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主体和创作依据的矛盾，是播音的主要矛盾，是播音员概念的辩证本质。不论那语言内容的词语系列是在文字稿件上还是在腹稿中，都必须外化为声音形式，即“形之于声”。“简单地念字出声”的认识阶段早已过去，现在，词语系列一旦要“形之于声”，就必须深入考虑层次、主题、背景、目的、重点、基调，就必须加强逻辑感受、形象感受、具体感受、整体感受，就必须获得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从而使思想感情处于运动状态，在“有感而发”、“有动于衷”、“有的放矢”的创作状态中，运用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表达技巧，沿着正确的创作道路，提高“以事省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创作过程，哪一个环节、哪一个局部出现了偏差，都会造成全局性、整体性的失利。这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播音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创作主体的素质与修养至关重要的原因。
当前，广播电视改革大潮中，多样性成为主流，这是合乎时代和社会潮流的，也在满足着受众的多样化需求。但是，改革的深化，正呼唤着多品位的合理建构。高雅品位、平实品位和通俗品位，理应得到各自的位置，并向着各自的优良档次提升。在这方面，播音创作也不应例外，且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如果说，反映大千世界时，语言主要通过词语系列——遣词造句、布局谋篇，那么，这词语系列表现为多种组合：不同文体、语体，不同语法结构、修辞色彩，不同特色、风格，不同思想、感情，不同表达方式、接受心态……因此，声音状况的变化，就必须采取不同的样态。既不应南辕北辙，又不应削足适履，更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走进固定腔调的胡同里去。
我们不必罗列各种色彩纷呈的语言样态，也不必详细论述语言内容和声音形式的诸条规律，这里，仅就所谓“书面语活动的产品”与“言语”即一般人所指的口语的问题简要说明一下。
语言，自有文字以来，就出现了两种形态，就是书面语和口语，后来逐渐分野，造成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再后来，这分野又逐渐融合，不那么分明了，虽然并未消失，汉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不管是书面语言、书面语，还是口头语言、口语，用语言学的新概念说，都是“言语”，完全不应该认为，只有口头语言、口语才是“言语”。大体说来，书面语言讲究词语系列的严密、精当，口头语言一般不那么严密、精当，因此，在声音形式上就表现为“诵读”同“讲说”的语感差异。
首先要指出：“诵读”与“讲说”都是有声语言，都是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表达样式。作为语言的发出者、驾驭者，不论诵读还是讲说，都应该遵从“思维反应律”和“词语感受律”等等。通俗点儿说，播音员(主持人)在话筒前(镜头前)，有时诵读，有时讲说，都是创作主体的语言行为，都是在进行广义的“说话”。
重要的是，不应该认定：凡有稿件时就都是诵读，凡没有稿件时就都是讲说。因为那稿件存在着千差万别，有的书面语言多，有的口头语言多。书面语言多的稿件，诵读比较合适；口头语言多的，讲说比较合适。又因为虽然没有稿件，有人经常使用书面语言，有人经常使用口头语言，也要显现出诵读和讲说的差异，这差异，有时是一篇、一段，有时是几句、一句，不会完全泾渭分明。
更重要的是，不应该认定：不论有稿还是无稿，都要“说”。如果是指“说话”的感觉，还有一定道理，如果是否定诵读，全部采用讲说的表达样式，那就以偏概全了。在书面语言充分，词语系列严密、精当的情况下，“讲说”的心态与样式，往往不能准确、贴切地表达，而且容易失去语言的内涵与魅力，显得直白与浅显。特别是汉语(主要指普通话)乐音成分突出，具有声调的升降、语流音变、节奏韵律等优美的品格，讲说的样式远不如诵读的样式容易使人产生审美愉悦。时代氛围只能将诵读推向更广、更深、更美的境界，而不会让人们将诵读纳入讲说的范畴，把真正的诵读样式仅仅留在历史的上一页里。
严格地说，讲说也好，诵读也好，其他样式也好，都是，也只能是思维反应、词语系列、词语感受等等的必然显露，绝不是纯理性的强加、任意性的外贴。这正是内容和形式、理解和表达的统一过程。如果不管词语系列的内涵及其具体组合，只管创作主体的意愿，“我要讲说”、“我要诵读”之类，常常成为勉强拼合的两张皮，令人听来不自然、不和谐。因此，我们特别强调播音创作主体的捕捉力、反应力、理解力、感受力、鉴赏力、表现力、调控力、整合力。在语言中，形式主义只意味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岂有它哉！
三
广播电视传播中，有声语言或为主干，或为主线，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之所以反复阐述由语言功力到语言魅力的创作基础、创作过程和创作效果，不是抱残守缺，也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考虑到、把握住了这一根本点。
广播电视传播中的有声语言，不能容忍松散懈怠、敷衍塞责、啰啰唆唆、马马虎虎。我们只有向广大受众奉献更好的精神食粮的义务，而没有通过广播电视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的权利。有声语言，在日常生活中有其自然形态，在大众传播中有其传播形态，二者同为语言，却必须分出文野、高下。同为语言，遵循着语言的普遍规律；分出文野、高下，才表明独有的使命、重要的责任、审美的价值、精品的意识。照搬自然形态，混淆传播形态与自然形态，是无视使命、放弃责任、曲解价值、平庸意识的体现，或者是对功力不足、哗众取宠的“捷径”的认同。所谓“言语”、“生活”、“自然”等，是向生活语言汲取精华，还是向自然形态靠拢？这是认识和实践中的分水岭，是提高或降低语言质量的关键。
还以“讲说”和“诵读”的表达样式来说吧，在共性中的个性差异上，表现为：
其一：词语系列有别。“拜金主义要不得”和“别往钱眼儿里钻”；“低头思故乡”和“一下子想起老家来”，意思差不多，可是声音上的变化却不一样，因而造成了不同的语感。
其二：声音幅度有别。大体上指声音在高低走向上的大小，即讲说时高低变化在自如声区中、下部，起伏不太明显；诵读时高低变化在自如声区中部有时稍偏上，起伏较明显，有的，起伏较大。
其三：唇舌力度有别。大体上指吐字在控制强弱上的松紧，即讲说时控制力较弱，唇舌较松；诵读时控制力较强，唇舌较紧，特别是点睛之处、提纲挈领之点，应该从语气中带出，使人留下清晰的印象。这里，强弱松紧并不与声音的轻重高低同义，也就是说，控制力强弱、松紧及其变化，不必同声音的轻重高低一一对应。
其四：语流密度有别。大体上指在语流中词与词、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之间，有的疏松，有的紧密。讲说时，密度较大，诵读时，密度较小。密度大时，有些词语可以一带而过，显得比较模糊；密度小时，有些词语必须拉开荡起，显得韵味深长。这中间，模糊并不含混，拉开不应做作。
这四点，是互为映照、相互融合的，不是互不关联、对立割裂的。这四点，完全以内容为灵魂，以声音为经络，形成声情并茂、神形兼备的语言，并产生内涵丰富、深刻，魅力巨大、独特的播音创作成品。
当前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不会诵读，连纯粹意识的沟通都做不到，念不成句，诵不出味儿，有字无句，有词无章。
一是不会讲说，连日常的说话都达不到，字字用力，句句摆平，刻板，生硬，紧张。
这两种情况都是语言功力不足的表现。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严格训练，需要日积月累深入体味。任何“一蹴而就”、“唾手可得”的幻想，在实践中定会碰壁。
有一种理论，说播音员是诵读，主持人是讲说，并认定这是“原则区别”。稍有广播电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广播建立以后，许多播音员都在话筒前进行过“讲说”，包括没有文字稿件的讲话，那时，他们是主持人么？现在，有些节目不叫“主持人节目”，但也有讲说，包括没有文字稿件的讲说；而大量的主持人节目中，主持人既讲说，也诵读，并不单纯地“言语”。这“原则区别”又从何谈起呢？这样去“区别”无异于一种限定，即一部分人，一部分节目搞诵读，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节目搞讲说，画地为牢，不许越雷池一步，这有利于节目多样化、有利于节目质量提高么？对广播电视改革是促进呢，还是“会产生消极影响”呢？
说到底，语言的多样化，犹如服装的多样化，必须讲求内在和外在的和谐统一。要追求格调与风度，但却不可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非驴非马，只是怪胎；存驴杀马，竟是屠夫的偏见，却不能为多样化增添光彩。
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因为那是银样蜡枪头，我们却不反对形式，还要讲究形式美。蕴含深厚功力的有声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情真、意明、音美，这正是它的魅力。虚假、含混、粗糙，则连原始生命力都丧失了，怎能有魅力呢？通俗既不与庸俗同行，更不与粗俗结伴。追求雅俗共赏，绝非等而下之、弃雅从“俗”。
四
有声语言的声音变化，必须同内容、语意、语境、思想感情、词语系列、表达技巧、个人条件达到尽可能完美的统一。无论从一生创作历程看，还是从一次创作过程看，同一是相对的，差异是绝对的，最完美时也有不足，不完美中也有优点。但是，最致命的缺点却是一成不变、以不变应万变的固定腔调。
有声语言的固定腔调，省时、省心、省力，但令人生厌，是语言生命力窒息的原因之一，是语言表达惰性的表现之一。如报道新闻的“八股腔”、配片的拖腔、体育解说的高腔。主持人节目，也有不少固定腔调，如快腔——说话似放机关枪，字词连滚带爬，气憋声噎；媚腔——嗲声嘎调，轻浮飘忽，忽高忽低；软腔——低声下气，小声小气，轻声细语；艮腔——生硬吃力，声浊力拙，砸字夯音，跑调冒高；土腔——土腔土调，土词土味儿，字歪音扭，粗放失控。如此种种。
固定腔调的特点大约有：
语意不清：听来无主次，抓不住重点，不管何种词语系列，都顺口流出，一种语势，一种声调；
感受不深：各种人、事、物、景，不加区别，感受似有似无，不具体，不深刻；
感情不真：思想感情处于平静冷漠的状态，无动于衷，泰山崩于前而心不在焉；
语势不变：句首同一起点，句腹同一态势，句尾同一落点，毫无变化，毫无二致，长短句、单复句，一概纳入单一语势框架；
声音不实：用声不扎实，轻重虚实都没有实际依据，如无根浮萍、断线风筝；
状态不活：自始至终一种状态，缺乏机动灵活的松紧控纵，显得僵硬不自如，呆板不积极。
这六点是一般固定腔调的共性，各样固定腔调的自身也有模式可感。
那么，认识了、感觉到了、分析出来了，究竟怎样去克服呢？
首先要有紧迫感。固定腔调形成后，改变它是不容易的。固定腔调是一种语言定势，由相应的心理定势而产生，由一定的习惯表达而呈现。因此，在播音过程中十分顺口，驾轻就熟，改变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慢慢来！”往往成为一种现成的借口，结果是失去具体的努力、精细的探索，麻木不仁或自得其乐，长期不得解决。这就需要加重紧迫感，在每一次创作中花气力。
其次，要找到突破口，不贪多求全，而是着眼于重点，着手于细节，打破“固定”之处。如：一句开头常常扬起，然后依次下滑，形成下山类语势，就抓句首的起点；一句结尾常常降到同样落点，或者拖长，或者干顿，就抓句尾收音……从心态到用声，尽量根据词语系列的具体要求，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力求变化语势，并反复进行比较。于是突破一点，以点带面，达到整体调节。
再次，提升审美水平，剔除对怪异朦胧语调的偏爱，建构正确的审美理想，在增强鉴赏力的同时，提高表现力。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参差不齐，有的貌似“新颖”，有的自诩“风格”，实则是一种南腔北调，既摆脱了规范的品位，又逃离了创作的法则，确确实实陷入了猎奇的泥淖，不能不说这属于自身的迷乱。
最后，切忌机械模仿。广播电视节目千差万别，日新月异，有声语言必须因之而千变万化，随机应变。名人的表达，有其独特的体验、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样态，亦步亦趋地模仿，不但改变了自己，也扭曲了名人，叫做“画虎不成反类犬”，即使一时受到“真像某某”的赞叹，总有“露馅儿”的时候，掌声不会长久响下去，那结局往往是“差得远”的评价。名人如果被模仿得惟妙惟肖，正是名人的悲哀，因为那风格、特色竟成为模式，或固定腔调。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腔调具有某种传承性，上一代可以传给下一代，周边的人可以传给某个个人，生活可传给创作者，传播者也可以传给受众。这种传承性，犹如方言区中的人们对方言的认知与习得，普遍而顽固。这中间有众多的课题应该深入研究，也有语言教育、业务学习方面应该认真对待、着力改善的问题。一个共同的任务是：放开语言视界，充分认识语言，特别是有声语言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尽可能完美地解决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把播音创作推向情声和谐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