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受模式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一
广播电视传播，语言应该在其位，谋其“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文轻语”现象还远没有众叛亲离，西方语言中的“自然”之风又扑面而来助纣为虐。改革，在规律的关怀下，虽然曲折，但无疑是在前进着，深化着，把那些风声鹤唳淹没在历史车轮的轰鸣中。
传播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热衷于“模式”的推敲，似乎成了时髦，且常有以“发明”、“开创”了什么而自喜者。模式的崇拜者企图把大众传播模式化，并以建造类似秦砖汉瓦的模具，向往一劳永逸为目的。以国外、域外模式为模式的人是否明白：“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疑是不存在的。”
传播，包括广播电视传播，最难割舍线性和时间性这对孪生姊妹。传者和受者之间，不管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二者总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一寸光阴一寸金”，心无旁骛，坚定不移。
传者与受者只能是“我播你听”的线性传播关系，当然也有“你提议我参考”的线性反馈关系存在。传播播出什么节目，包含什么内容和形式，受者要听命于传者的安排，因此，带有强制性，哪怕同时有50套电台的节目，500个频道的电视节目，作为听者只要选择其中的一个节目，听者就在遵从着传者的意志，被这个节目引导。传者应该努力满足受者在信息、知识和欣赏娱乐方面的多种需要，使受者在“以事省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潜移默化中，得到大千世界的陶冶和鼓舞，积极地面对人生。广播节目要“声情并茂、悦耳动听”，电视节目要“形神兼备、赏心悦目”，传者义不容辞。
线性传播关系就是两点之间的“一线牵”，当然是由传向受的单向传播关系。这是广播电视传播的基本格局，任何丰富多彩，任何无穷魅力，都必须融入这单向关系之中。我国的“口耳之学”，外国的“主导动机”，正包含了这种格局。就是“接受美学”也不否认这个基本格局。
流行的“热线电话”，有众多受者参与的现场，也没有改变这个格局。作为受者，通过电话向传者发问或回答、介绍、评论之时，这位受者立即转为传者，他的言辞被众多的受者听到，“他播你我听”。他挂断电话，便又回到受者的位置，听其他传者的言辞。现场中，除说话者外，其他人只是“旁听”，成为现场的受者。说话者即为传者，除现场的受者在听，现场外的受者也在听。通电话者、现场说话者，因其是否进入媒体而决定其传受身份，而不是永远作为受者。在这里，媒体中起主导作用的传者，却不能因此而转为受者，哪怕是暂时的。
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也改变不了这线性传受格局，即使每一个网址都成为工作站，仍然存在信息发出者——传者，信息接受者——受者这一基本格局。虽然网络的纵横交错比广播电视的覆盖会出现更为密集丰富的结节点。
线性传播格局依赖于时间的推移。分分秒秒的时值或充分利用或任其流逝，真是“时不我待”，“时不再来”。这便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千古慨叹的根由。
广播电视的传播，一经开始，便一泻千里，流入千家万户，就是把全部接收器关闭，仍会“我行我素”，照播不误。因此，传者的热望便是打开的收音机、电视机等越多越好，打开的时间越长越好。要做到这一点，传者必须学会利用时间、把握时间。于是，多出精品以吸引人；于是，分出了第一黄金段、第二黄金段……于是尽量科学地排出节目时间表。时间意识应该全力加强，要像鲁迅说的“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不讲究上乘之作，不讲究播出效率和效果，难道不是在浪费受众的时间？
正因为时间性的制约，广播电视传播必须遵从历时性的传播规律，信息在前，传受在后；传在前，受在后。新闻报道的“新近发生”不能改为“正在发生”，原因也在于此。例如：火灾、水灾的报道，本就是水火在前，报道在后，同样谈不到“共时”。反馈、前馈等，更不例外。
线性中生发着立体动感，时间性上叠印着历史积淀，都为传者的创作灵感、敏锐反映提供了广泛的视野。有志者不会在线性、时间性的制约中束手无策，反会发现无穷的奥妙与无限的乐趣。
关于语言文化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二
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有声语言责无旁贷地承担着主干或主线的重任。它应该是字字珠玑，金声玉振，字正腔圆，余音绕梁。可惜近些年来，有声语言被冷落了，似乎失去了自己的功能，被“符号解读”、“意思沟通”之类的诠释弄得灰头土脸，真有点儿“自惭形秽”了。
语言是什么？人们总是以权威的口吻引用斯大林的定义，即“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工具”论，成为语言的枷锁，销蚀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自由空间，泯灭了形象与感情的神游天地。这与欧美语言的本性相合，而与汉语的精妙大异其趣。20世纪语言的转向进入“交流”，虽有其历史渊源，却也并未增添什么新意，如果说，语言从工具论提升到文化论，那便意味着认识的深化，这一转向才是真正具有了全人类的意义，或者说哲学的意义。
语言的文化论内涵，不过是说文化在典章、器物和意识形态方面必须化入语言的识别，进入语言的层面，才能体现出它们的现实价值和历史定位，也才能把思维成果和实践结果恰当地表述给后人。
在语言研究中，有两种极端的认识，一是把语言看做罪魁祸首，一切思维混乱、哲学片面、认识分歧、知识浅薄等都归咎于语言；另一是视语言为万能，甚至超过了客观世界本身，语言先于世界而存在。这类稚嫩、偏执的认识现在还是容易判别的。这两极之间，还有若干模糊的看法，就不那么好分辨了。“工具”论便似是而非地被一再阐释，不过只是一例。
广播电视传播中的语言问题，不能不同各种语言观相联系，不能不受各种语言观的影响。
欧美语言是一种形态语言，性、数、时等在一定语境中发生不同变化，决定了语句的具体语义。反过来说，某一语义，在这一表达形式下，只能如此安排词语序列。于是，思维定势确定了语言定势，社会公认某一语义，便实现了表达的目的。
汉语，是一种具象语言，迥异于形态语言。从文字组合的角度，从词语序列的角度，从有声语言的角度，从语境的角度，都无法确切地了解语义的具体走向，光从文字、语音上，更难把握语句的本质。“言简意赅”，“辞约义丰”，正是汉语特征的准确概括。阴阳五行、九九归一，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完全打破了性、数、时等形态的格式，让文字、语音的整合变异，开拓出了以一当十、举一反三的意象空间。
在交际和交流思想的过程中，重视通俗和浅白，但各有特点。欧美语言特别重视思想，重视思想的形成，重视思想的自然表露。“逻辑钳力”在交际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诗歌、戏剧等艺术创作中，也有明显的印记。汉语表现在日常谈话中同样讲究通俗易懂，上口顺耳。但汉语更重视感情，重视感情的积聚，重视感情的恰当抒发。“艺术魅力”往往引人入胜，语言的感染力功不可没。莎翁《奥赛罗》里思想的闪光，郭老《屈原》里感情的火焰，不是一种对比么？西方的幽默常来自思路的迂回折返，中国的相声总出自语言的夸张误会，也可见一斑。
语言的民族性不可忽视。汉语的审美层次中修辞的千姿百态，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并未失落，难道在广播电视中就可以抛弃么？有人热衷于浅白，追求“说话”的平实，并非不可，但不应把这看做纪律，必须人人如此、每个节目都如此，那样何来多样化？何来百花？
韵律美，是一种文化形态，口口声声要在节目中体现文化内涵的人，仅仅把文化局限在“思想”中，那么，“抬起头来看见了月亮，低下脑袋想起了老家”也可以成为千古绝唱了。语言的韵律，既在思想中，也在感情中；既在逻辑中，也在形象中。我们所说的韵律美，完全不是语言游戏的沉渣泛起，更不是六朝骈文的空虚寄托，而是常态语言的升华，审美语言的凝结，精品节目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轻视语言，忽视语言的审美层次，肯定会受到语言的惩罚，只是早晚的问题罢了。
那么，现在我们该做些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是规范化，让语言进入民族的规范圈之内，在真实和真正的意义上，成为民族共同语，而不要掺杂进方言土语。其次，允许不同的语言形态、语言样式、语言样态共同生存，优势互补，而不要人为地、主观地硬分优劣，竭力褒贬。最后，从现实出发，从自身条件出发，努力弘扬民族语言的优良传统，提高语言品位，而不要浅尝辄止、讳疾忌医。
汉语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她像弥勒佛一样，“大肚能容天下可容之事，笑口常笑天下可笑之人”。
关于节目品位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三
广播电视中节目的主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日常说的听节目、看节目，正是一种认可。可见，节目质量便成为节目的生命，也就成了广播电视的生存和发展的支点。
能否称得上节目，大约要看在某个单位时间里，相对独立的内容和形式的完整性。哪怕是长系列的一个片断，也不能有头无尾，或者毫无收束感。如此，便面临着逻辑链条的起讫、形象展现的始末。当然不必像八股文似的，非得按起承转合的套数走，但那思路、文路、态势和走向，绝不该模棱两可，甚至丈二和尚令人摸不着头脑。现在的节目中，正有些不知所云、不知所终者，好像制作者并无主意，也不在意，很有些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的味道呢，究竟明白节目为何物么？
其实，重点应该研究节目的内容、节目的形式，以及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这种一般性的认识还不能完全解决节目质量的问题，因为，内容极为广泛，形式甚是多样，它们之间并没有现成的对应公式，必须下一番选择的功夫，有时是多次的否定之否定之后，才顿开茅塞。任何炒冷饭、赶浪头、追时髦、图便捷的做法只会带来“为赋新词强说愁”、“乔太守乱点鸳鸯”的后果。
节目分类，一般根据内容，如：新闻评论、知识服务、教育欣赏、综艺娱乐。也可根据对象，如对工人、对农民、对青少年、对学龄前儿童、对老年人、对妇女、对解放军、对华侨、对港台同胞……
根据形式分类，如报告新闻(口播新闻)、现场报道、录音报道、实况转播、配乐通讯、广播谈话、电视访谈、专题片解说、主持人节目……
自从设立了主持人节目后，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并且受到了欢迎。这个新形式只是增加了传播的品种，丝毫不意味着它“笼盖四野”、“一统天下”。每一种形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种形式都有其不可替代性。当然，有的形式会被改造，甚至被淘汰，但是，总会不断出现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形式。任何停滞的、静止的、凝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如果从早到晚广播电视里只是一个个主持人节目，“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一般认识也就是痴人说梦了。
新的节目从出现到发展再到成熟，并不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总有其特殊性、局限性。主持人节目，就是指设置了主持人的节目，如果只是为了设置主持人而设置主持人，必会走上形式主义。没话找话，本可不说话也要说两句，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也得多说几句，否则，就不能显示主持人的存在，这不是画蛇添足么？这样下去，恐怕会离精品越来越远了。
节目内容和形式共同确立节目的品位。人有人品，诗有诗品，节目也可以有品位，用以考察节目的规格、档次。节目中，有高雅品位、平实品位、通俗品位，每个品位又分上、中、下三级。高雅品位，并不含有贵族、皇家所专有的意思，大体是指有一定文化深度和审美层次的节目。平实品位，大多是朴实无华、切实可行的节目。通俗品位，一般是说直白浅显，有趣易懂的节目。高雅品位要注意上限，那种古奥难解、晦涩艰深的内容，不宜在广播电视中传播，也不在高雅之列。通俗品位要注意下限，那种迎合媚俗、低级浅薄的内容，理应禁绝，当然不在通俗之列。高雅、平实、通俗三个品位，都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别。上品是上乘之作，也称为精品，内容和形式都表现出精美的品格。中品具有良好的品格，却在某些方面差强人意。下品则显得有些粗糙。
广播电视节目是群体智慧的结晶。略有瑕疵，即便是白璧微瑕，也显示着群体水平的参差。其中，出头露面的播音员或主持人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既是群体的代表、节目的亮点，也是受众注意的重点。而语言，更是节目画龙点睛之笔，熠熠生辉之处。语言内容、词语序列、辞采文风都直接影响着节目的品位。
节目的品位，在线性和时间性的制约中，不能不讲求文化的含量。单位时间里，大千世界的精华浓缩其中，生命活动的细胞跳跃其中，使人见微知著，因小见大，境界高远，美不胜收，这不是传播者的万能，传播者表现出的是汇集、汲取、加工、完善的功夫，善于传播而已，岂有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