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档案
出品：壕沟电影小组
年代：1999年
片长：50分钟
导演：睢安奇
导演简介
睢安奇，1975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199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2岁开始写诗，17岁开始拍摄影视广告和短片作品。1998年在校期间发起“壕沟电影工作小组”。1999年独立完成电影《北京的风很大》。主要作品还有：《网》(1998)、《邮包》(1999)、《被子》(2003)、《我的旅行》(2004，该剧本曾获得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HUBERT BALS FUND奖)。
内容简介
1999年的北京，独立制作者睢安奇手持话筒在大街上、在广场上、在居民楼里、在学校、在饭店、在美发厅……突然截住过往的人们，非常突兀地提问：“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下意识地回答，有的人拒绝回答，有的人反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有的干脆骂他们神经病，甚至还扯到了安全感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几乎贯穿影片始终。直到影片接近尾声，当导演睢安奇和摄像刘勇宏在街上遇见一对失声痛哭的夫妇，并得知他们的儿子患了白血病，之前那种侵入式的提问才戛然而止。
《北京的风很大》是睢安奇一次意欲突破传统束缚的实验创作。本片2000年入围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上，著名电影史家、论坛主席乌利希·格雷格尔评价：《北京的风很大》是一部非常实验而又极具文献价值的纪录片；法国《世界报》说这是对传统纪录片制作方式进行了一次绝妙的颠覆。
影片分析
一、“北京的风大吗？”
也许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不禁要问：导演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北京的风很大”到底要说明什么、表达什么呢？
影片的第一个画面是全屏字幕：《现代汉语词典》对“什么是风”的各种解释；第二个画面仍是全屏字幕：《新汉英词典》对“什么是风”的各种解释；导演似乎非常想让人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风”是怎样的，因为，在睢安奇的记忆中，“北京的风很大，从童年第一次到北京，记忆中就存在这个声音。风是什么？那种不确定的、像人生一样飘忽不定的东西。你或许什么也拍不到，或许你拍到的每个镜头都是风传达的讯息。这让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了绝对的自由。我依靠的是自己的判断，这让我兴奋，我找到了一个支点，让我得以考验我的判断和我对现实的理解。”(睢安奇语)
正是这种深埋于记忆中的、飘忽不定的“风”，给了睢安奇灵感和冲动，帮助他完成了一次非常规的、实验性的创作。“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成为这部影片中最强烈的声音符号，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反复出现，强烈地刺激着观众的视听觉。全片虽然没有一句解说词，却在不间断提问(同期声采访)的贯穿和引导下，再现了1999年的北京：巍然屹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马路上市民打着“大哥大”、民工抡着大捶拆迁房屋，街上有些混乱：推婴儿车的老人、捡破烂的流浪者、准备接新娘的婚车、羞涩的外地民工、横过马路的残疾人、纪律严明的武警战士、匆忙的上班族，以及穿着前卫的时尚青年……摄像机随意地抓拍，呈现出一幅幅日常生活的场景，看似“飘忽不定”，实际每天都在发生，睢安奇以他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表达方式，为人们呈现了这部《北京的风很大》。无论是身在现场，还是作为观众，人们在不间断提问的强迫下，不自觉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甚至是影像和声音背后隐含的寓意。
二、“真实电影”的美学风格
真实(理)电影的实践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它继承和发扬了新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1961年，巴黎上映了由让·鲁什和埃德加·莫兰联合导演的《夏日纪事》。影片拍摄过程中，不仅把摄像机搬到了大街上，而且实行了同步录音。巴黎的街道上，行色匆匆的人们被突然出现的麦克风拦住：“你认为自己幸福吗？”随后，镜头接二连三地对准了一对住在公寓里的小资产阶级夫妇，一名工人，一个女大学生，一个曾经进过集中营的犹太妇女，一个小职员，一位艺术家，一家杂志的封面女郎……他们有人对这样的问题置之不理，有人驻足沉思，也有人百感交集，甚至流下了眼泪。这种不同以往的叙事方式既是“真实(理)电影的一次经验”，也使观众惊叹。而让·鲁什和埃德加·莫兰拍摄此片的目的却是想对“住在巴黎的不可思议的人种”进行“人类学研究”。
40年后，在北京，睢安奇以同样的方式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提问。《北京的风很大》中，除了“北京的风大吗”这个中心问题之外，雎安奇也间或走进饭店，问正在吃饭的顾客：“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吃吗？”或是掏出香烟递给陌生的路人：“我可以请你抽烟吗？”或是见到警察：“警察叔叔，我捡到一分钱”。然而，当睢安奇在街上追问一对对男女“你们幸福吗”之时，不禁令人想起让·鲁什的《夏日纪事》。实际上，“你们幸福吗”是对人类关注自身生存的终极提问，也是《北京的风很大》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夏日纪事》和《北京的风很大》在整体结构上十分相似。作为编导，让·鲁什和埃德加·莫兰带有尝试性的行为是他们几次出现在影片中，从影片开始直到结束，而且他们还把被采访者，以及其他参与者邀请到试映室观看这些现场纪录，共同探讨相关话题。影片的结尾是让·鲁什和埃德加·莫兰一边走，一边仍然就拍片实践进行交谈，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片尾字幕出现。《北京的风很大》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导演睢安奇和摄像刘勇宏自拍的合影，这也是他们在影片中唯一的一次露面。
埃德加·莫兰曾说：“我们打算摒弃虚构而接近生活。”
睢安奇也曾说：他对中国当时纪录片形式上的单调、空洞、乏味感到厌倦，很想“拍点有意思的东西，好玩一点，有趣一点的，和普通的纪录片不太一样的片子。同时，也希望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找到一些新的方法和视角。”《北京的风很大》的确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经历了初期繁荣、又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掀起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并对后来的独立制作产生重要影响。
三、粗糙的画面与声音
在这部长达50分钟的影片中，经常出现画面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虚焦点、粗颗粒、开机关机的光学闪动，以及中间大段大段的黑场：只有声音(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问答)，没有图像。街道上，不绝于耳的各种嘈杂声，更有突然切入的电锯的尖叫声，让人听了发抖，还有那简易的话筒被“北京的大风”吹得呼呼的响声。
如此粗糙的画面和声音，是因为当时极其简陋的拍摄条件所致。为了将这次实验创作进行到底，睢安奇和刘勇宏用学生证低价租来一架老式阿莱摄影机，和13本每本只有2分多钟的过期胶片，用电视天线改造成有伸缩性能的挑杆话筒，再加上两辆自行车和一辆三轮车，就这样在北京城里转了三天。“在街上看到某个人我会直接死拍下去！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是一个故事。”(睢安奇语)影片的后期是雎安奇在家里用两台录像机编了两个月，所有素材都用进了影片，一点都没有剪去，片比是1比1。
尽管简陋的设备使影片难免粗糙，却并没有影响睢安奇表达的欲望。细读画面就会发现：对有限的素材，他还是做了精心的剪辑，如，前一个镜头是民工在街道上伐树，接下来的是墙上的宣传标语“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还有，前一个镜头是民工们拚命地挤着上公交车，接下来的是墙上宣传画中“戴安全帽”的字样，似乎在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再如，前一个镜头是收垃圾的车辆，和“居民们，现在开始倒垃圾了”的同期声，接下来的是墙上的宣传标语“让文明城市整洁起来”……这些随机拍摄的画面，组接之后产生的意义不言而喻。
睢安奇知道自己想拍什么，想表达什么，但是，能够拍到什么却是不可预知的，因为总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就像影片结尾那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的出现，为整部影片较直接的、暴力的、侵入式的表现，增添了一点儿关爱，一点儿温情。也许正是在这种粗糙，甚至近乎粗鲁的“实验”中，《北京的风很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王更新)
参考书目
《影视纪录片创作》，林旭东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独立纪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朱日坤、万小刚主编，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感受经典——中外纪录片文本赏析》，侯洪等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