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译介西方书籍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刊登了一系列译自西方的重要著述，如《男女关系论》、《弥勒约翰之女人压制论》等。
1919年6月29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刊载厚庵译述的《男女关系论》一文，专门探讨男女关系问题。作者爱德华.开普特，为英国作家。该书最早出版于1896年，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当时尚存禁忌不能自由谈论，所以伦敦几家报刊和出版社都不敢发表，作者只好自费出版。到1911年，欧洲各国都有不同文字的译本。德文译本，甚至发行到十七版。本文翻译的是1911年美国版。
1919年5月25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刊载了《弥勒约翰之女人压制论》一文，译者育方。作者先介绍弥勒约翰这个人：“英人也，生于1806年，死于1873年，所著书多宏议卓识，往往卓越之议论家与相讨论，亦辄遭反驳。”后介绍其《女子压制论》，作者认为该书从五个方面阐述女权问题：
“其一曰女子之权”，只要强调“女人有为其国之政府所宰制之权”，妇女有参与、甚至监督政府的权力；
“其二曰公私权不同之制度，不可不改良也。”在家庭中，女人有管理财产之权力，男女私权基本平等。然而国家征收女人之赋税，而不许其管理公共事务，所以男女公权是不平等的，女人之能力亦与男人等；
“其三曰事之最可奇者，即今世之国民，不许女人有政治权，而偏许一女人据其国之王位是也”；
“其四曰在家庭间之女人，常有与其父或夫得同等之权者。由此推之，其夫可被选，其妻亦可被选；其父可被选，其女亦可被选”，遂大力提倡妇女拥有被选举权；
“其五曰女人之有政治权也，乃终必不可免之事也。”
对西方女权运动与西方妇女解放思想的译介，是《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一大特点。这既便于将中国的妇女解放置于世界妇女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去考察，又益于证明中国妇女解放是大势所趋，以此增强国人对改造社会性别制度的认同感。
其二，觉醒的男性知识精英引领主流话语。这主要体现在编者和作者两方面。
1.从主编来看
这一时期，《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主编是李大钊。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父母双亡，幼时受传统教育，青年时代接受新式教育。曾留学日本，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
2.从作者方面来考察
在这22篇文章中，有14篇出自男性作者之手。据不完全统计，为《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撰写文稿的男性作者分别是：
康白情（1896—1959），四川安岳人。北京大学学生，是《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副主任（主任是李大钊）、新潮社的干事。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为《新潮》杂志社的发起者之一。五四运动中，他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是5月4日当天唯一的印刷传单，“五四运动”一词，即是他在宣言中所提出来的。
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陕西省华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王光祈（1891—1936），字润玙，四川省成都人。1917年，结识《晨钟报》主编李大钊，后为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18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国大学。1920年，赴德国留学，同时担任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驻德特约通讯员。
潘公展（1894—1975），原名有猷，字干卿，号公展，吴兴（今湖州）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在校期间，曾先后兼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国民日报.觉悟》副刊的特约撰稿，并经人介绍参加南社。五四运动中，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参加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并任该会会报主编。郭孟良，福建人，北京大学学生。徐彦之，北京大学学生，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亦是新潮社的干事。
由于这些编者与作者掌握着社会主流话语权、西方知识解释权，所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有关妇女解放的主要思想都是由他们提出来的。从身份上考察，他们要么是北京大学优秀学生代表，要么是有身份的报人，甚至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在文化界、教育界拥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这些男性知识精英引领着妇女解放思想的走向，甚至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其三，关注的焦点是妇女的人格问题。在《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上刊载的文章中，直接涉及妇女人格问题的分别为《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何谓“女子问题”》、《中国妇女是有人格么？》。这些文章的作者已经意识到，妇女问题的核心是人格问题：“在中国之今日，人格问题当居首位。”他们通过证明妇女缺乏人格的事实，提出解决妇女人格问题的主要手段为普及女子教育等。
间接与女子人格问题有关的文章包括：《一九一九年居然有这样可怜的女子》、《“女子成美会”寄希望于妇女》等。这些文章的作者更加关注妇女思想觉悟的提高，承担起自我解放的神圣使命。因此，他们大声疾呼：“女子啊！解放要你们自己去解放！”鼓励妇女追求自身解放。
庐隐女士认为妇女有头脑，而妇女解放的责任却要由男子承担，是不可思议的。作者提出妇女是解放自己的主体，是自身解放的引领者，甚至将妇女解放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一曰妇女本身没有觉悟；一曰解放妇女的责任由男子承担。在《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撰稿人中，对妇女人格问题进行过探讨者达5人之多，约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有关妇女人格问题的讨论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从1919年5月4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开办，到1920年2月19日停刊，几乎贯穿《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始终。由此可见该专栏对妇女人格问题极为关注。
其四，妇女解放的途径与方式多倾向于社会改良。《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解放途径的探讨，多侧重于社会改革。具体方法为：提倡大学开女禁；主张职业对女子开放、实行男女经济平权；号召女子人格的独立等。另外还提出解放妇女的新思路：成立女子工读互助团，从而达到解放妇女群体的目的；成立女子成美会，解救因追求自身解放而陷入困境的妇女。有的撰稿者还直接表达改良而非革命的思想倾向：如康白情明确反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女子参加的革命运动和民国初年间的女子参政运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世界女子解放潮流发展的结果，中国“礼教之大防”无法阻止时代发展趋势。作者建议，应该自上而下迎接这种潮流，“使女子解放的潮流不至于有横决为患之忧”。潜龙赞成这种主张，认为急于冒进的方式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女权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五，忽视女性群体的自主权。《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是以男性知识精英为主体提出来的。他们往往利用话语权与西方知识的解释权，把妇女作为贬损的对象，以此揭露传统的性别等级制度与传统礼教。具体表现在：（1）将女性群体视为囚徒。潜龙侧重于从社会地位展开分析，认为女性群体是“瘦萎可怜的荏弱女囚”；（2）认为女性群体素质低下。康白情把中国女性视为没有自觉性的群体；（3）强调女性群体尽管身份不同但均无职业。杨钟健把妇女划分为富贵女子、普通妇女、下流女子。认为富贵女子成为玩物；普通女子仅仅会做些家庭的杂务；下流的女子则大半流于娼妓乞丐。流露出明显的“厌女”倾向；（4）宣传女性群体是传统礼教的牺牲品：君左批判“三从之道”对妇女的毒害，是让妇女做一辈子奴隶；杨钟健明确指出“三从”是妇女沦为囚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奴隶的别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三从”的具体体现。总之，《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男性作者把妇女作为阐发议论的客体、被解放的对象，贬低妇女的词语随处可见，从而忽视了妇女对自身解放、提高社会地位的话语权与自主权。当《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作者们在解析男权社会所制造的妇女问题时，不知不觉又陷入男权主义的漩涡之中。而女性作者的声音显得十分弱小。
其六，关注知识女性的前途与命运。编者和作者毕竟多为精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对时政有较深的洞察力与敏锐度，也更易于感觉出国际气候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把握时代发展之脉搏，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加之，他们看到的并非社会的全貌，所感受到的也并不是社会整体的感受，因此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视野局限在知识女性的前途与命运上，表现为更加关注知识女性的解放，提出男女公开交际、大学开女禁等主张。由于妇女素质的差异性，男性知识精英所呼吁、唤醒的对象基本上是以知识女性为主。他们倡导、甚至创立的解救妇女的团体，如女子工读互助团、女子成美会等，解救的对象主要是思想上已经觉悟的知识女性。事实上，他们的引领与倡导确实使很多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觉悟了，这其中既包括男子也包括女子。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社会上普通妇女占中国妇女的绝大多数，解放她们才是妇女解放的最终目的。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彻底改变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制度与价值观念，进而公平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与权力。
其七，注意到少数民族妇女的解放问题。1919年5月24日，《妇女专栏》刊登了张绍南女士的来稿。作者首先肯定西方男女平权的事实，其次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她在文章中号召满族女子树立重视教育的思想，摒弃陋俗恶习。为此，她反复强调摒脂粉、勤工作、慎许嫁的重要，期望满族姐妹一定要认识到涂脂抹粉是道德堕落的表现；还要重视儿童教育，更不做人妾等。尽管这类文章很少，只有一篇，但为《妇女专栏》有关妇女问题的探讨拓展了空间。
四、结语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是近代中国报刊发展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深刻地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男性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逐渐增强，开始从社会性别等方面寻找衰落之源，期望通过努力加以扭转，实现民族振兴。男性知识精英的觉醒，为改变统治中国数千年的男权社会提供了重要力量，而少数知识女性性别意识的逐渐觉醒，也有助于最终目标的达成。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传统社会建立起来的性别制度，不仅使女性变成奴隶，而且也伤害了男性，所以打破传统性别制度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的责任。五四时期的男性知识精英，对男女平权的提倡、对妇女独立人格的呼吁，是对妇女社会主体地位的期望，有助于中国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男性知识精英在动员妇女的过程中，并没有对男权文化本位进行深刻而彻底的反省，而是居高临下地扮演起唤醒者的角色，不断地呼唤女性。同时又把妇女解放与振兴国家、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目标过于远大，理论也与实践有所脱节，致使妇女解放的效果不太明显。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是1919年5月4日出刊的。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以五四时期较受关注的男女交际问题为切入点，发出妇女解放的呼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专栏编者期望掌握妇女解放的大旗。事实上，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五四时期话语权的主流媒体，这种特殊的文化媒介身份使其具有传播思想、生产智慧、引领潮流、干预社会等功能。《晨报.妇女问题》专栏能够把握妇女解放之脉搏，引领妇女解放之潮流，与主编李大钊有莫大的关系。《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与五四运动同日诞生，不仅是一个天然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使《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入手，探讨社会严重存在的妇女问题，寻求社会改造的方法与途径。这不仅和媒体作为思想文化传播媒介的特点有关，更和它的主编、撰稿群体的男性主体地位及其勇于承担改变国家民族和妇女历史命运的自我期待、赋权密不可分。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和世界妇女运动渗入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倾向。编者和作者对中国传统性别等级制度的大力批驳，对各种西方思想文化的译介与传播，使妇女解放的道路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同时也出现了偏离本土化的倾向。这是妇女解放初始阶段难以避免的现象。《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妇女解放的呼吁推行，有些被历史证明是正确，有些则不然，甚至是错误的。然而这些探索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主编是男性，作者也以男性为主，没有改变男性知识精英引领妇女解放的局面，但是毕竟为具有话语能力的知识女性提供了一个发声的舞台，使女性声音能够在主流媒体上展现，使觉醒的女性告别了只能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发声的困境。《晨报》这一变革适应了女性成为历史与文化言说主体的发展趋势，从而加强和巩固了《晨报》主流媒体地位，成就其五四著名报刊的声誉。
众所周知，历史发展的长河是由涓涓小溪汇聚而成的。但是人们常常注视的是奔腾不息的大河，而小溪的功绩往往会被忽视。实际上，正是这些小溪彰显着某些历史的真实，甚至是历史的本源。当我们透过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幔纱，审视这些被政治化话语过滤的历史细节时，不禁发现，这些细节是如此生动，富于生命活力。妇女问题，在《晨报》等五四时期报纸媒体上曾经有这样丰富的性别表达。
[作者简介：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成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