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
清末民初国人在编纂和出版英语教科书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商务印书馆，英语小学教科书出版的高潮是在1898年之后，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1898至1911年的7年间共推出各类英语教材和参考读本166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102种，占总数的61.4%。从出版的数量来看，在清末民初英语教材出版市场中，商务印书馆已执出版英语教科书之牛耳。这一出版实况与商务印书馆特别重视英文教科书的编纂，190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编译所之初就有“英文部”的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机构建制、出版编译与编辑人才、出版物、读者市场、影响力，可以说是从事一个出版社研究的五项重要元素。本文试图通过较为翔实的资料，讨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早期建制与命名；讨论以邝富灼为首的“英文部”编译与编辑人员的构成，以及商务印书馆所刊英语教科书在读者市场的影响力等，探讨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英文教科书编译出版的有效机制。
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的建制与命名
尽管商务印书馆的崛起是与编译英文教科书紧密相关，但在1902年编译所成立之前，基本上是谢洪赉的单打独斗，并不存在一个编译者的群体。1902年夏瑞芳因为购入了一批质量不高的日译本在经济上受损，创办四五年来的出版实践使他越来越感到商务印书馆应该有自己的编译队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他与当时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张元济共同构想创建的。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这一编译英文教科书和英文词典的知识群体颇值得研究，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专文加以讨论。目前一些论著在讲述这一知识群体的活动时，经常使用商务印书馆的“英文部”一语，如最早注意研究商务印书馆内部建制的汪家熔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考略》一文指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个特指名词，“它是存在于1902-1931年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与印刷所、发行所平行的翻译、编纂、编辑、出版机构。”“编译所设有各专业部，历有变迁，但国文部、英文部、杂纂部始终存在。有事务部，负责各专业的事务运转，相当于现在出版社的总编室。1909年设出版部，负责与印刷、发行交往、定价、印数等事务。事务部长和出版部长是所长的主要助手。”事实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虽然最初已有国文、英文与杂纂三个单元的建制，但似乎并无“英文部”的正式名称。也有一些商务老人的回忆中称1903年编译所初建时，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初定组织，分部办事”，“所内主要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部”。可见，除了国文、英文、杂纂三部，似乎还存在理化数学部。从众多的文献资料，我们基本可以确认，“英文部”的建制形成于编译所创办的初期。但对外使用“英文部”的正式名称似乎较晚，据笔者考证可能在1914年至1915年间。1944年周越然在回忆商务印书馆的文章中称自己191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所长是张元济，“编译所分工办事”，有国文部、哲学教育部、数学部、生物学部、百科全书部、华英字典部、出版部、英文部、史地部、理化部、辞源部、杂志部、事务部等等。
1914年前后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英文部”编撰英文教科书的重要的“发展之际”，周越然称：“当时英文部中，除部长邝君外，有同事徐闰全，甘永龙，吴步云，张叔良，邱培枝等君。后来事业日渐扩大，如发行周刊，开设函校，编译教育书籍等，始添聘郭秉文，蒋梦麟，陈主素，李培恩，邵裴子，龙质彬，周锡三，平海澜，周由廑，陈布雷，吴致觉，黄访书等君。”我们从1912年5月至12月间《张元济日记》所记数十条关于英汉词典和英文教科书的记录，可以判定当时似乎尚无可以对外直接交往的“英文部”，决定英文教科书和英文辞书出版编纂的工作，从选题到选择编译者，仍然是由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一手操办的，负责“英文部”的邝富灼只有推荐权。而周越然的记录表明，1914年系邝富灼将其“介绍”入商务的。但此时似乎仍然没有正式使用“英文部”的专门名称，1915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建设“总务处”的陈叔通，后来回忆时仍没有使用“英文部”的名称，他谨慎地使用了“英文方面”的用词：“英文方面的编辑人员，最初是颜惠庆。……自邝富灼进商务，英文方面的书稿，由邝主持，很有计划，出书不少。”“英文部”的这一名称，据笔者所知最初见之文献是在1916年3月1日张元济日记的记述。茅盾回忆1916年前后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称：“正式有‘部’的名称的，只有三个：英文部，国文部，理化部。”但实际还有一些没有正式名称的部门，如谢冠生对茅盾称当时他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辞典部”。可见在1916年前“英文部”已被正式命名。1914年至1915年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被正式命名，作为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的日记中应有记载，可惜由于1914至1915年张元济日记缺失，因此，关于“英文部”正式命名的具体时间和详情目前无法查实。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长期由主任邝富灼所主持，关于编译所英文部命名后情况，茅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1916年8月茅盾通过表叔卢鉴泉的引荐，并通过孙伯恒介绍到了张元济处，也被安排在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工作。“此时的英文部一共才有七个人，部长邝富灼，‘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平海澜、周由廑（周越然的哥哥），改卷员黄访书（广东人，邝富灼引进来的），办事员（等于练习生）胡雄才，……英文部中大家说话，多说英语。编译所在长方形的三层大洋楼的二楼。三面有窗，进门先是三个会客室，半截板壁隔成，各有门窗。一道板壁把这些会客室和编辑部大厅分开。这个大厅内有英文部、国文部、理化部、各杂志编辑部，但因各部人数多少不等，而大厅只有如许面积，不能隔成有规则型的小房，只能在统间混合办事，乍一见时，大小桌子横七竖八，挨得很紧，人声嘈杂，倒像个茶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也挤在这‘桌阵’中，并没有专用的办公室。”倒是邝富灼却有一点特殊的待遇：“桌子是两种格式，一是老式的七只抽屉的写字台，又一种是长方形两个抽屉的普通中式书桌。各部部长，各杂志编辑主任，还有‘英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都用写字台，高梦旦也用同样的写字台，但英文部部长邝富灼用的，却是大型的最新式的有卷帘木罩的写字台。这个写字台的台面三分之一装有高约二尺的木架，分成许多小格，备放各种文件，卷帘木罩就装在木架顶上，把它拉下，就将整个台面罩住，有暗锁。台主人离去时只要将卷帘式木罩拉下，台面上文件任其放着，上了锁，就同放进柜子一样保险。”由于邝富灼只说英语，广东话也不太熟练，于是在英文部里出现了大家“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茅盾认为自己的英语口语不好，这种大家说英语的环境倒可以提高自己的英文口语能力。可见尽管“英文部”事实上还是在编译所的同一空间里，部长邝富灼的地位实在非同一般。
“英文部”在1924年编辑人数达到高峰，有29人。1924年进入邝富灼领导的英文部工作的杭州之江大学毕业生唐鸣时写道：“当时的英文部对内对外在整个编译所中有它的特色，（1）工作时间纪律比较严肃，不但没有高谈阔论，即有工作上接洽或商讨也低声轻语。全室静悄悄，除打字机和钟表达达滴滴外，没有嗡嗡细语，没有松松垮垮的作风。部长邝富灼不吸烟而且厌恶烟气，故室中除两周先生（由廑与越然）和平海澜先生另占一角落外，其余都不吸烟。勤杂人员入我室也行步轻声，如有烟气的，必掩口侧声说话。大家暗暗叫做洋老爷庙。”因为对编辑人员原呼老爷。“（2）稿件接洽，信札往来，都用英文部名义，连信纸也特印的。”与茅盾1916年一度见过的英文部相比，此时英文部已经有了独立的工作间和比较严密的规章制度。
后期英文部的详细状况还见之毕业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函授学社英文科的葛传槼的记述：1926年底“我到英文部工作，是全部中年龄最小（仅二十岁略多）者。部长是邝富灼博士……几乎不懂汉语。大家相互谈话都用汉语，但跟邝博士谈必须说英语，称他‘Dr.Fong’；写一个便条给他也必须用英语。除对邝博士外，大家用汉语谈话，可是互称‘Mr.’加姓，而不用‘先生’、‘君’、‘兄’、‘翁’等，这是上海当时某些‘高等华人’的惯例。我一时感到不习惯。英文部中没有女子，所以用不到‘Miss’或‘Mrs.’。至于‘Dr.’，除邝博士以外也一个也没有。”英文部内存有丰富的资料，而且互相请教也蔚然成风：“我的第一件工作是在函授学社英文科第四级当教员。所谓‘教’，就是修改作业和回答问题。不论修改作业或回答问题，我有疑问总是不耻上问，得益不少。不是‘不耻下问’，因为同事中虽然有些也是青年，但全部人员都比我年长，少则五六岁，多则近四十岁。另外我尽量利用英文部中备有的各种参考书。我在到英文部以前，虽然也知道些大型英语词典，如英国的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和美国的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English Dictionary；但从来不曾见过，到了英文部，可说大开眼界。”1929年邝富灼退休后，由英文部编辑胡哲谋接任部长。之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英文部中几乎没有英语口语用武之地。除了偶有西人来谈的场合外，大家都用汉语对话，而且大部分人讲上海话或类似上海话的非上海话。可是英语‘Mr.’之音，依然不绝于耳。”
虽然英文部的正式命名是在1914至1915年间，但“英文”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个独立的“方面”加以建制，应该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之初，因为编译《华英初阶》和《进阶》的成功表明商务印书馆相当重视英语教科书的编译，初期事实上在馆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编译英文教科书的工作班子，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没有正式名称的“英文部”。因此，本文“英文部”的这一名称，在晚清是特指编译所内编纂出版英语教科书的这一知识群体，作为编纂英文教科书中枢的“英文部”，早期的三个重要的关键性人物就是谢洪赉、颜惠庆和邝富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由于初期受到日本顾问的影响，像编纂国文教科书一般，也非常重视日本所编的英语课本，从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的一些英文教科书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明显受到过日本英语教科书编纂的很大影响，如商务印书馆所刊《司文登英文范》（日本1847年就有藤井三郎的《英文典》）、《初等英文典》（日本1861年刊有《英文典》）、《实用英语阶梯》（日本1866年开成所有过《英语阶梯》）等，后来颜惠庆、邝富灼等欧美留学生的介入，使商务印书馆在英语教科书的编译上，逐渐摆脱了日本的影响。
二、邝富灼及其编译的英文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引进了邝富灼，并以高薪聘请其为编译所“英文部”部长，邝富灼不负众望，成为商务印书馆内编纂英语教科书最多的学者。正像陈叔通所言：“自邝富灼进商务，英文方面的书稿，由邝主持，很有计划，出书不少。”关于他的经历众说不一。周越然则称邝富灼逝世于1940年，是广东香山人。陈玉堂称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王建军称其1889年进入庞蒙纳书院学习，完成中学课程。1902年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学士学位；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
诸说皆有不确之处。笔者据邝均永编辑的《邝富灼博士纪念集》所载邝富灼的《六十年之回顾》一文将其生平归纳如下：邝富灼（1869-1938），广东新宁县（今称台山）人。号敬西，字耀西，西名Fong F.sec。世业农，家极贫清苦，7岁入村塾，且耕且读。光绪六年（1880）冬天年仅12岁的邝富灼就随父去美国，在航行途中他就开始向同行者学习英语。到达美国后他一边工作，同时进入公理会教士设立的夜校中继续学习英语，并由西女士教授他英文及初等科学。“当日所读之生理学，《天路历程》、《斐洲游记》等书，俱深入余脑中，至今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