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筹旗人生计
在变通旗制背景下的“代谋”八旗生计与此前的“筹议”八旗生计有着根本的不同。“筹议”八旗生计的目的，是巩固八旗制度，而“代谋”八旗生计，则是为了变通八旗制度。因此，前者主要表现为对八旗贫困人群（如闲散满洲、蒙古旗人等）的局部关注，所策划、实行的方案，不仅单调（以迁旗屯垦为主），而且往往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比如让旗人“寄籍”地方等）；而后者则着眼于全体旗人的整体利益，即将付诸实施的方案，必须有助于所有旗人尽快凭借自己的能力，在近代化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赢得一席之地，而这就要求因地制宜，因材授业。诚如出任奉天旗务司使的金梁所说，“筹划生计之道，一因地利，如西北多旷地，则宜耕种，东南富物产，则宜工商是也；一因人事，如少壮者或充兵或入学，老弱者或谋业或务农是也”。在变通旗制的过程中，清政府基本上是依据这一原则来安排旗人生计的。
1907年8月，清廷颁诏裁停旗饷，9月27日，发布上谕，勒限各省将军都统为旗民另筹生计：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殆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亟应另筹生计，俾各自食其力。著各省督抚会同各将军都统等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先尽该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妥拟章程，分划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其本无马厂庄田，暨有厂田而不敷安插者，饬令各地方官于驻防附近州县，俟农隙时，各以时价分购地亩，每年约按旗丁十分之一，或十数分之一，授给领种，逐渐推扩，世世执业，严禁典售。即以所授田亩之数，为裁撤口粮之准，裁停之饷，另款存储，听候拨用。该旗丁归农以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至田亩之腴瘠，价值之低昂，各省互有不同，但以足敷赡养为度，一面仍将各项实业教育事宜，勒现认真分别筹办，以广旗丁谋生之计。其授田之始，应需庐舍隄堰，暨农具牛种等项，并开办实业各经费，准由裁停存饷内，核实奏请，酌量协济。
并著各将军督抚等破除情面，实力奉行，不得任听协参佐领各员，挟持私见，阻挠大计。先由度支部迅筹实在的款，以备拨发，勿稍诿误。期于化除畛域，共作国民，用副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
从这份上谕的内容来看，清政府安排旗丁生计的主要办法，是给旗丁授田，俾之归农，辅之以兴办实业、教育，不过这是针对各省驻防而言的，对于京旗来说，比较可行的是第四条道路，即让世执兵业的旗丁进入新编的陆军或巡警队伍，继续赖兵职为生。而且就驻防来说，由于各省的客观条件和传统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在选择解决旗丁生计办法时，侧重点自然也有所不同。
1.拣选精壮，拨充新军和巡警
八旗兵丁世为兵职，擢拔其中可造就者，令充任待遇优厚的新军或尚可资生的巡警，自然是解决他们生计最现成可行的办法。根据练兵处《变通武备章程》条款，旗营各兵统归练兵处、巡警部挑选，至于何者挑补新军，何者入充巡警，则要比照各自的条件而定。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1902年10月16日）上谕：
现在练兵紧要。著挑选八旗壮丁，交北洋大臣训练。所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前锋营、护军营、健锐营食饷兵丁，并闲散内挑十六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年力精壮者，限二十日咨送军机处，再行请旨钦派大臣拣选，奏明办理。
谕令颁布后，遵照其中公布的条件（实际操作中标准有所放松，如年龄上限被提至30岁），京旗及驻防各营陆续抓紧编练新军。1902年底，由京旗及畿辅驻防被遴选出来的3000名八旗兵丁率先被交给北洋袁世凯训练，定名京旗常备军（90%由京旗构成，另外10%由畿辅驻防补充），添派内阁学士铁良任京旗练兵翼长。并拟在首批京旗兵丁训练成熟后，再续行挑选，逐轮分派前往，进行训练。此后，各驻防也遵旨抽调旗兵，编练了常备军或巡防队，如在直隶各驻防，迄1905年10月，被分拨常备军各营补额编伍的旗兵，计保定148名，沧州65名，密云160名，山海关200名，热河100名；1904年底1905年初，湖北常备军中，旗兵比例达到10%；太原则于光绪二十八年经巡抚岑春萱奏改练新军一旗，称太原满营新练步队，后改名为太原满营新练巡防步队；另外，江宁、京口、热河、青州等驻防也先后编练了新军。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清廷依马维骐所奏，颁诏令“各直省督抚，凡编练新军及警察巡队，于拣换弁兵时，以三四成之一二，咨取旗绿两营弁兵，由将军提督挑选年富力强、材武堪资选就者，送交该军队官认真考验，合格编伍，取具联保，三年退伍，悉遵定章，仍回各该管衙门。遇有遣派，咨调立至”，加大了征召旗籍新军的力度。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八年，载沣等满族少壮亲贵为了进一步控制政权，决定罢黜袁世凯，也就不可能再让北洋新军任禁城周围的巡逻和护卫，于是，于1909年初，派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在良弼的协助下，自各旗营中抽调精壮兵丁，又从山东、直隶挑选农家壮丁入伍，再从第一镇调拨军官，历时两年多，编练成了主要由满族人组成的禁卫军，他们与其他新军相比较，装备更精良，待遇也更优厚。
为培养更为精良的新军后备力量，清政府还鼓励各驻防改建或新建各式武备学堂，令八旗兵入习兵学，甚至派遣八旗子弟去日本等地留学，接触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技术。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1903年8月24日），颁布上谕：“所有八旗兵丁，著该都统等切实教养，务令读书识字，以备送入武备学堂肄业，用备国家干城之选。各旗大员子弟，如有愿入武备学堂肄业者，亦即报明各该旗，咨行北洋大臣，听候挑选”。其后，在练兵处的许可下，杭州、察哈尔、荆州等驻防都开设了初等或中等武备学堂，仿照北洋武备学堂章程，接收八旗子弟入习军事；本驻防没有开设军事学堂的，可以每年酌量派送八旗子弟去设在省城的武备学堂学习；如本驻防只设有初等武备学堂，学生毕业后，也可以遴选优异者派送本省的中等武备学堂继续学习，例如1909年武昌陆军中等学堂落成后，在接收的700名学生中，来自荆州驻防的就有40余名。1906年6月15日，清政府又开办陆军贵胄学堂，名义上面向年龄在18至25岁的满汉学生开办五年制教育课程，实际上所招收的绝大部分是八旗贵族特别是皇族子弟，根据英国外交部资料统计，1908年陆军贵胄学堂招收的120名学生中，皇室占70%，满官子弟占23%，汉官子弟仅有27%。此外，1904年，练兵处决定每年向日本派出100名留学生，其中旗人6名，这一数字与人口大省直隶、江苏相当。实际上，在后来操作的过程中，旗人的比例比规定的还要高出许多，如在1905年派出的108名中，旗人就占到了16名。各地驻防也派出了一些留学生，其中单单在荆州，到1904年为止派往国外的旗人就超过了50人。
选拔八旗精壮编练新军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清政府正式颁旨撤旗归民，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减轻了压力。但也有必要指出，从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角度上来说，选拔旗丁进入新军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新军是中国近代兵役制度改革的产物，处于募兵制下的旗兵与以往八旗世兵的身份截然不同。一旦他们退伍，粮饷就会取消。
新军之外，拨充巡警也是清政府安置旗兵的一项重要措施。巡警的条件要求，比新军要宽松一些，比如年龄放宽到30岁以上等。不过由于经费和训练方面的原因，清末以前，各地满族士兵改充巡警的数量很少，而且多名不符实。如在江宁、京口两处驻防，“虽官兵有三百数十员名，然于警律警章均未讲求，站岗巡逻并不习练，实系徒有名目”；在绥远，“巡警设矣，兵只百二十名，限于饷也”；杭州将军志锐则在奏折中提出，本驻防既无力筹措设立巡警所需款项，旗、民复不必显分畛域，所以不如由仁和县警兵直入旗界，办理杭州驻防警务，“其旗营巡警一局，即可不设”。
2.撤旗归农，计口授田
“旗丁归农”可以说是清政府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一条传统思路，自从乾隆以来，大臣们曾屡屡上疏，建议迁旗屯垦，只是因一则人恋故土，不愿远离，二则旗人长期不谙农事，望而却步，何况旗人生计也还没有陷入绝境，所以往往或议而未行，或行而中辍，即使取得一些成绩，移屯的规模也是非常小的（一般是数户，数十户，至多不过百余户）。而这次清政府的“旗丁归农”计划虽堪称大手笔，结果却遭遇了更大的尴尬。
综观各地驻防，除东北三省和西北的绥远等地外，大多驻防只有少量的马厂庄田，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在这种状况下，要各驻防就地计口授田，安插旗丁，解决大量旗民的生计问题，谈何容易！对于那些缺少马厂庄田的驻防来说，要为旗民授田，只能就近购地，而这又意味着地源和款项方面的双重困难：首先，各驻防很难找到足够可供购买的土地，以热河、河南等处驻防为例，据热河都统溥颋奏报，本驻防“即筹有购地之款，亦实无可购之地”；河南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省城附近一带州县从前频遭河患，地多沙砾，其间成熟之地，平民视为恒产，购买不易，间或有地可购，亦甚零星，不成片段，颇难照料”；其次，从经济方面来考虑，清政府要实现为旗丁计口授田的目标，也不啻于天方夜谭，即使是根据保守的估计，要达到预定目标，用款起码也需要一亿数千万两之巨，这对户部藏银只有一千万两左右，同时外交内政，在在需款的清廷而言，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难怪有人在《申报》发表评论：“夫国库之空虚，至今日而已极，民田之价值，因谷贵而益昂，即合京内外财力以为之谋，仍每口购给二三亩田，而公家已费数百万金，旗民仍无以自养，及其养赡不足，转悔始谋之不戚，朝廷亦安得再有偌大之巨资从其后以别筹良法，是故购田给种之举，微论其恐致扰民，微论其非旗民所愿，即使办理妥善，人尽乐从，亦断断非一劳永逸之计”。
再次，清政府推行裁停旗饷，“旗丁归农”政策的目的，无非是在缓解汉人不满情绪的同时，为生活日形困顿的旗民另辟生途，然而事与愿违，诏令甫下，旗民“痛哭流涕，群谋抵抗”，特别在四川，由于地价过于昂贵，闲田数量微乎其微，加之款项奇绌，宣布裁停旗饷，计口授田后，光绪三十三年腊月，四川镶蓝旗满洲头甲佐领忠孝竟然当面痛詈佐领坐视旗民生路将绝，随后不听协领广善等劝解，大哗而去，并四处扬言，称旗民如欲图存，必须各自设法，于是众旗丁气势汹汹地冲到总督衙门，打伤出面阻止的各协佐领，酿成轰动一时的旗丁“閧署”事件；汉人则“虑其有强买民田之扰”，愤激之情有增无减，当时诸多报刊都就此发表了评论，如《竞业旬报》抨击清政府以“化除满汉畛域”为名，强夺汉人膏腴之地，来安置旗丁，并预言“若果强迫实行，吾恐革命之潮流不旋踵而泛滥于中国矣”；《中兴日报》也忿忿然写道，“日言平满汉，汉人之受压制如故，民不聊生如故。独八旗则必按口受田，为之筹终身之事业，享受优等之利益。从前不过给饷，今则并且分田。是八旗独享其利也”。
鉴于上述压力，很多驻防并没有遵照谕令授田给旗丁，而只是设立了一些农事讲习所之类，借预备之名，敷衍了事；而在另外一些地方，虽然采取了一些切实的措施，但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了新的问题。1903年4月，署两江总督端方奏：“前因江宁、京口驻防旗民生计艰难，议将万顷湖牧场改为屯田，招佃认垦。经豫借官兵马干银两，拨作开办经费。时历年余，佃垦寥寥，来年即届扣还借款之期。兵丁困苦异常，拟请俟招垦成熟，租款收清，再行分期拨还，以资周恤”，这里暴露的问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3.兴办实业
较之计口授田来说，通过兴办实业的途径来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其一，它不像“计口授田”那样带有“强夺汉产”的明显嫌疑，因而有助于避免引起汉人的激烈对抗情绪；其二，长期以来，旗人积累了一定的从事工商活动的基础和经验。这一方面应归功于清政府的鼓励和培养（如1864年，清政府曾派八旗官兵48人赴苏州学习武器制造，1883年，北京神机营机器局开办后，吸收了第一批旗籍工人，1908年，又议准选派满族子弟出洋学习工艺），另一方面，又是贫困旗人为补贴家计而不得已负贩、做工的产物（在北京，早在同光时期，满人从事小商小贩职业者已不乏人，到庚子之后，又纷纷加入了手工艺人、泥水匠、裱糊匠、纸花匠、绒花匠、挑花工、补花工以及小工的队伍，而从事农业较早的，则要到1909年前后；广州旗人则擅长做花灯，“羊城灯市以旗人所制为最火，且又最工”；西安旗人起先迫于生计出卖家当，后来逐渐转而做小生意，从汉城购进烟卷、花、针线等杂货，摆摊出售，还有些表面以养鸟为乐的人，实际上以鸟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