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纪
一
人们常将历史比作遗产，而所谓遗产，就是前人创造出来并留给后人的财富，由此推论，我们就有理由将历史视同为财富，既然是财富，任何理性的人都没有轻视和丢弃它的道理。所以，有关历史的学问从古至今都是学术领域的大宗，中国的电影学术研究同样概莫能外。
中国电影史学和其他大多数专门史学门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仅起于20世纪的初叶。而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世纪之一，因了这危及民族存亡的剧烈动荡，导致中国电影事业也在1949年前不到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经历了数次创作与产业中心的转移。由此，就导致了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材料散落于华夏大地的多处地方。不把这些散落的史料发掘整理出来，就不能完成中国电影发展过程的完整叙述。
当今国人，大多不知道重庆市北郊的嘉陵江边有一座名叫北碚的小镇；不知道这个历史并不悠长，却又极具历史意味的小镇，因为一位名叫卢作孚的社会改革家悲壮而艰辛的社会改革实验，而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扮演过很不平凡的角色；更不知道这座青山环抱、碧水曲绕、玲珑剔透的小镇上有一家北碚图书馆，这家不大的图书馆竟然收藏了比全国任何一家图书馆都齐全的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章杂志。大量的历史文献保存了20世纪初期大量的历史信息，读懂中国，离不开这些历史信息。
西南大学就坐落在北碚，距北碚图书馆仅一箭之遥。北碚图书馆为西南大学广义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料条件。正是依托这一条件，西南大学文学院电影学学科于上世纪末期，启动了因种种原因尘封多年而又不该被遮掩和丢弃的中国电影史上某些专门领域的研究，比如，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过程的研究、早期中国教育电影发展过程的研究、抗战时期陪都电影产业运作各个侧面的研究等等。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小的丛书，就是这一研究工作近十年来的部分阶段性成果。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史学科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禁区，不能研究，更不能言说。殊不知，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过去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某种意志的安排，它只能依循历史自身的逻辑，该存在的就存在过，该发生的就发生了，而不会顾及后世的人们是喜欢还是厌恶，由此，才形成环环相扣的历史发展链条。历史学就是对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原貌，致使其不得不发生的历史动因，以及其所导致的种种历史后果等等，做出梳理、叙述和说明，使之最终成为后世人们的“资治通鉴”。如果从相反的角度去认识和要求历史学，将历史当做可以随意取舍的自选货架，那么，由此产生的后果就必然是我们精神世界的营养不良。先贤早就告诫过，历史不是随意打扮的姑娘。敬畏历史、善待历史，历史老人就会赐予我们智慧和力量，反之，历史老人就会对我们施加无情的惩罚。这个道理，我们已经深深地领教过了。
同20世纪全球所有大国一样，电影是一个覆盖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宏大文化现象，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其本身既是上述一切交互作用和博弈的复杂产物，又是构成这一进程五色斑斓的浓墨重彩，可以说，没有电影史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叙述将是不完全和不科学的历史叙述。然而，多年来，我们对中国电影发展这一宏大文化现象的叙述和把握，却长期停留在一个比较粗疏的层面上，大量重要的历史细节还尘封在历史的角落，从而导致我们对电影史上的诸多历史事件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电影史叙述的链条时常发生断裂。
《民国电影专史丛书》充分利用北碚图书馆收藏的历史资料，或钩沉、或探微，意在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发生在电影领域内的种种前人所未发的史实，予以爬梳和整理，以期达到对历史叙述补缺接断的目的。
二
高等教育发展之快，的确是出人意料。十多年前还是稀缺资源的硕士生、博士生，到如今已经多得如过江之鲫。人才多自然是好事，可是多过了头，却又未必让人省心，别的不说，单是每人三年后必须完成的那篇学位论文的选题，就让人伤透脑筋。曾经为外校审读学位论文，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同时收到不同学校送来的论文，却选了相似甚至相同的题目，仅以日本导演岩井俊二为题的硕士论文，我就看过不下三篇，而且结构都基本一样，不外开篇就是生平简介，接着是作品分析，然后草草地缀上一个结论。单以这相同的结构而论，哪能指望它能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岂能不“千部一腔”？从行文不难看出，作者恐怕甚至连平假名、片假名也未必认得全，对日本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了解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似这般隔山打虎，却连虎毛都没摸着，不过一场纯粹的学术表演罢了。这样的学位论文做得再多，又有何益？只怕是空耗了纳税人的血汗和学生的青春吧。
1999年初秋，杨燕和彭骄雪二人开始在我这里攻读硕士学位。那时，我已经预感到两年后她们的硕士论文开题时，将会面临无题可选的困境，所以，刚进校不久，我就向她们提出论文选题的问题。我说，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好走，但没风景可看；一条崎岖，但有无限风光。她们都愿意选择后者。于是，我就把她们带到北碚图书馆。我说，从现在起你们就一头钻进去，三年以后，你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某一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两年以后，当她们向我报告各自的论文选题时，看着她们整理出来的十多万字的历史资料，我已经无以置喙了。
其间，她们不但确定了各自的研究方向，而且发现，要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仅靠北碚图书馆的史料还远远不够，于是，又钻进了重庆图书馆、重庆档案馆，甚至远赴上海、南京。为了抄档案，2001年暑假期间，杨燕甚至动员现役军官的丈夫小徐，和自己一起在南京泡了整整一个月。我在这里用了一个“泡”字，自以为用得传神，因为，当时南京档案馆没有空调，坐在查阅室里翻找和抄写故纸，人可就真的是泡在汗水之中了。
因为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字数为3万至5万，所以，两人三年中收集整理的史料，在她们的学位论文中都只用上了一小部分。尽管如此，当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教授来主持论文答辩的时候，依然给了很高的评价，同时鼓励她们，毕业后不要放弃，继续做下去，做成了，就为中国电影史的叙述填补了两块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