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作为国粹派学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的政治诉求绝非仅限于黄白种族平等，而是要在中国推翻满族统治，建立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国家。在他们那里，排满兴汉是第一位的政治理想，故多强调中国（汉族）文明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但他们却能接受汉族和中国文明西来的观点，从表面看，有点不可思议，实则这正与他们的政治目标相符。因为在他们眼里，所谓中国人种实即为汉族，汉族是世界上的优秀民族，与欧洲民族没什么本质差别。汉族西来说恰证明他们的想法，说明汉族同样富有欧洲民族的“种姓”，完全有能力在优胜劣败的种族生存竞争中取得胜利。不仅如此，拉克伯里的一些具体观点也恰为他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论据。拉克伯里认为，黄帝率巴克民族进入中国后，击败了土著蚩尤，土著们部分逃往南方，成为后来的苗族，其余的就变成征服者的奴隶。中国古籍中的“百姓”即指的是巴克族的征服者，“黎民”则指黑发或黑肤的土著。巴克族的征服者演变为华夏族、汉族，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当然，拉克伯里主汉族西来说，本意上并不想论证汉族拥有与欧洲民族同样的“种姓”，但客观上却被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用之为此方面的论据，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此外，为了论证汉族“种姓”的高贵，刘师培不仅吸纳拉克伯里之论，还曾借鉴古希腊和古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他说：“昔希腊区国人为三级，印度别国人为四类，而震旦上古之初，亦各以种类区贵贱。试观《尧典》一书，有所谓亲九族者，有所谓平章百姓者，有所谓黎民于变时雍者，百姓、黎民何以区之为二级？刘光汉曰：百姓者，汉族之民，乃贵族及公民也（九族即皇族）；黎民者，异族之民，乃贱民及奴隶也。”并把历史上的强盛归功于“百姓”，衰弱归咎于“黎民”。这种华夷观具有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色彩，显然是服务于当时申言“夷夏大防”、视满族为异种这一排满斗争的需要的。可见，对于立志排满兴汉的国粹派民族主义者而言，吸取拉克伯里之说以及相关学说，是有着他们特殊的政治关怀的。
清季，政治上民族主义风行之时，学术上的潮流则是中西交融，走向世界。此时正值中国古典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型之际，融入国际学术潮流是不少学者努力的目标，而拉克伯里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恰是以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考古学的名义对中国历史文明所作的独特解释，是西方学者的所谓“前沿”学术成果，它以不同于中国固有学术的“科学”面目出现，正与中国知识界寻求国际认同的期望相符，自然令得人们兴味颇浓。
表面看来，寻求学术上的国际认同是一种世界主义的追求，与民族主义背道而驰，但究其实际，仍未脱离民族主义的轨道。当时所以要走中西学术交融之路，是因为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与西学相较，中国学问本身有致命缺陷，“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这样的学问，“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即无益于救国。反观西方，“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故非引进西学并以此为准绳改造中学不可。因此，引入西学，实现中西学术的相通相融，是为了使中国学术走出误区，在新的时代重新自立，再创辉煌，从而获得国际认同。这样的努力，实有民族主义的考量在内，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目标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国粹派之所为就是典型例证。
国粹派不光是个政治上的革命派别，更主要的是个学术、思想流派，该派知识分子既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政治目标，更有自己的学术理念。所以，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于那些纯粹的政治人士，在虑及政治理想的同时，离不开自身的学术理念。就学术立场而言，国粹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且主张“古学复兴”，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和“借西学证明中学”。这在《国粹学报发刊辞》和《国粹学报略例》中都有阐发，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有人推断《发刊辞》是刘师培所撰。不管是否刘师培所撰，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和《略例》，其所提出的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氏在内的主办人的主张。
这种既要“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又要“借西学证明中学”的主张，表明国粹派知识分子既想守护中国国粹，维护民族文化特性；又深知在当时西风东渐的世界潮流之下，原封不动地固守下去无济于事，只有“借西学证明中学”，才会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而延续下去。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能接受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尤其是拉克伯里学说的逻辑依据和学理依据正在此。一方面，拉克伯里学说是通过尊重和信任中国古典经籍的途径来实现的，合于国粹派学者“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初衷。拉克伯里在著作中大量征引《尚书》、《诗经》、《山海经》等中国古典经籍，依赖这些经籍证明己说，而非仅是考察巴比伦文化的遗存。这种做法，相符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目标，对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颇具吸引力。所以，章太炎、刘师培不仅接受拉氏之说，而且以己之深厚的国学素养，为该说补充古史资料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旁证材料。另一方面，拉克伯里对这些古典经籍所给予的具有西方科学性的肯定意义，以及他对中国制度、思想自古与西方相合的认可，为中国国粹的国际认同铺平了道路。拉克伯里所引用的古典经籍，不少被今文经学家斥之为“无稽”，而他相信这些文献，在号称是“科学”的研究中大胆使用。在中国学者眼里，这无疑是给了这些古典经籍来自西方的科学性肯定，而且站到了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之说的对立面。不仅如此，他还反对今文经学家强调孔子地位的态度，同意古文经学家对孔子的基本估计。这些自然对属古文经学家阵营、从中学出发吸纳西学的章太炎、刘师培颇具鼓舞作用，使他们将拉氏视为同道，并通过征引其说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学术立场。另外，承认拉克伯里中国人种和文明自西方迁入，中国制度、思想自古与西方相合的说法，也为他们所倡导的东西方历史类比提供了可行性基础，为学术上的中西互释奠定了基石，同时亦为中国国粹的国际认同铺平了道路。进而言之，承认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实际上反映出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知识分子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这恐是其他派别知识分子亦愿追求的目标。
总之，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之际，树起民族主义旗帜，张扬民族主义，是走出满族贵族专制统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与列强抗衡之需，而拉克伯里学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能于此有所助益，故易为人所接受，并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思想武器。
[作者简介：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