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女性打交道越多，越使我意识到她们正进行着怎样的双重挣扎，而这种挣扎会使她们筋疲力尽。
——玛丽·阿涅斯费兹吉邦
传媒，作为既古老又现代的行业，最能看出女性地位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变化。
加拿大，作为最早发展新闻事业的国家，传媒事业非常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加拿大有105份日报，790座广播台，170座电视台，950家周报和450多家消费和商业类杂志。加拿大女性在传媒中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加拿大媒介女性是如何发展的？其对新闻界乃至政治国际社会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第一节加拿大媒介女性职业发展
据加拿大广播电视业大事年表记载，1919年，马可尼公司即在蒙特利尔建立了XWA广播电台，而对报业来说，19世纪中后期是加拿大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到了19世纪晚期，加拿大媒体已经为女性记者敞开了大门。据192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时加拿大有248位女编辑和记者，她们的比重，基本上是占到整个记者数量的13%，这说明女性在这个国家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加拿大女性新闻工作者能在这个由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分得一杯羹，最主要原因是商业化的发展。
1867年，加拿大正式成为自治领后，不断向西部进行扩张，到1873年，国土面积扩大了近10倍。国土的增长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一条横贯东西部、长达3000公里的太平洋铁路出现了。随后在其沿线涌现出一大批新兴城市的身影，也带来了报纸的发展。
19世纪中后期是加拿大报纸迅速发展的时期。1883年，在多伦多平均每天每个家庭购买两份报纸。1900年，加拿大全国已经有日报112种。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出现了两份报纸，而且就在这一时期，加拿大开始出现了大众化的商业报纸。第一家成功的大众日报是1869年在蒙特利尔出现的《明星报》，该报主要以当地的社会新闻为报道内容，间或揭露一些政要名人的丑闻。该报的成功带动了大众化报纸的热潮。随后，其他一些比较大的城市也相继出现了大众报纸，如多伦多的《世界报》，蒙特利尔的法文《新闻报》，以及渥太华的《日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又一次出现了移民高潮，人口激增，经济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商业报纸发展迅速，开始进入了一个商业报纸的发展时期。正是因为商业化的发展，广告商们认识到家庭主妇也是重要的消费者，于是，新闻报纸便纷纷雇佣女记者来争取女性读者。
到了20世纪初，加拿大经济的发展给妇女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能够从事更多更有意义的工作，妇女权利和公众生活方面的参与得到加强。同时，种族和宗教阶层的不同，使得以个人为主体的妇女在职业上千变万化。
尽管如此，传统的就业观仍然左右女性的择业。女性的报道范围在当时被限制在时装，社会报道，以及女性的俱乐部活动，或者家长里短的软性新闻方面，而政治、战争、经济和日常事物看起来比较硬性的报道，则仍是女性记者报道的禁区。
尽管女记者们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报纸的主编，但是她们却能创造出一种在报中报的格局，让女性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与传统的匿名报道相比较，在女性版面工作的编辑通常会有自己的新闻报纸风格，或者会有一些容易让读者认出是谁的笔名。女性版面的编辑和专栏作家能以一种恰如其分的姿态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女性版面，记者能让读者认同她们的一些观点，女记者有潜力创造一种亚文化，为女性服务。
从1970年至1994年，加拿大有约300万妇女加入劳动大军，女性记者在日报的从业人数从曾经的五分之一上升为三分之一；在广播电台工作的人数，从20%上升到37%，几乎翻番。尽管如此，在报业工作的加拿大女性，其比重到了20世纪90年代依然保持在11%左右；但在电视媒体方面，女性记者的分量却超过美国三个百分点；在过去的20年当中，美国女性记者在电视媒体的比重仅仅增加到34%。
第二节加拿大国际新闻界的媒介女性
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加拿大媒介女性在国际新闻界中一直都不寂寞，先后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女记者，一直为国际新闻界津津乐道。更为有趣的是，在这些女记者中，尤以那些因采写战地报道或后来走向政界的女性为主。
一、加拿大战地女记者
一直以来，战争信奉让女人走开。一些女战地记者承认，在战场上，她们永远不会被男同事平等看待，性别差异的确成为职业的鸿沟，然而就是因为性别因素，反让战争多了一丝丝温柔。她们的勇气丝毫不逊色于男记者，甚至比他们还要勇敢。
2002年，加拿大的凯西·盖农(Kathy Gannon)、俄罗斯的安娜·波利特科大卡娅(Anna Politkovskaya)，以及津巴布韦的桑德拉·尼拉(Sandra Nyaira)三位女记者共同领取了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的勇气大奖，表彰她们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真相，揭露恐怖主义、政治腐败和种族屠杀。
在进入美联社之前，盖农曾供职于加拿大的《麦克琳周刊》（Macleans）、《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及一家日本报纸。之后，盖农效力于美联社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分支机构，习惯了在战火纷飞的喀布尔记录战争，描写当地阿富汗人民在战争中的生活。“9·11”那天，盖农是在喀布尔为数不多的几位国际新闻记者之一，也是当时唯一获得塔利班的许可回到喀布尔的西方记者。美军在11月份对塔利班进行打击的时候，她还待在喀布尔的办公室。
为《环球邮报》工作的莫莉·盖吉是加拿大女性报道战争第一人，她报道了英国的战争，并与诺曼底登陆受伤的第一位士兵一起飞回。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的安·麦蒂娜（Ann Medina）也是20世纪80年代活跃在黎巴嫩为数不多的女记者之一。
杜汉姆（Durham），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世界（Newsworld）的一名记者，46岁的她是两位女孩的继母。她曾独自一人带着索尼摄像机穿梭战场，也曾坦率地表示想做人物故事，“我对人们如何来到这样特殊的环境很感兴趣”。
出生于1957年的安娜·玛丽亚·特莱蒙（Anna Maria Tremouti）是一位加拿大的广播和电视记者，她在CBC做过许多出色的节目。她曾是知名栏目“The National”的高级记者。2002年后，她主持CBC的早间新闻节目“当下”（The Current）。之后被派往中东多年。因为她出色的工作，安娜·玛丽亚·特莱蒙被授予双子星奖，这是一个在加拿大相当于艾美奖的奖项，并获得多伦多女性电影电视奖，也被她的母校温莎大学（windsor）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地女记者都能收到荣耀的鲜花和掌声，也有一些人因为战争或冲突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加拿大女摄影记者扎赫拉·卡齐米（Zahra Kazemi）就是其中的一位。
2003年6月，伊朗国内爆发学生示威活动，卡齐米当时正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进行采访。6月24日，当她在德黑兰的一座监狱外，正准备拍摄囚犯家属等待他们获释亲人的镜头时，被监狱方面逮捕，之后便没有了下落。2003年7月16日，伊朗副总统阿卜塔希公开承认，这位女记者在关押期间被殴打致死。
2003年11月，加拿大自由报道记者联合会给卡齐米追授塔拉·辛·海耶（Tara Singh Hayer）纪念奖，以表彰其维护自由报道权利的勇气。
