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于30年代伊始，并于苏联五年计划完成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间到达高潮，其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引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概而言之，这股思潮大致可以分为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这样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有所不同的层次。
（一）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热潮的兴起。30年代初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谈论苏联（尤其是苏联的“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热潮。据笔者对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申报月刊》、《读书杂志》、《大公报》等34种刊物的不完全统计，有100多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近200篇谈论苏联（尤其是苏联的“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在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作者中，也包括胡适、丁文江、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王造时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胡适早在1926年便发表了赞美社会主义的言论：“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以后的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30年代初，由于受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影响，胡适对社会主义更是大加赞赏，尽管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不曾动摇。他说：“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我们试看苏俄现在怎样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的努力（参看《独立》第一二九号西滢的《苏俄的青年》，和蒋廷黻的《苏俄的英雄》），就可以明白这种人生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了。”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表彰苏俄领导提倡科学技术的进步，申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1934年底，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再次重申了1926年他在《对西洋文明的态度》中提出的民治和社会主义阶段说，将苏联划归民治发展一路，并称苏联的“现代独裁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局面”，它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宏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记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以地质学者身份考察苏联后的丁文江也对苏联产生了不少兴趣，曾申明宁做苏俄的地质技师不做巴黎的白俄。他甚至语惊四座：“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对老朋友的这番表白，胡适作过如下解释：“在君的几个结论都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对于苏俄向来怀着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苏俄的大实验能成功，并且认为苏俄有种种可以成功的条件。”胡、丁二氏甚至有过让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区域从事共产主义实验的倡议。丁氏说：“只要共产党肯放弃它攻城略地的政策，我们不妨让它占据一部分的土地，做它共产主义的实验。”胡适主张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去做共产主义实验（倒不是因为东北已落入日本人之手）。张君劢、张东荪则在这时期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因素而构建了“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并于1934年组建起中国国家社会党，揭橥着国家社会主义旗号。张君劢说：“当此世界经济混沌之际，而共产主义下之苏联独能实现其五年计划，西欧方闭工厂，而苏联则增设工厂；西欧之失业人数日增，而苏联则失业者日减而至于无；西欧收缩种种机关，而苏联则大事扩充……”他还把计划经济视为人类的一条新路，“俄国给予我们的教训不是思想上的新趋向，而乃是在实行上指示许多的实施方法与经验。我们以为这个有计划的经济之实施在经验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一件事”。张东荪也紧跟着张君劢的步调倡导“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早在1930年张东荪便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著文宣扬其国家社会主义论调。第二年又与张君劢等在北平创立“再生社”，并出版《再生》周刊，以壮其国家社会主义之声势。罗隆基则与徐志摩、张奚若等在《新月》、《益世报》、《现代评论》上对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想表示了好感。王造时在从苏联回来的第二年（1931年）便创办《主张与批评》，一方面对国民政府提出尖锐批评，另一方面又发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言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中谈论苏联（尤其是“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的人，并非都是社会主义者，如上面提到的胡适、丁文江、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王造时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之所以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表达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主要是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影响。
（二）对社会主义苏联“一五计划”成功原因的思考。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时人所说：“五年计划所以有极重要的世界历史的意义，不单因为它本身的伟大的成功，最主要的还因为这个计划的实现，正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卷入普遍的日益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五年计划把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社会主义苏联呈现着生机与繁荣，而资本主义世界则尽显凋零和衰落。中国知识界在谈论苏联经济成功的同时也对其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们大多从两个方面探讨了苏联经济成功的原因，即制度层面与信仰层面。他们认为苏联成功的原因在于：制度上，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计划经济；信仰上，苏联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下面是他们对这两个原因的普遍解释。
第一，制度层面原因的解释。英国剑桥的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坦言：“苏联在四年三月中完成五年计划之大部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同一时期中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却有了很大的降落。五年计划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其能力远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这话得到了中国思想界不少人的赞同，他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公有制实现了生产与分配的合理性，提高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进而提高了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严重的经济恐慌，大部是由于生产与分配方法不合理的缘故”。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之高度发展的经济形态”，因为它“不是以生产关系支配人类，而是由人类自己来支配生产关系”。正如他们所说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人的生产热情确实极其高涨。苏联人不论性别、年龄、职业，都尽职尽责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苏联的工农群众，没有颓废，消沉，失望和堕落的情绪，他们都是活泼的，勇敢的，坚决的，耐劳的，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孜孜矻矻，以建设新社会为前题（提），向着他们所祈望的目标热烈地从事建设”。“举凡苏联之国民，无论其为工人为农民，为妇女为儿童，皆尽量发挥其创造力，以建设苏联新国家，并巩固其基础。抑且每个人都充满生命之活力”。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比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更容易实行计划经济。当时许多人把苏联成功的秘诀归功于计划经济，而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归因于自由经济。1933年初《东方杂志》上一篇文章写道：“近年来东西各国实业巨擘、学术专家、政界名流以及新闻记者、教育家、文学家和工人代表团等等，前往苏俄考察者，回国后大都对苏俄表示同情之美感，有的甚至替它大事鼓吹，以为苏俄成功之秘诀，在于它的社会经济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它与制造恐慌、产生失业贫困、酝酿冲突战争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此种言论为知识界中不少人在思考中国出路时对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对计划经济的选择提供了逻辑解释，即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诉求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第二，信仰层面原因的解释。随着苏联“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知识界不少人开始从思想信仰层面探寻其成功的秘诀——思想内核。他们指出苏联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苏联人民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苏联人民才取得了“一五计划”的成功。这正如张季同所说：“现在苏俄即完全依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实践，由新社会之确立，而能创造新生活”。“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是有理想而非空想的人生哲学”。同时他们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找到了根治危机的药方，即认识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产物。资产阶级为追求利益无限扩大生产，造成生产无政府状况，这势必引起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一日未灭，危机就一日不会根除。如《东方杂志》27卷上的一篇文章就写道：“今日经济恐慌的基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外壳，已经包容不了资本主义自己所造成的生产力，而残酷地阻碍生产力往前发达。”同期的另一文章也指出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不平衡，即生产过剩与购买力低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的矛盾点”，“这种矛盾为资本制度永远的病态；它循环着市场的好坏而表现出病态的轻重”。经济危机的发生“起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分离的。恐慌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各种利益相互间之深刻的冲突，其发生，带着有规律之周期性”。同时有的文章对西方某些学者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战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战债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只是加深了危机，战债赔款即使取消，危机也会因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而继续爆发。用《东方杂志》一篇文章的话说，西方某些学者“开始向经济恐慌的原因反省了，在混乱的氛围中，他们聪明地（？）发现唯一的病根——战债赔款问题。他们认为战债赔款是世界经济的致命伤，取消战债赔款，世界经济三年来的缠绵膏肓的大病，就可霍然而起”，但事实上“赔款战债之不成为恐慌的原因，不须多说。即使没有赔款战债，恐慌也还是依资本主义之内在的自然法则而必然要爆发的，同样，即使取消赔款战债，世界经济恐慌也不会克服”。《申报》和《读书杂志》发表的一些时评除对西方某些学者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战债的观点提出批评外，还进一步指出根除危机不是权宜之计所能成功的，因为“今日世界经济恐慌之侵袭，其症结实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然此现象之发生，断非出于偶然，而此现象之消灭，更断非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方法所得奏功，已为识者所共信”。“事实告诉我们，由某种社会制度酿成的恶害，只能在那种制度根本改造过来之后，才有根本救治的可能”。
（三）对社会主义的集体诉求。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落后感迫使知识界要对救亡图存方式及民族复兴道路作出思考和抉择，于是30年代初知识界就“中国向何处去”进行了几次大的讨论或论争。在这些讨论或论争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已失去信心甚至不抱任何希望。“现在的资本主义早已踏上没落的阶段”，“为立国久远计，我们不应拾资本主义的唾余”。与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则充满了信心，并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据胡适晚年回忆说：“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这种思想在1933年《东方杂志》的“新年梦想”征文中、在同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中和1931年至1934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人们在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期待和深沉思索的同时，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们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取向，真实地反映了30年代初期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