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育影片画面拍摄如何达到教育性与娱乐性的结合，怎样去追寻教育影片不同于一般商业影片的独特画面表现，在“中教”的“画面摄写之通则”也有规定，即“1.画面尽量求其美化以吸引观者兴趣；2.画面主要题材宜力求显著，使观者注意力集中不为背景所分散；3.画面内除注意摄写主要题材外，其背景亦宜同时注意配合避免不必要之材料；4.各片摄制时应避免长镜头，取景角度宜多变化，裨增兴趣；5.同类之镜头不宜多见，以免枯燥乏味；6.有关科学知识之影片中应行特写之材料，应从本身各方面摄取画面裨能加强说明。”[131]
教育影片内容的编制也是教育电影制作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中教”因此专门制定了《关于影片内容之编制方法通则说明》。《说明》要求：“1.本场所摄制各片兼采戏剧片与纪录片两种方法编制之；2.各类知能教育片以纪录方式为主，各类行为示范片以戏剧式者为主；3.各类教学片之编制以该科之智识系统与学习顺序为准则；4.各片除特别需要者以外，其情节应避免过于曲折以免学习上发生困难；5.本片之重要题材应尽量发挥以加强观者之印象。”[132]可见，本期的教育影片摄制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拍摄准绳，教育影片拍摄者也注意到了教育影片作为片长400尺的“活动教科书”和常规剧情影片的不同表现方式和制作要求。由此，可以看出本期教育电影的新发展。
出于配合抗战局势的需要，金陵大学本期所拍摄的教育影片也主要限于社会教育影片和作为课堂活动课本的科教影片。前一类的影片包括《童子军》、《国术》、《新县制》等；后一类影片，即用于课堂教育的影片在本期则主要以“工业常识片”居多，包括：《自贡井盐》、《电话制造》、《机械工业》、《钢锌铝》、《防空电厂》、《电机制造》、《拉钢线》、《长寿水力发电》等。这些教育影片主要立足于介绍基础工业的生产程序和原理。考虑到抗战相持阶段，国统区周围的交通几乎被日军切断的情况，这些影片的拍摄就显出了必要性，即既通过影片的讲解培训了国统区发展能源基础工业以支持抗战所急需的人才，也通过对川内丰富资源的展示，对其开采前景的光明性的允诺，以实现安定军心民心的重要意识形态宣教作用。如《自贡井盐》就通过对自贡地区蕴含丰富井盐的开采过程及其产量、质量的展示，暗含性地传递了重要基础工业的采盐业在国统区内的蓬勃发展，虽然海盐运输渠道被切断，但国统区仍然在食盐和工业用盐方面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等含义。由于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国统区同美国之间的电影制作材料的运输通道也被切断，金陵大学本期的教育电影制作也深受影响，在其教学活动中运用较多的还是从英美等盟国输入的外国教育电影，并在其专业刊物《电影与播音》中对这些影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通过这些当时的介绍，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作为世界上产量多、为中国教育电影界师法的欧美教育影片（尤其是美国教育电影）的内容及形式，以及当时中国教育界对其的评价。以下当时对美国教育电影的介绍和述评。
佳片介绍[133]
《现代塑型物》
钱宝钧
《现代塑型物》（Modern Plastics）是一部柯达天然彩色片，有声，十六毫米，放映时间三十分钟，美国塑型物会出品。片中描写塑型物之种种制造法及用途，彩色颇为鲜艳。三四月间在蓉公演多次，现已运渝由金大电影部继续放演，承金大化工系教授塑型物专家钱宝钧教授将内容记述解释如下，为该片最佳之参考。用特致谢。——编者识凡是一种物体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捏成我们所要做成的形状，随后又能保持那种形状的，都称作可塑物体，或塑型物。譬如半湿的泥土，便是这样一种东西，因为我们可将湿泥捏成一双碟子或一双茶杯，干后便成一种定形的器皿；不过泥土不是一种理想的塑型物，因为泥作的东西，一经水淋，便又变为一团泥浆了。
现代的塑型物，是科学的产品！是化学工业的奇迹！它是无数科学家苦心研究，勤力改进和巧妙运用的结晶！
一般可塑物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叫做热塑性（Thermoplastics）塑型物，第二类叫做热凝性（Thermosettseg）塑型物。前者遇热则转化而有可塑性，冷则固结，如是可重复若干次，这种热则软冷则固的性质，始终保持不变，最常见的赛璐珞（Celuloed）便属于这一类。后者在强热及压力之下，始则软化，继即凝固而成定形，以后虽再加热，不能再使形状改变，电木（Bakelice）便是一种具有热凝性的塑型物。
资格最老而用途仍很广的塑型物，当推赛璐珞。它的制法是将棉花或木柴纤维加上硫酸和硝酸的混合液，使成硝化纤维素，然后再加酒精，樟脑，颜料等在一捏合器中，反覆搅拌，最后取出，碾压成块，切成薄片；其他管子条棒等形状，亦可用压出法获得。含樟脑量较少的赛璐珞，如作成溶液，展为薄片，便是电影片及照像片的片基。如用醋酸纤维素来代替硝化纤维素，则所得产品便不易燃烧，十六毫米影片的片基便是这种材料制作的。再有两层玻璃中黏着一层赛璐珞薄片，便成安全玻璃；这种玻璃虽被震碎，而破片不致飞逸，最适宜于汽车玻璃等用途。……
《〈动的几何学〉佳片介绍》[134]
杨大伟
（美国New Haven’Connecticut）出品，我们如何能学习几何学，而它又如何能影响我们？时代青年们，这里有几个问题要你们来解决，可是你们能确切答复吗？你们会看见：六角形的蜂房，圆柱形的储油池，高插云霄的高楼，浆在急流中造成的平行线，衣饰上对称的花纹，一个悬桥，以及海陆空各种运输情形。无不存在着丰富之几何意义。虽然好像是枯燥无味的几何，可是它若能用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岂不是更有趣吗？
动的几何学这一部片子把几何学从静的呆板的状态中加入了动的表现，使几何学能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
本片为十六毫米有声影片，全一本。
2.本期的理论建设
本期的教育电影理论同抗战这一非常时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对战争本身的思考、对战争与历史进程、与文化命运、与艺术发展等关系的审视、对战争与电影生存状态的深入关注，都渗透在本期有关教育电影的理论表述中。教育电影所涉及的理论论著，此期共有4部。徐公美在其出版于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的《非常时期的教育电影》一书中就着重谈到了：这一非常时期中，教育与国防的关系，并规定了此期教育电影的取材范围。他还颇有见地地提到要限制以好莱坞为主的国外商业影片对我国的倾销。在1938年5月出版的陈有兰编的《电影教育论》中包含了电影教育、电影在教育上的效能、各国电影教育概观、我国电影教育运动鸟瞰、教育电影的设备、法纪教学法、电影教育研究的资料等八个方面的内容。1942年9月，《电影教育》由福建省政府教育厅出版，该书分为教育电影发展史、理论根据、施行方针和原则、辅助教具的运用等四章。第四本理论著作则为1940年1月出版的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的《电化教育》一书，全书分为五章，涉及当时电化教育状况、电影主要机械使用与管理法、电化教育实施法、国内重要教育影片目录等内容。
此外，此期还出现了不少涉及教育电影理论的重要文章。王平陵就著有《战时教育电影的编制与放映》一文，谈到了教育电影的重要性、教育电影的内容、教育电影的编制、教育电影的放映等四方面的内容。杨邨人的《农村影片的制作问题》一文涉及到如何制作适合农民观看的教育电影这一问题。而1940年，重庆《中国电影》创刊号上所发表的《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一文作为对1940年那次关于“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的会议记录和总结，也是一篇重要的电影理论文献。这次座谈会上，孙师毅、史东山、刘念渠、宋之的、罗静予等46位电影界知名人士就抗战电影的创作、发行放映、生产技术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在他们的讨论中，也涉及到了教育电影的问题。
抗战作为一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持久战，国家的力量及作用被大大地凸显出来，正如李泽厚谈到的“救亡”主题成为此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关于中国电影路线”的讨论中，人们就“我们电影国策的准绳应该是达到训育感发大众为目的，使他们担当复兴国家民族的任务，帮助我们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的进步”[135]这一观点，达成共识。王平陵在《战时教育电影的编制与放映》一文中谈到教育电影的重要性时，也提出：“电影上所拍摄的一切，暗示力量强，而尤易引起群众的模仿心；我们要把群众的本能、情绪、发展的倾向，统治于一个理想或一个主义之下，铸造崇高的国民性，形成伟大的民族性的范型，只有积极提倡社会教育，充分利用教育影片作为施教的工具”[136]。教育电影的功能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拍摄教育电影也得到了全社会的首肯。同时，本期的教育电影理论也开始关注中国一个重要的群体——农民。姜赠璜的下列文章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当时教育电影界对于电影对教育农民、实现抗战建国目标的作用的推崇。
电影到农村去 电影不歧视文盲电影能复兴农村
姜赠璜
“农业”在平时，协助国防工业的建设，在战时安定军民生活的基础，农村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人民生活的源泉。……从各方面去观察，我们可得到一个农村病征的缩影，这个缩影分为三点：贫愚弱。为了中国农民的贫愚弱，所以极难在短期间给予充分的教育，使之动员，农民为生活劳碌终日，又何能谈及复兴农村？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对农民发生强烈刺激并能使农民易于接收而消化的教育方式，放映电影虽文盲也能看懂，没有学校，在空坝上也可公映，医药接济不充分，我们用电影教导农民如何防疾病，老百姓无钱上学，放电影一次便可使数千以至一两万人受教，过去我国的电影院都集中在大城市，农村的老百姓做梦都没有看过电影，不过幸喜那般电影许多是伤风败俗，与农村无补，今后我们要把它改良为生产的，指导卫生的，增进常识的好电影，大量的送到农村去。
同时，抗战时的教育电影理论建设也是对苏联模式的一次借鉴。教育电影理论家在论述其教育电影的典范时，几乎都是拿苏联作例子。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深受苏联的影响，国民政府的教育电影也同样借鉴了苏联的方式。在重庆抗战时期所发行的《中苏文化》杂志上，就有很多相关文章。这些文章都几乎提到：“现代各国最能利用电影施教的国家，是苏联和意大利”，因为苏联正是由国家以国力保证教育电影业的发展——“政府……召集学校教师授予关于放映的尝试，使能执行放映教育片的任务，并在全国师范学校中，专设‘电影科学’的学程，使能把教育影片作施教时的相辅的工具。”[137]
此外，本期的教育电影理论同其他方面的理论、科技研究一样都体现出了对实用性的关注。王平陵的《战时教育电影的编制与放映》一文，就很有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再纠缠于对广义或是狭义的教育电影定义的判定，而是用大量篇幅来谈“拿什么教育群众”。文中指出：“中国文盲之多，是有着无数原因造成的，绝不是最短时间所能完全扫除”，而“中国的群众心理，又都要求‘立见速效’，他们不耐烦作遥远的期待。……我们把握着这一个铁一般的原则，就应该利用这一个原则，进行我们教育群众的方法”。由此，作者得出结论：“与其为普及识字运动，规定一笔庞大的经费，不如从其中取出一部分经费来，对准民众所需要的方向，以及他们对己、对人、对国家、对社会所应该表现的态度，并就其职业上必须学习的技能，必须了解的经验和常识……制成各种电影短片，在民众之前，一面放映，一面讲解，他们自能在娱乐中，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教育的实惠。”[138]教育电影的功能体现为在思想上对一般群众的控制；同时对他们进行技能的传输以服务于国民党“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而精神上的感召则被认为是教育电影更为重要的功能。这一点上，与滥觞期教育电影理论和实践中强调的教育电影对一般大众的知识“启蒙”作用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