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智由、刘师培等人热衷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氛围下，章太炎也加入了讨论的阵营。在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序种姓》篇中，他指出：“方夏之族，自科派利（按即拉克伯里）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按即巴比伦之地）；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皞；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其后人文盛，自为一族，与加尔特亚渐别。”他且运用自身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古史修养，寻求一系列佐证进一步论证该说，如认为：“宗国加尔特亚者，盖古所谓葛天，（《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古今人表》，大皡氏后十九代，其一曰葛天氏。《御览》七十八引《遁甲开山图》，女娲氏没后有十五代，皆袭庖犧之号，其一曰葛天氏。案自大皞以下诸氏，皆加尔特亚君长东来者，而一代独得其名，上古称号不齐之故。其实葛天为国名，历代所公。加尔特亚者，尔、亚皆余音，中国语简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萨尔宫者，神农也，（或称萨尔宫为神农，古对音正合。）促其音曰石耳。（《御览》七十八引《春秋命历序》曰：有神人名石耳，号皇神农。）先萨尔宫有福巴夫者，伏戏也；后萨尔宫有尼科黄特者，黄帝也。其教授文字称苍格者，苍颉也。……东来也，横渡昆仑。昆仑者，译言华（俗字花）。土也，故建国曰华。”可见，章太炎对拉克伯里学说不仅持认同立场，而且与刘师培一样，也是运用自身的国学素养进一步强化该说，使之更为学术化和中国化，从而更易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不仅如此，由于刘师培、章太炎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国粹派领袖，在当时的学术界极有影响，他们认同和宣扬拉克伯里学说这一现象本身，就会令得该说在中国进一步为人尊信。
除了这些学者外，当时的一些著名革命党人也认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陶成章和宋教仁。在撰于1904年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里，陶成章节录了《支那文明史》中介绍拉克伯里学说的部分内容，并用中国典籍进一步予以佐证。他指出：“据拉克伯里氏谓奈亨台王率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入宅于中原，其说之果是与否，虽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陈迹于昆仑之间，则由中亚迁入东亚，固已确凿不误，由中亚迁入东亚，既已确凿不误，则其由西亚以达中亚，由中亚以达东亚者，亦可因是而类推矣。”从这段话来看，他对拉克伯里学说并未全然确信，但相信中国人种自西而来，拉克伯里学说至少强化了他的这一信念。他与蒋智由交往甚密，《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由蒋智由撰序，书中一些内容也是引自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可见蒋氏对其人种观念颇有影响。
宋教仁也在1905、1906年左右提倡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在《汉族侵略史.叙例》里，他曾指出：“太古之汉族，自西南亚细亚迁徙东来”，在1906年的个人日记中，他又提及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并以上古语言文字为证，说“余久疑中国六十甲子之名皆由西方而来，盖西方亚细亚各国或原有似于甲子之神话的记号或名目，及汉族东来亦仍用之。中国古史载三皇时代之天干、地支之名号，或有二字者，或有三字者，而且绝无意义可释，竟若后世翻译梵书之‘波罗密’、‘般若’、‘菩提’等语，余以为此我族初到东时所口传记号之音，或仍沿用西方文字之音故也。”但他对拉克伯里学说似乎还未确信，如评说《中国人种考》时，认为其“不免失之支蔓”，“至其主张汉族西来之说中，黄帝系迦勒底帝廓特柰亨台与否之问题，汉族系丢那尼安族与否之问题，神农系塞米底族之吾尔王朝之沙公与否之问题，则犹无确切之解释也。”
综观拉克伯里学说在清季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在当时关于中国人种、文明之来源的诸种说法中，它是最为刘师培、章太炎等国粹派学者认同的，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革命党人也受到一定影响。应该说，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何以会如此？探究其根源，至为重要。
三
依当今学界的认识，拉克伯里学说显然科学依据不足。不过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是这样的说法为何能在当时行世，并引得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予以认同，这是历史研究所需解决的问题。从清季的时代特性分析，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学术上的认同需求恐怕是核心因素。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甲午战后，整个中国都笼罩在失败主义的阴影之下，“天朝上国”纸冕落地，“东亚病夫”嘲讽弥天。《马关条约》签订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这样的认识，表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被迅速唤醒。民族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民族主义的勃兴。当时不少人清醒地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根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民族主义则是中国人救亡图存的锐利武器，他们指出：“今日地球诸国所谓凌厉无前者，帝国主义也。而此帝国主义实以民族主义为之根柢，故欲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桃梗于洪涛之上而已矣。”“今日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中国乃真亡也。”也就是说，只有实行民族主义，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当时提倡民族主义的主旨。
如何实行民族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对于学者而言，以学术研究为武器，通过学理探讨，“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升民族志气，是理所当为之举。所以拿出一些史实论证华夏民族与西方民族同属优等，人种上平等，以驳斥白优黄劣的论调，振奋民族精神，实属学术界用心良苦之举，而拉克伯里学说恰逢其时，给学者们提供了史实与理论上的支持。他们所要阐述的是：巴比伦文明东下亚细亚，西入欧罗巴，东向者形成东方人种和东方文明，西向者形成西方人种和西方文明，纵有黄白之异，决无贵贱之分，即“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这样的表达，可谓是学者倡导民族主义的特有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认同拉克伯里学说者绝大多数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学术上则属于国粹派。与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既对外又对内，对外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对内则是要排满革命，推翻满清统治。而拉克伯里学说正有助于强化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是对内的民族主义立场，所以得到他们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