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深邃的传播者、管理者不会单一地倾心于叙述直接、显性话语权力的神话，因为那局限性、易碎性、个体性、飘游性，极容易造成话语权力的泛滥、流失、杂沓、无度。这一话语权力不能包罗万象、无所不能，它必须同间接、隐性话语权力共存互补、相得益彰。
有一段时间，直接、显性话语权力受到欢迎，是受众求新心态的正常反应。随着受众需求水准的不断提高，求深、求精的愿望便日益强烈，不再只满足于“新”“异”的形式、情态了。
传播的内容远远重于形式。传播内容的日新月异，信息的真实、准确、密集、迅捷，当然要有相应的形式，这形式还会对内容加以有力的观照和深化的驱动。但总不能因形式的变革而使传播内容削足适履，让受众“买椟还珠”，反而得不偿失。
片面、孤立、静止地认识事物，无疑是形而上学观。“一刀切”、“一阵风”、“齐步走”，是社会进步、事业有成的大忌。把间接、隐性话语权力看做陈旧、过时的东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是郑重的、严肃的传播者应有的态度。欧美和港台的有识之士，也没有这种偏激的认识和武断的理论。
五
无论是直接、显性的话语权力，还是间接、隐性的话语权力，抑或是二者之间无限的各样权力，都是创作主体在不同语境中，根据不同的创作材料而主动调控才得以实施和运行的，以其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样态，拓开了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可容性空间，展现了创作主体有声语言丰富多彩的可感世界，涌出了一批个性鲜明、融通共性、风格成熟、富于魅力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他们可以同国外、域外的“明星”们媲美，毫不逊色。他们的话语更显优长，更加引人入胜。
“远学欧美，近学港台”论者，一再推崇这些地方的明星，主要是仰慕他们的话语权力“自主”、“自由”，似乎已经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但至今未见其充足论据。我们自己，真应该警惕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心态、传播观念的腐蚀。中华民族历来都敞开胸襟，迎接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思想、先进经验，但也会拒绝一切民族虚无主义的奴性和国粹主义的自恋。我们的话语权力内涵蕴藏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无限生机，没有理由鄙薄它、蔑视它。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创作主体的话语权力是一种艺术表达权，同创作主体的美学理想、审美感受紧密相连。在当前的文化态势中，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在泛滥，一个“削平艺术”、“放逐崇高”的“汉语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有些广播电视节目，特别是娱乐、游戏节目，竟毫无顾忌地设置宿命论的魔圈，诱人进入“幸运”的迷宫，还明目张胆地手持拜金主义的魔棒，令人步入“现钞”的窠臼。他们用尽花言巧语，编织欢歌笑语，把快餐文化大量化，把大众文化低俗化，以取得“经济效益”而傲世，以占有“市场份额”而自赏。当人们一旦奖券在握的时候，“艰苦奋斗”的理念便会被冷落；而当人们一时捧腹大笑之后，仍要回到勤俭持家的现实生活，本想享受消费文化的自己，却已经被他人消费。这时，制造无信息、无知识、无美感的“三无世界”的策划者，却在欲壑难填的又一个胜利中，怡然自得地享用着新的猎物。因为这类节目的主持人的话语权力是由他们给予的，一再提出“忘掉基本功，仿效港台腔”的要求，否则就严加训练，直至符合他们心目中的话语为止。祖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主流文化的正确导向，人民群众的人文精神，话语权力的艺术规格，一概置诸脑后，究竟谁为谁服务，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拥有话语权力的有声语言创作主体，应该十分珍惜自己的话语权力，用以坚持和提升话语的文化品位、艺术含量，而不要随波逐流。管理者更要以大局为重，成为正确舆论导向的真正把关人、守门人。
让我们的广播电视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实力，向新世纪的新高峰阔步前进！
话语心态简论
所谓心态，是指心理活动的某种特定状态。在广播电视传播中，“话语”的意思首先是指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有声语言，当然也包括记者、嘉宾和受众在现场的说话。我们这里说的话语心态，仅指前者，后者可作参考。
话语心态，就是说话时的心理状态，既有内心的活动，又有外部的表现；内与外相辅相成、外与内互补互动。虽然同个体人的心理素质、心理定势、价值取向、语言功力有关，但是具体生成还是取决于当时的心境和语境。而这存在着相当复杂的情况，需要进行仔细分析。
一
话语的根本属性是人文性。一方面，它是社会现象，全社会都可以明白使用；另一方面，它是口耳之学，说和听都要遵守一定的规范。话语，应该是话语主体人文精神的音声化，既不应该夸大为对整个世界的包容，也不应该缩减为对个体人心理的揭示。因此，话语归根结底表明了个人对社会的关怀，是社会个体对社会群体的呼唤和期待。其中的个人陈述，肯定有宏大叙事，只不过积淀着细微的自我价值内省，这样话语的内涵就显出了它的社会功利性。
话语的本体功能是交际性。从人类总体说，话语的实践性是一个核心命题。实践产生话语、丰富话语，话语促进实践、升华实践。从人际关系说，话语的通达性是一个时空命题。失去了实践，话语便无法传承；限制了通达，话语便只有萎缩。
话语的主体作用是创造性。语言是人类的创造，文字、语音、词汇、语法，无一不是人类心血的结晶。那么，话语的运用，更是一种创造，是话语主体处于一定的时空，在交往实践中，对语言材料的加工制作，并形成此时此地的词语序列，而这是彼时彼地的词语序列所不能仿造、模拟的。正是“这一句”，才是主体自己的东西，才是既是说者又是听者的真话。
从以上简单分析中不难了解，话语心态的正确获得决非易事，不能不慎重对待。
二
话语心态的正确获得，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话语主体的传播意识。传播先从人际之间开始，“一传十，十传百”就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是，人际传播大抵是个体对个体的联系，注重个体愿望和需要的满足，对环境和氛围的关注极少，其中的私人话语、个人隐私往往构成主要内容，那种“隔墙有耳”的警觉和“不可与外人道”的心照不宣，是双方不成文的默契。当传播进入“大众媒体”的樊篱以后，传播主体就失去了作为个体的自由，必须摒弃私人话语的无度，必须树立面对大众的责任意识。由此决定了话语主体的行为规范、语言定位。
第二，话语主体的权力意识。话语主体身在大众传播过程的显性环节之中，他的话语成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之所以能够进行话语创作，是因为被赋予了这种权力。话语权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的，只有那些具备了话语能力、善于传播的人，才可以走上这个岗位，行使这种权力。话语权力当然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信口雌黄。社会和传媒实施自身的控制系统，造就话语主体的规范和指向，要求话语权力的适度和有序，使话语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达到良性运行目标。“权力”在具体的逻辑起点上行使，既有明确的范围，又有生命的活力，完全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三，话语主体的精品意识。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受众，必须甘于寂寞，全心投入，调动全部积累，集中群体智慧，对每一个节目费心血、花气力，从内容的精到、形式的精美，到制作的精致、表现的精详，特别是语言的精妙，都显示出理念的新鲜、思路的新颖。落实到传播过程中，不论是节目的品位，还是时代的氛围，总会给人以美感享受。那话语的艺术魅力，应该达到“悦耳动听、百听不烦”。话语的美学追求虽然是无止境的，但那每一次的实践都会是一个阶梯，究竟是步步高升，还是次次下滑，就看话语中的每个“这一句”处理得如何，特别是重点和难点。有时，某个微小闪失，竟会带来巨大误导，正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四，话语主体的效益意识。广播电视进入市场环境，话语主体面对行业管理和商品交换的双重压力。究竟怎样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这直接关系着话语主体的心态动向，甚至会决定现实的思路和具体的词句。如果我们坚持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那就会使心态平衡，否则很可能走向飘忽不定的状况，或许不由自主地成为金钱的奴隶。“道德”理应提升，决不应被“放逐”。实际上，这是一种道德自律、思想自觉，任何时候都不可置诸脑后，放任自流。
第五，话语主体的群体意识。话语主体在任何一个岗位，总是属于某个群体的一员，不可能以个体生产方式进行节目制作。有人以为个体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形态，那是缺乏基本常识的，反映了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和心态。广播电视生产节目，是一个系统工程，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分工明确、缺一不可。因此，话语主体只是担负着直接面对受众进行话语传播的任务，其他方面由另外的工序完成，最后是优势互补、各显其能。群体中的个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同心同德之志，这样，人人获得良好的心态，个个心情舒畅，群策群力，形成合力才能把节目制作得更好。
第六，话语主体的自我意识。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至今还处于模糊阶段，未知领域极多。传播中的话语主体，专心驾驭话语进程，难于反观自我，这时的所谓自我意识尤显混沌。但是，作为话语创作者，又不能完全忽略对自我的感知。一方面，必须注意筋肉感觉的变化，以调整体态；另一方面，必须控制思想感情的走向，以把握主次。这种自我意识一般处于“退隐状态”，并不时时呈现，而是时隐时现。实践经验越丰富，传播意识越稳定，自我意识越能发挥警示作用，或提醒，或警告，或强化，或淡化，成为话语主体的某种“内驱力”。如果自我意识成了干扰，那就需要迅速排除，并加强日常的训练，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上各点，只是基础，却不可轻视。
三
在传播过程中，话语心态如何，应该是成败攸关的问题。
这时，话语主体要在两个方面同时作战：
一方面，坚持稳定性。积极是稳定的基础。明确的传播观念、热切的人文关怀、诚挚的播讲愿望、坚定的交往信念，营造了“非说不可”的在场氛围。这是话语主体的主动性表现，成为话语心态的整体状况，贯穿了传播的始终。
另一方面，把握变通性。自如是变通的基础。深刻地理解内容、具体地感受情境、灵动地落实语气、实在地进行交流，形成了“有动于衷”的当下语域。这是话语主体创造性的表现，成为话语心态的细微景观，从而造就了动态的语流。
这两方面是互相补充、相互强化的。只有稳定性，就会僵硬呆板；只有变通性，便会轻浮浅薄。当然，稳定性寓于变通性之中，变通性基于稳定性之上，不可偏废，不能自流。
现在，话语心态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是因为存在误区。
其一，认为综合素质是决定因素，以综合素质取代传播素质。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人都需要综合素质，关键是在什么岗位，岗位素质才是核心，才能决定社会人的权力、行为。综合素质的泛化，肯定会导致观念模糊、指归混乱。话语心态离开了传播素质的内涵，便无从着力，更无法规范。理论强、思维快、知识多、趣味广是好事，只能说有了基础，但不一定善于传播。只有在传播上具备了应有素质，才谈得上其他素质的增强和提高。综合素质高的人，有广泛的适应性，但是还要具备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否则行之不远就会夭折的。
其二，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在话筒前、镜头前积极自如地说话，不会紧张，这是一种无知，是一种误解。话语主体的传播心态，既靠天赋又需养成，特别是正确的观念和深入的实践，对心态的影响很大。不管什么人，开始面对话筒时总会心情紧张，有的人甚至紧张到手脚冰凉、脑子里一片空白的程度。面对镜头时，灯光一亮，更会紧张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以致无所措手足。就是老播音员，也避免不了类似的现象发生。没有话筒前、镜头前的经验积累，只凭想象，恐怕不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心态问题。
话语心态，应是一种主客体的化合。从主观上说，刘勰的话可以一言以蔽之：“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文心雕龙·神思》)意即：精神活动由“志”与“气”来统辖，大千世界通过“耳”与“目”来观察，运用语言是关键，因此必须注意精神集中。从客观上说，苏轼的话可以一言以蔽之：“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可以理解为：外界对我们的刺激是巨大的，我们应该去适应、去反映，而不能拒绝和排斥。主客体的化合，成于内而形于外，便会融会于语言中，使我们的语言充满生命活力，符合时代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