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8年开始，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进行的教育电影的拍片尝试为标志，宣告了中国自制教育电影的正式诞生。以此为滥觞，在抗战爆发之前约二十年的时间中，民国教育电影获得了初步发展。
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遑东顾之机，加快了自身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旗帜的启蒙运动，也在这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教育救国”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思潮，各种教育思潮此时也纷纷出现，如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实用主义教育等。这些思潮虽然主张和开展方式不尽相同，但都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教育，要求打破一直为封建地主贵族和富裕阶级所垄断的受教育权利，提倡教育平民化、普及化，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从而实现强国富民之根本目标。又恰逢20世纪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开始推行用照片、地图、幻灯以及无声电影来辅助教学的所谓“视觉教育”教学法。我国的教育改革者，尤其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教育工作者，看到了“视觉教育”在普及教育上的便捷优势，尤其是在推行平民教育上能立竿见影突破我国众多平民不识字的藩篱，也纷纷研究并倡导视觉教育。
与此相呼应，除了像商务印书馆这样传播西方文化教育思想的民营文化机构纷纷成立制片机构以外，金陵大学等当时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也纷纷以教育电影作为对学生和社会群众施教的工具，推动了教育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从北伐以来也开始用电影来向士兵和沿路群众宣传党义。后至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赢得新军阀中原混战的胜利并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蒋介石宣布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已由“军政时期”进入了“训政时期”，并着手加强国民政府对全国的思想文化控制，官营教育电影的行政、摄制、放映机构开始建立。国民党逐渐将教育电影产业纳入由中央政府、宣传部、教育部和各省市地方政府的掌控之中。与此同时，教育电影作为一种电影门类也在自身的创作和理论层面上初具规模。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摄制教育电影
1897年，夏粹芳、张元济等在上海创办了作为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逐渐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民族资本企业。在创办之后，商务印书馆便针对当时“西学东渐”、各地纷纷掀起兴办学校的风气，出版了大量与教育有关的书籍，据统计从1903年起，经过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16年里，商务印书馆除继续印行“新编共和国教科书”大量供销全国外，又陆续创办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少年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期刊，出版了《辞源》等词典，印行了说部丛书和通俗教育画，创制了教育灯片和教育玩具，设立了博物部制造标本模型，改进印刷术，成立了铁工制造部制造印刷机器及多种理化测量仪器，开办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养真幼稚园、函授学社、东方学社……受西方教育影响较深而又致力于中国改造的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社会精英们认为要振兴中国，只能从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以及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于国人这两方面着手。而教育则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途径。
与此同时，在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些冲决千年封建势力、涤清封建思想桎梏的运动轰轰烈烈之际，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流行用电影来推行教育。在美国，以拍摄《北方的纳努克》而闻名的电影家弗拉哈迪的妻子弗朗西斯·弗拉哈迪就曾在1915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冥思苦索要把电影用到教育上，用到地理和历史的教学上；在欧洲，法国作为电影的发明国和当时电影业最兴盛的国家，其教育电影业上也走在世界的前列：早在1895年，法国杜央博士（Dr.Doyen）开始使用电影摄取外科各种手术进行教学。1901年，法国学者拉格朗考（R.F.Arrigon）教授又摄制了有关物理化学的影片。在1910年欧洲的一次国际电影会议上，法国提出“关于学校电影”的报告书和“从道德立场改进电影”的提案。1921年，巴黎成立了“教育电影库”，为国立教育博物馆的一部分，专门负责提供教育影片。此外，法国还创办了“电影教学合作社”的组织，用汽车装载教学电影到偏远的山村去放映；法国开教育电影风气之先，欧洲各国也纷纷效法：1919年，德国设教育电影库，由其中央教育馆负责；1924年，意大利设立国立教育电影馆并由教育部在各省设影片库，影片则由国立教育电影馆供给。在亚洲，明治维新后，一直积极学习西方的日本早在1911年其文部省便正式允许学校用幻灯机和电影来教学。从1920年起，“教育电影运动”又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在全国展开。1926年，世界上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77国成立了教育电影的国际组织“教育和教学电影的朋友”。
在西方教育电影摄制风潮的影响下，本为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到了1917年也开始兼营电影事业，并且“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首次注意到电影，也是我国自资摄制影片较有规模的开始。”[1]这时仍是“一战”时期，美国乘英、法、德等原踞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皆忙于战事而无暇东顾之机，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潜力的电影大市场来开发，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美国影片，很多美国商人也到中国来拍电影。1917年秋，又一个美国商人来到南京设厂制片，结果却因“不谙国俗民情，所为辄阻，以至片未出而资已折蚀殆尽”。于是美国人就同与之相熟的商务印书馆交际科长谢秉来磋商盘让电影器材，“惟时华人脑筋中，由不知电影为何物，安又肯投巨资以经营此冒险事业者。荏苒多时竟无人过问，美人焦急万状”，谢秉来“乃立电沪上总公司，备述受盘之利益，旋得复电，给予全权办理，乃约期点物议价”。商务印书馆就已不足三千元的代价盘进了“百代旧式骆驼牌摄影机一架，放光机一架，底片若干呎及所有一切生财”[2]。商务印书馆的电影业就在这一次机缘下发展起来，中国自摄教育电影的历史也拉开了帷幕。
1918年，商务印书馆派鲍庆甲赴美实地考察印刷、电影业。在其返国后，该馆便在照相部之外，另行成立活动影戏部，聘请曾任基督教会报刊编辑的陈春生为该部主任。该馆印刷所装订部工友任彭年被调来做陈春生的助手，并改任照相部技工廖恩寿为电影摄影师。之后，商务印书馆影戏部还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指出影片是“通俗教育必须之品”，“与书籍之于学校者，为物虽异，功效无殊”[3]。摄制影片“以裨益社会教育为目的”。[4]在此方针下，他们展开了摄制影片的活动。1919年，美国环球电影公司来华拍摄影片，借用商务印书馆的设备冲洗底片，离华时，作为回报，他们又将碳精灯、摄影器材全部转让给了商务印书馆，进一步充实了商务印书馆的电影事业物质基础。其后，商务印书馆将其影戏部改名为影片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影片部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有较为宽敞明亮的室内摄影棚两间，还有放映室、剪接室、晾片室、显影室、拷贝室，以及相应的电工、布景、木工、道具、化妆间。影片部设有经理、部长、导演及基本演员七人。当时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还向北洋政府请求对其自制的活动影片免税，说其拍摄影片的目的在于“借抵制外来有害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
商务印书馆所摄的影片当时分为五大类：“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且多是短片。其中，他们所摄的教育影片已具雏形。这些教育短片中有介绍某些专门教育事业的如《盲童教育》（1本）、《慈善教育》（2本）、《养真幼稚园》（1本）等；有介绍体育、军事教育的，如《女子体育观》（1本）、《技击大关》（2本）、《陆军训练》（5本）、《东方六大运动会》等；也有介绍科学卫生知识的，如《驱灭蚊蝇》、《养蚕》等；还有介绍国内民胜古迹、人文景观的《长江名胜》、《卢山风景》等。从影片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些“教育片”都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而摄制的。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往往与该馆所出版的教科书相呼应，而且影片的放映，也常常是配合某些演讲、宣传和报告来进行的。如《驱灭蚊蝇》一片，就是记录了南京东南大学附设的昆虫局在当时所创造的一种消灭蚊蝇的方法，专为配合卫生讲演而放映的。再如《盲童教育》，记录了上海的一个盲童学校的情况，并配合盲人记忆表演映出。当时中国人还没有自办的盲童教育，影片记录了一个外国人办的盲童学校。字幕中说：“希望中国人力行此种事业”[5]等。这些最早的教育影片已具备了大致完备的形态，为以后中国教育影片的拍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即除了电影放映以实现对于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直观教育以外，还要辅以书籍等文字教学资料和教员的口头讲明含义以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这种教育电影的使用方式当然也和我国当时的国情有很大关系，因为从社会成员的构成及其素质来看，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是文盲；而市镇人口，包括职工在内，文盲也远远超过识字的人数，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0%，且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为止，高等学校毕业生总共只有21万多人，占总人口的0.039%。[6]要快捷达到普教的作用，教育电影以其人人能懂的形象生动性显然优于文字载体。教育电影这一方面的优势正适应了本期要求教育立见其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急切心态。
但是，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中国于一战结束后再次成为列强的觊觎目标，民族工业走向凋敝，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群体——市民阶层在巨大的冲击下人心惶惶。商务印书馆作为民间资本支撑的企业，在这样的局势下也无法坚持教育影片等非营利、非娱乐影片的拍摄。在其从事电影经营的后期，国产电影业正处于商业娱乐片的滥拍阶段，武侠、艳情、神怪片泛滥。而商务印书馆为商业盈利目的，也开始竞拍一些由没落的文明戏演员所出演的商业娱乐片。并在拍摄了《醉乡遗恨》、《情天劫》两部商业故事片以后，于1926年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改组用意，是董事会考虑到影片部“所制各片，难免有与教育本旨稍忤，另组公司可以免去外界诘责”。[7]而国光公司也只维持了一年，拍摄了《上海花》、《母之心》、《马浪荡》等五部影片后于1927年结束。可见，仅仅依赖力量上先天不足的民营资本，无法使非营利性的、具有公共产业特征的教育电影获得真正有效的推广和长足发展，它更需要一种国家权力的维护。此时的国民党也已注意到了电影的宣教功能，并随着其羽翼渐丰开始了官营教育电影业的创建。同时，教育电影的主要拍摄机构也由商业机构转入了提倡新学的中心——大学。
第二节 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业的建立
国民党对于电影的关注始于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中国电影事业先驱者同时又身为国民党员的黎民伟、黄英等制作了关于这次大会实况的宣传片。后来，国民党还将这部影片“分送国内及南洋各埠放映，此即本党利用电影宣传之事实”。但是，当时的国民党“一方应付万难的环境，一方积极筹谋北伐大计，是以对于电影事业，未暇通盘策划”。直到之后的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国民党黄埔军校的黄埔同学会创设了一个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血花剧社”，“社内并附设电影部分”，并且“商得校长蒋介石先生之同意积极筹划工作”。1926年，国民党挥师北伐，血花剧社电影部分“以其自摄之影片数套，赋予总政治部随军出发，由粤湘鄂赣等省而至南京，军行所至，每晚必放电影，宣传本党主义，以与军民同娱，所得放效甚著。”[8]从当时存留下来的文字记载中可以推想，这些在今天已不复可见的电影作品，已经构成了以后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中“训育片”的雏形；同时，这些电影实践对于后来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业的建立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