的今日，则无疑的是指那走向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而言（由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吴觉农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一文中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式应该采用社会主义方式：“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应该采哪一种方式？这当然不是改良主义的个人方式；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了。”张良辅则在《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与方式》一文中说，“至于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种方式，那么第一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恐慌，大部是由于生产与分配方法不合理的缘故”。
3.“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早在1931年思想界就以《读书杂志》为阵地展开了“中国社会史论战”，论争持续了几年。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两个：一、中国经济性质问题；二、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读书杂志》从1931年底至1934年4月共刊登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特辑，收录中外学者论文约50余篇。参与论战的大多是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分别是新思潮派（斯大林派）的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动力派（托派）的严灵峰、任曙、刘镜园、李季、王宜昌、杜威之等；新生命派（蒋介石派）的陶希圣、陈邦国、朱伯康；改组派（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等；此外还有《读书杂志》派的胡秋原、孙倬章、王礼锡等人。尽管各派的政治立场分歧很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各不相同，但大部分论战文章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赞赏。如《读书杂志》的胡秋原写道：“世界经济的恐慌，已经日益趋于绝境。帝国主义为挽救他不可救药的恐慌，唯有磨牙吮血，向殖民地及劳动者加紧剥削，并且准备重新分割市场的战争了。”“然而，在另一世界的苏联，则在不同的状态。1928～1929到1932～1933的所谓五年计划，以庞大而惊人的计划与成功而前进，在工业化、电器化、社会化的口号之下，以‘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的决心，雷厉风行地进行，确实获得了可敬的成绩。”不少论战文章明确主张中国应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如孙倬章在分析比较中俄两国国情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如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幕，与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同一个时代；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其发展的程度，不及现在的中国，此由封建势力阻碍之故。十月革命后，彻底肃清封建势力，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为任何资本主义先进国所不及。故欲使中国生产力尽量发展，必彻底推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朱伯康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而不是生产技术的问题”。所谓生产关系问题，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陈邦国指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制和本国军阀的混战，因此本国经济即使有所发展但也是不充分的。如果中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程度越深，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就越趋于殖民地化。因此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只有一条路——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可能的前途，即社会主义的。”“我们应力争这一前途的发展。”“要求的终是我们的！”
三
与五四时期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比较，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体现了如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二是缺少学理上的建树。
（一）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如果说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着眼的是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即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着眼，而主张财产公有、消灭剥削和人人平等的话，那么3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想强调的则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是3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不同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此时社会主义思潮中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无疑是世风所致。1930～1935年间各国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人士云集于苏联，探寻其经济成功的秘诀。他们大多视计划经济为苏联经济成功的不二法门。于是“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开始采用“计划”。英国政府于1930年成立了经济咨询委员会，备受英政府尊重的元老索特爵士特出版了名为《复苏》的书鼓吹计划经济。年青一代的保守党人士中有不少人以计划派发言人自居，如后来任首相的麦克米伦。“甚至连以反共为标榜的纳粹德国，也剽窃了苏联的点子，于1933年推出所谓的‘四年计划’。”法国和意大利则重组一些曾经存在的计划机构，如法国的国立委员会、意大利的协同组合全国会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