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具有为公众安排话题的功能，因此受众会根据媒介对某一问题或人物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问题或人物的理解与判断。尽管这一理论存在一些学术盲点，但却为我们引导舆论提供了思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需要长期的努力，摆脱贫困，提高民众生活、教育水平，改善环境等议题，一直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作为云南省的主流平面媒体，《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在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其次，在所统计的相关报道中，只有17.1％的报道是人物报道，只涉及了48个具体的少数民族人物，其余都为事件性的、概述式的报道。而这48个具体人物中，一些是人物的通讯报道，另一些则也只是提到而已，在我们的统计说明中规定只要明确提到人物，即便没有进行详细描写也统计在内。
而在性格特征的统计中，我们也发现，所有的报道中有高达84％的文章根本没有对人物进行任何的性格描写，有78.7％的报道没有明确指出所报道的少数民族人物的年龄范围，77.4％的报道没有明确指出所报道少数民族人物的受教育程度。即便是在人物报道中（占全部报道量的17.1％），仍然有13.7％的人物没有明确的身份、职业，更谈不上什么性格特征了。
这一情况导致了在新闻报道中，云南少数民族的具体形象非常模糊、笼统，性格特征不鲜明。
以人为对象的社会认知，是通过对他人的言谈举止、仪表神态以及行为习惯等方面的观察和了解而实现的，通过对他人的细节的观察，人们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和判断，理解对方的行为。这是认知心理学对社会认知途径的基本判断。而社会印象则是在综合各种社会知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从而形成对对方的刻板印象。
对少数民族人物的形象刻画因报道的粗糙、随意和模糊等特性，在读者心目中形成对这一群体模糊的、不清晰的认知印象，久而久之将影响人们对这一群体的重视与认同。
最后，报道面窄，以农村报道为主，不够全面，时代感也不强。
在我们统计的所有相关报道中，人物有明确的身份和职业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农民（28.8％）、干部（20.5％）和文化文艺工作者（12.3％）。明显表明报道面、报道题材非常有限，仍然以农业为主，以干部的活动为主，以贯彻少数民族风情的文艺活动为主。这与我们在报道主题统计中所反映出来的以经济、教育和文艺为主的结果是基本吻合的。
新闻报道除了承担社会守望、社会协调和社会化的功能以外，还在无意中建构着媒介环境与世界，形成、影响着社会成员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印象。在对少数民族报道这一问题上，如果仅仅局限于这样的传统领域、报道者的眼光总是投放到这样的地方的话，只能使社会公众对少数民族保持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落后的、原始的、贫穷的、能歌善舞的、奇异风俗的……
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前，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有的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有的处于奴隶制社会，有的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权益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护，政府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努力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权利在社会生活和政府行为中得到有效的落实和保障，在形成平等、团结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由于长期的努力，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涌现了许多从事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现代职业的少数民族精英，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但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特性，报纸报道需要热闹的、奇异的和美丽的人物和故事，这就使得报纸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文艺活动等报道的分量，记者们热衷于采访演员，报道奇异的民俗、新鲜的旅游景点等内容。同时，对于传统行业如农业生产的报道过多，而对具有现代意味的领域则涉足甚少，一些相对冷静的、严肃的和现代的领域如科技、医疗、文化保护、金融等报道，则相对弱化。
关于人类自我的形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说：“个体经验到他的自我本身，并非直接地经验，而是间接地经验，是从同一社会群体其他个体成员的特定观点，或从他所属的整个社会群体的一般观点来看待他的自我的。”由媒介营造的这个拟态现实将对公众理解现实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上述的媒介环境中，似乎存在这样的暗示：云南少数民族都是生活在农村的、能歌善舞的、天天过节的、落后的、没有文化的、愚昧的、贫穷的一群人，加上媒介日复一日的报道，使公众逐渐形成对于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而这些刻板印象又将作为“他人评价”进入少数民族自身的自我形成过程中，作为“镜中我”，对其自我认同和角色认同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制约其努力奋发、进取向上和自豪自信的品质获得。
其实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在云南省的各行各业都有大量少数民族在为社会作着各种各样的贡献（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有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高新领域人才、教育工作者等等，但我们的报道往往忽略了宣传这些人才的少数民族身份，在受众心目中造成了上述的刻板印象。为了使少数民族报道更加贴近真实，更加充实、生动和具有时代感，也为了更好地宣传少数民族的进步、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我们的记者们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将有关人物的少数民族族别在文章中点明，这样在报道新闻的同时，又宣传了少数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改变人们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这样的做法还能有效地扩展针对少数民族报道的题材覆盖面，使报道领域从传统的农业经济、教育和文艺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科技、金融等领域，并使报道更具有时代感。
《云南日报》与《春城晚报》在少数民族报道中的对比
首先是报道数量上的对比——一增一减。《云南日报》在少数民族题材的报道中，数量一直保持平稳上升，甚至在2004年还大幅增长了14个百分点。而《春城晚报》则在2004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春城晚报》的定位越来越突出其城市特色。
其次是报道类型上，《云南日报》注重消息的写作，而《春城晚报》则注重新闻图片的使用。在统计中，《云南日报》上相关报道有56.9％的是有关少数民族的消息（《春城晚报》这一比例是36.5％），而《春城晚报》则有25.4％的是新闻图片(《云南日报》的这一比例是17.1％)。《云南日报》的图片使用一直是其弱项，这与其党报严肃有余、生动不足的特性有关，而《春城晚报》则越来越注重图片、漫画的使用，使其版面生动、形象。
第三，行为主体方面，《云南日报》的主要报道对象是政府行为、集体行为和个人行为，三者平分秋色，分别占37.4％、35.8％和25.2％，而《春城晚报》主要报道的是集体行为，这一比例高达63.9％。这也彰显出两家报纸不同的定位。
第四，内容类型方面，两家报纸关注的内容在基本类似的基础上有所区别，《春城晚报》更加突出其可看性、娱乐性的都市生活报纸特征。
第五，在写作立场中，《春城晚报》更加客观、中立一些，其中立立场占了24.2％，正面立场为69.4％；《云南日报》则有93.3％的报道采取的是正面立场。
第六，在报道中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人物，《云南日报》更倾向于政府各级干部帮助解决，有43.7％的解决途径为政府帮助解决，42.9％的依靠政府各级干部解决。《春城晚报》在肯定主要依靠政府和干部帮助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加大了依靠自己和社会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报道分量，在依靠政府帮助解决困难方面比《云南日报》减少了10.4个百分点，而在依靠政府各级干部解决困难方面比《云南日报》减少了4.9个百分点。
第七，在形象报道的清晰、生动方面，《春城晚报》比《云南日报》要好得多。
第八，就两家报纸刊登的新闻图片来看，也有一些区别。
从上表来看，两家报纸刊登的新闻图片都以人物的群像为主，但从人物的动作表情来看，除了两家报纸的图片都着力拍摄少数民族人物的风俗舞蹈动作以外，《云南日报》的图片更倾向于展现人物的劳动，而《春城晚报》的图片则更注重展现人物快乐的面部表情。
从以上各个项目的对比分析来看，《云南日报》作为云南省委机关报，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和人物的报道，报道分量上有所增加，其新闻报道、图片拍摄的取向严肃、大气、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题材报道，如经济、教育等。但不足之处在于该报严肃有余而活泼不够，这也是这类党报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对少数民族人物的具体报道中犯了笼而统之、高高在上的毛病，虽然报道量大，但传达的具体形象却很模糊，传播效果差强人意。
《春城晚报》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创建的第一份晚报，在保持其可信度、公信力的同时，确实体现了贴近民众的特色。关于少数民族的报道，其新闻报道和图片拍摄的价值取向为：注重可读性、娱乐性，注重少数民族地区与都市的联系，也重视重要题材的报道，如经济类。但不足之处在于对少数民族的报道不是非常重视，且报道量有下滑的趋势，这在抓创收、抓效益的媒介经营语境中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介的公共性使得关注边缘、关注弱势应该成为媒介的当然的社会责任。另外，对娱乐、文艺题材的偏重也要注意有度为之，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群体真实的生存状态应该成为报纸承担的另一项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媒介作为营造社会共同价值体系、形成社会共同认知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某一群体的报道规模、强度、具体描绘等，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关乎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理解、关注和印象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影响到这一群体对自身的认知和认同状况。因此，考察媒介对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报道情况，对于他们的观念更新、族群认同、发展机会的获得等，具有学术层面与实际层面的双重价值。
参考文献：
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理论与流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单晓红：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