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们的日常谈话，已经进入了各个行业、不同层面，能够叙述各种人事、抒发各种情怀。人际传播过程中，人们无所顾忌，亲密无间者甚至无话不谈。大众传播则不然，无论谁都要修饰、整理一番，不利于自身形象的任何细节都不愿意暴露在大众面前。这个“传播场”是一只无形的手，指挥着人们努力调整自己的内心和外表，那结果就必然是脱离人际传播状态，适应大众传播要求。不用说化妆服饰、举手投足，就是人们最普通的一颦一笑、咳嗽喷嚏，都要密切关注，防止失误。传媒人物就更是如此。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在话筒前、镜头前，决非完全的自我，他们必须调整自己，强化和美化节目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和淡化节目所不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如果刻意追求人际传播的效果，削弱大众传播意识，必将导致事与愿违、不伦不类的形态，“画虎不成反类犬”。原因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
谈话，是口耳之学，人们可能达到“耳顺”的境界，却永远做不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当前，我们急需提倡语言的自觉。一方面，我们要继承言简意赅、辞约意丰的汉语传统，又要使用浅近通俗、新鲜明快的现代口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舍弃故弄玄虚、古奥晦涩的“八股”，又要避免杂乱臃肿、貌合神离的“隐喻”。广播电视理所当然地具有语言导向问题。媒体的责任，“灌输”也好，“诱导”也罢，应该赞美崇高，应该张扬正气，应该推进规范，应该营造美感。这些，正是人际传播涵盖却掩盖、生长却稚嫩、闪光却短暂、晶莹却粗糙的珍宝，不去开掘、雕琢，而一味照搬、仿制，怎能出精品？怎能出经典？语言的自觉，既不是追逐时尚所能培育的，也不是一哄而起所能提升的，它只能是潜心继承、锐意创新的产物。一个民族的语言自觉，来源于民族文化的先进性阐释与发扬；一个媒体的语言自觉，一定同媒体自身先进文化含量的正增长有关；一个人的语言自觉，离不开他对人类文化的感悟水平和把握能力。谈什么，固然重要，怎样谈，更是关键所在。一个人的经历体验，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一个场景的色彩纷呈，一个道理的深入浅出，在叙述的话语中，都体现着叙述者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不要否认谈话功能的“规范性”、“庄重性”、“鼓动性”、“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吧，不要再重复“即兴谈话水平高”、“播音念稿水平低”的神话了吧！语言表达的水平怎么能仅用表达形态来判别呢？语言的自觉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包括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也包括文字传播、声音传播。有声语言传播的“朗诵式”、“宣读式”、“讲解式”、“谈话式”融合着口语语体、书面语体的优势，造就着民族风格、群体风格和个体风格的独特样式，既能继往又能开来，就必能与时俱进。
让我们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集团优势，充分发挥各种节目的独特功能，参与世界传媒的激烈竞争，殚精竭虑地使中华民族的金声玉振、黄钟大吕响遍全球！
关于传播观念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八
面对“入世”，值得广播电视工作者思考的事情很多，但是首先遇到的恐怕是传播观念的问题。
我们当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论国外、域外的传播学如何发展，不论我们的传播理论怎样深入，这个立足之本永远不可动摇，而且要“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三个代表”的重要指导思想，一定要落实到广播电视的传播中去，这不但是“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所规定，而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前进方向所必需。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不能有须臾偏离。至于具体操作层面，也是应该思考的。
一
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扩大，形成了网络并逐步规范，激烈的竞争已经开始。能不能处于强势媒体的地位，加大强势传播的力度，便成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闭关自守的状况下，可以舆论一律，可以独家宣传，因为鲜有竞争；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必须强调导向，必须坚持主流，因为参与竞争。
我们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当然要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不过，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怎样宣传。各大强势媒体都在宣传报道某一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缺席，我们也要参与进去，阐明我们的立场，发表我们的观点，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有些同志往往习惯于某种定势，以为这个事件不必宣传报道，于是只去注意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需要报道的事件。今后这样去处置，就会使我们在竞争中变得被动，甚至会患上“失语症”。我们“真理在手，正义在胸”，“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应该争取在任何重大事件的报道中都出席，对任何重大事件都发言，毫不隐瞒我们的观点，在竞争中显示我们深厚的坚实功力。
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自发产生的，必须“灌输”，必须“教育”，然后才能进入人们的“自觉”，并逐渐形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这些又体现在对于主客观世界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中。广播电视的宣传报道，实际上不能不是一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灌输”、“教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激烈残酷的竞争中，人们只相信实力，而不相信眼泪！
当然，我们的宣传报道绝不是简单、机械、生硬、苍白的，绝不是“一相情愿”、“爱听不听”的。我们不会片面地理解“灌输”、“教育”的内涵，像某些人那样，把它们当做强制、威压的代名词，一提起它们就反感、就厌恶。我们有长期的宣传艺术传统，我们有丰富的宣传艺术经验，我们在宣传报道中，不可能不考虑宣传报道的形式和效果，不可能不琢磨宣传报道的可听性、可看性。除了那些急功近利、敷衍了事的人，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满怀着道德责任和艺术良知，都会以高涨的热情努力创作精品节目，为人民奉献更好的精神食粮。
二
我们要出席，我们要发言，在广播电视的传播中，亮出我们的旗帜，发挥我们先进文化的优势，既要实现“传输覆盖”，更要实现“民心覆盖”，我们就必须讲求宣传艺术。“怎样宣传”，肯定成为我们传播观念的核心。
事实上，各大强势媒体一直在“怎样宣传”上做文章。同样是一个世界性重大事件，都在第一时间播出，哪个优哪个劣，谁个完美谁个欠缺，是可以通过比对来判别的。首先是信息价值的高低，其次是信息传播的正误。还有就是：
信息的真实与否。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传信息范围很广，但是，信息的真实性就成为第一要素。虚假信息的制造、信息垃圾的出现，能够迷惑人们的心志，把人们引向歧途。不过那些虚假信息总是像肥皂泡一样，瞬间就会破灭，其结果是导致对信息发布者——媒体的失信。而且，一次失误也许会带来永久失信，因为那怀疑的心态短时间难以消除，可信性再也不容易建立起来。这是应该给以严重关切的。
信息的准确与否。同样的信息，由于报道者的价值判断不一样，很可能造成宣传的片面性。一个世界性正义事件，只从消极性上报道，给以否定性评价，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无视那应有的积极性方面，甚至用非正义的定性语言进行抨击，毫无疑义必遭谴责。相反的情况也一样。就是在价值判断上趋同，那评价的高低也要准确无误，而不应夸大或缩小、抬高或压低。褒贬无度，只能说明传播者的审视力、判断力、思辨力、表达力的粗疏和偏激。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必须“真实，用词准确”，就包含着这个含义。
信息的密集与否。信息的传播应该讲究有效，即在单位时间里容纳的信息量多少，其中的有效信息多少，密集的信息是在剔除了冗余信息、无效信息之后，保存下来的纯正信息。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强调信息总量，而特别指认信息的有效性。要想保证信息的有效性，一方面，不能让信息处于超饱和状态，要有一定的深化、生发空间；另一方面，每一条信息必须达到言简意赅，删除废话、套话，字斟句酌，字字珠玑、语语中的。
信息的迅捷与否。信息的传播必须争取首发权，即力求在第一时间内发布出去，而不要落在他人之后。首发权是一种主动权，带有权威性。人们接受信息的时候，往往“先入为主”。在这方面，落后就意味着丧失发言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然，首发权也不能粗制滥造，也要认真负责。时机性和时效性并不矛盾，二者完全可以在“有理、有利、有节”的价值观上得到辩证统一。有利的时机性，会产生最大的时效性。
信息的精美与否。信息本身已经具有了审美价值，在传播的时候，作为中介，传播者是否着意揭示信息的内在美，赋予信息以美感，就是相当关键的了。“地球村”的概念，指称人们的距离拉近了，信息可以共知了，几乎没有什么信息能够“密而不发”了。那些重大事件，各媒体都竞相发布，这时，就看哪一个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能够给人以美感。给人的美感越强，人们越愿意接受。例如：声音的美感、画面的美感、视阈的美感、表述的美感……不管是大笔勾勒，还是精细点染，总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
三
怎样传播，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广播，要求“以声传情，声情并茂”。不论是专业人员还是非专业人员，只要是从广播里传出来的声音，都应该是“明晰”的，不能囫囵吞枣，不能含糊不清。
电视，要求“形神兼备，声画和谐”。不论是新闻节目还是非新闻节目，只要是从电视里传出来的语言，都应该是“明晰”的，不能七拼八凑，不能闪烁飘忽。
广播电视节目，切忌“人际化”。表面上看，把人际传播引进大众传播，好像是“贴近”了大众，实际上却降低了大众传播的等次，失去了大众传播的优势。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正是大众传播优于人际传播的特点。“艺术之所以是艺术，正因为他不是自然”，人们在生活中听到、看到的大千世界，远比大众传播中的丰富、质朴，如果大众传播中的东西还不如人们耳闻目睹的东西精妙，只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仿造、摹写，那么人们还需要大众传播干什么呢？精品意识，可不是平庸意识（或曰平凡意识、日常意识），就是所谓的“平民意识”、“大众意识”也同样要求精益求精、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作为电台、电视台“门面”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只有“德才兼备，声形俱佳”才能胜任。什么“声音和形象都不那么重要了”的观点，连起码的职业标准都抛弃了，还能说是传播观念的“创新”么？当我们的广播电视中呈现的是“声不悦耳”、“其貌不扬”的景象时，还可听可看吗？我们并不要求“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但也不应等而下之，越难听、越难看越好吧！
至于民族文化的底蕴，同样是我们要专心致志地去追求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会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一些。一味显示生存层面的“原生态”，向自然主义、后现代、后殖民寻找强身健体的营养，会“数典忘祖”，会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那是懦夫和懒汉的哲学，要得软骨病的。在国际竞争中，我们应该拿起枪：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让我们记住诗人田间的这首名篇吧，我们会无往而不胜的！
关于传播规格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九
在传播观念的问题上，首先是“传播什么”，即廓清哪些是应该传播的，哪些是不应该传播的。任何传媒都有自己的传播下限，总是把那些不应该传播的内容大体确定下来。这里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如国家机密、经济情报、军事机要、科技尖端等；另一个是违背道德标准方面，如败坏风气、侮辱人格、造谣生事、低级趣味等。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大众传媒，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和人民之福。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突破道德底线的情况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在本应坚持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广播电视传播中，屡屡出现违背道德底线的言语行为，令人难以卒听、难以卒视，甚至令人作呕、令人气愤。在已经“入世”的今天，这无疑是对传媒业的败坏，对国家形象的损害。
一
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条件的富裕，文化氛围的闲适，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们愈加感到“时不我待”、“机不可失”、“竞争激烈”、“任重道远”。也有些人，玩物丧志，欲壑难填，利用广播电视的娱乐、博彩功能，填充后现代、后殖民的文化渣滓，迎合低俗，招欢买笑，从中捞取实惠，以取得经济效益为口实，掩盖社会效益的缺损。仅举几例：有的节目，只是克隆了域外或国外的类似节目，却如获至宝，大量宣扬影星歌星的私生活，津津乐道于他们的生活琐事，让他们支撑节目的“收视率”。有一次，主持人竟让两个素不相识的明星商量“什么时候结婚”、“生几个孩子”，完全不顾大众传播的“公开性”、“公众性”，丧失了起码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有的节目，主持人拒绝讲普通话，以操“港台腔”为荣，摇头晃脑，挤眉弄眼，扭捏作态，嗲声嗲气，以为这就是“活泼”，令人不可卒看，把泱泱大国的作风和气派扔到了九霄云外；配片解说时方音不改，毫无感情，冷漠懈怠，半死不活，以为这就是“真实”，令人不可卒听，把汉语的丰富精美糟蹋得不成样子。
有的电视剧，大肆渲染三角恋爱、婚外恋，可以毫无缘由地出现床上戏、裸露戏。好像缺少这样的镜头，就会失去观众，好像没有这样的镜头，就无法“贴近生活”。有的电视剧，不顾人物的最高任务、贯穿动作，不顾人物特有的身份、场合，插科打诨、贫嘴薄舌，哗众取宠，俗不可耐……
即使这样的节目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因此，我们应该明确“规格”的概念，把那些不该播出的东西挡在话筒和镜头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